王亚军

摘 要： 三语习得比二语习得要复杂一些，但是句法能力的发展仍然是三语习得的核心与重点，探讨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的文献，介绍了英语关系从句习得可及性假设及相关实验，指出了未来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关系从句习得的研究方向是聚焦少数民族学生认知特征的微观三语习得实证研究。

关键词： 三语习得 语言迁移 可及性层级假设

二语习得是指通过母语习得之后的任何其他语言的学习。二语习得的过程就是一个句法能力发展的过程，句子习得是二语习得的核心与重点。三语习得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已经掌握的第二语言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三语习得过程比二语习得过程要复杂一些，但是句法能力的发展仍然是三语习得的核心与重点。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汉语是第二语言，英语是第三语言，英语的习得既要受到本民族母语的影响，又要受到汉语的影响，所以三语习得过程是比较复杂的。近年来，为了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水平，三语习得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三语习得具有重要意义。

一、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文献综述

姜秋霞、刘全国（2006）指出，第二语言即汉语的干扰和迁移是造成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困难的重要因素，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师大多数是汉族教师，课堂语言主要使用汉语，这加大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概念选择和认知转换难度。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动机比较低；少数民族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的接受程度低；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三语教学基础；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探索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理论与模式，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何晓军（2014）认为，我国的三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21世纪初，落后于欧洲，我国的三语习得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国外三语习得研究的介绍，三语习得的实证研究很少。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与汉族学生的英语教育方式、教材等基本一致，几乎没有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语言特点和认知特点，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急需得到重视和研究。王慧、孔令翠（2013）发现，当前藏区英语教学的媒介语主要是汉语，汉英混用比例最大，藏英混用比例最小或者没有，让藏族学生用第二语言汉语理解陌生的第三语言英语，更是难上加难，藏族学生的母语藏语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实际上处于无用状态。另外，藏区学生的英语教材编写语言是英语和汉语，造成藏族学生利用汉语学习英语的负迁移作用难以得到有效的纠正和解决。曾丽（2011）通过调查贵州省两个县的四所民族语言和汉语并轨教育制小学的一百多名少数民族小学生发现，只有三、四年级的平衡双语（即一语和二语达到与年龄相适应的水平，且两种语言水平相当）的少数民族小学生在学习第三语言（英语）时候才具有优势，单语学习者和不平衡双语学习者（一语水平达到了与年龄相适应的水平，但是二语水平滞后）在学习第三语言（英语）时候处于劣势。该研究发现，不平衡双语学习者学习第三语言（英语）一年后，除了英语词汇意识有所强化外，语音意识、句法意识都没有强化，而平衡双语学习者学习英语一年后，英语词汇意识、语音意识、句法意识都有显著强化，且提高程度大大高于不平衡双语学习者。该研究认为：只有平衡双语者学习三语时才能取得快速进步，因为平衡双语者的元语言意识获得长足发展，所以在学习三语时具有认知发展的优势；不平衡双语者及单语学习者因为缺乏语言学习经验和基础，即元语言意识比较薄弱，这种认知水平的滞后不能促進三语的习得。该研究建议在民族地区，三语学习应该放在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再开始效果会更好，同时在师资建设方面，民族地区英语教师最好是熟练掌握汉语、民族语言、英语这三种语言，以此满足不同语言水平、不同民族背景的学生的学习需求。魏亚丽等（2013）通过对维吾尔族大学生三语习得过程中英语限定性关系从句的习得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可及性层级假设在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习得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成立，只是部分成立，调查研究中的任务类型会影响从句习得的精确性。维吾尔族大学生三语习得中的句法习得受母语（维吾尔语）和二语（汉语）的共同迁移作用。

二、三语习得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关系从句习得研究

以乔姆斯基为代表人物的转换生成语法代表了当今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他把语言学研究定位在探讨语言习得的机制上，研究目的在于搞清楚语言在大脑中的运作机制和体系。乔姆斯基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语法体系，即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由一系列原则的参数构成，这些原则和参数中的一部分叫作核心语法（core grammar）的内容只管语言习得当中最本质的句法部分，词汇习得等属于语言习得的边缘部分（peripheral part），受普遍语法的影响很少。儿童自从出生就有普遍语法存在于大脑中，这些普遍语法可以适用于任何语言，语言学习者要学习的主要是词汇等语言的边缘部分。儿童出生时的大脑中的语言机制是语言的初始状态，这种初始状态是由一套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和参数组成的，这些普遍的原则和参数适合于任何语言的习得，习得不同的语言只需要给这套机制输入不同的参数值，该语言的语法原则就会自动获得，尤其是作为核心语法的该语言的句法就会自动获得。因此，学习参数值的过程会激活语言的初始状态。所以，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不管是二语习得还是三语习得，学习者大脑中的普遍语法都在起作用，只是起作用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都是句法能力的发展，这种句法能力的发展受普遍语法（UG）中的核心语法的制约。普遍语法（UG）可以作用于二语及三语学习者的句子习得过程。英语句子是一种主从复合结构，即一个主句加一个或者多个从句的结构形式。英语句子的延伸靠在主句上附加从句的方式实现，英语的关系从句是一种后置修饰结构（post-modifier）。普遍语法（UG）在习得任何英语句子结构时都会起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普遍语法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只是不同句子结构习得中的可及性作用是不同的。英语关系从句可以分为如下六类：主语类关系从句（S）；直接宾语类关系从句（DO）；间接宾语类关系从句（IO）；介词宾语类关系从句（OPREP）；物主代词类关系从句（GEN）；比较宾语类关系从句（OCOMP）。经过对多种语言习得过程的比较，Keenan & Comire（1977）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对于不同类型的英语关系从句结构习得难易程度不同，S>DO>IO>OPREP>GEN>OCOMP（这就是可及性递进阶Accessibility Hierarchy（AH），英语学习者对于可及性递进阶左边的关系从句结构容易习得，而越靠右边的结构学习者越难习得掌握）。endprint

对于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来说，除了普遍语法（UG）的作用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母语的迁移作用。Lado研究发现，学习者开始学习一门外语后会发现这门外语的有些方面很容易学但是有些方面却很难学。这些很容易学的部分往往是和学习者的母语相似的部分，这就是正迁移现象；那些和学习者的母语差别大的部分往往很难学，这就是负迁移现象。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迁移现象可能不仅来自母语，还来自他们的第二语言，即汉语。外语学习中的迁移现象有三种表现形式：（1）有利迁移（正迁移），即母语促进了外语的学习；（2）回避：学习者回避使用他们觉得难的外语结构，这些结构往往和他们的母语差别巨大；（3）过度使用：学习者往往过度使用一些他们熟悉的结构或者用这些结构代替他们认为难学的结构。

美国人Schachter（1974）曾经最早发现中国学生回避使用英语关系从句，他对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波斯语国家、阿拉伯语国家的四组学生进行测试研究发现，来自波斯语国家和阿拉伯语国家的学生在英语写作中使用关系从句的数量远远比中国和日本学生使用的关系从句多。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汉语、日语的关系从句结构与英语的关系从句结构差别很大，汉语中被限制的名词词组在句末，而英语的则在句首，例如：与我谈话的那个老师，the teacher who（m） I talked with.但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关系从句的结构顺序则与英语相同，这就造成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学生英语写作中的正迁移，中国和日本学生的负迁移。陈月红（1999）对159名香港大学生进行句子连接测试研究，研究结果（见表一）表明：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最多使用的是主语关系从句，而他们很少使用其他类型的关系从句。中国学生回避使用英语关系从句的结果就是中国学生产出的英语句子连贯性不强。

陈月红（1999）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中国学生被要求使用一定类型的关系从句时，学生在运用中出現错误最少的是主语和属格主语关系从句，而他们在使用直接宾语、介词宾语和间接宾语关系从句时犯的错误最多（如表二所示），而且他们回避使用指定的直接宾语、介词宾语和间接宾语句子。

陈月红（1999）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容易用主语关系从句代替所指定使用的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和介词宾语关系从句。这个研究是以英语作为二语的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但是，目前关于英语作为二语的学生的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研究比较多，但是英语作为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研究少见，这类微观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习得的独特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可以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研究应该致力于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常用的从句类型和具体数目，以及他们容易用错的英语关系从句类型。并且通过调查问卷调查他们对英语语言文化的接受程度，调查他们英语学习动机的强弱，以及如何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动机。

普遍语法（UG）在三语习得中的作用与其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不同之处、三语习得中学习者所受的多语迁移作用，这些微观的研究问题需要具体的实证研究揭示其规律。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在国内才刚刚起步，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且不成体系，目前国内三语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三语习得理论的介绍，本土化三语习得研究的论文比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的研究，缺乏揭示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认知特点和规律的微观研究成果。例如：未来更多研究应该聚焦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语言特点和认知特点，从而揭示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为少数民族英语学习教材的开发和课程大纲的制定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314.

[2]Schachter， J.. An error in error analysis[J]. Language Learning，1974（24）： 205-214.

[3]陈月红. 中国人学英语为什么回避使用关系从句[J]. 福建外语，1999（1）：49-51.

[4]何晓军. 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影响——以四川藏族大学生英语词汇学习为例[J].外国语文，2014（1）：140-143.

[5]姜秋霞，刘全国. 西北民族地区外语基础教育现状调查——以甘肃省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2）：129-135.

[6]王慧，孔令翠. 藏区英语教学媒介语问题与基于藏族学生母语的藏授英语教师培养[J].外语学刊，2013（5）：109-113.

[7]魏亚丽，彭金定.三语习得视域下的语言迁移研究——以维吾尔族学生英语关系从句学习为例[J]. 新疆社会科学， 2013（2）：140-146.

[8]曾丽. 儿童三语习得中元语言意识的发展对我国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启示[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5）：748-755.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批准号：16YJC74007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