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芳艳

摘 要：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尽管承继了原著对普通人心灵世界的洞察，表现了现代人孤独的主题，但影片对原著从内容、人物到内涵所做的删改，极大地削减了原著丰富的寓意和魅力。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承继 变化 缺憾

刘震云被誉为当代文坛讲故事最“绕”的作家，他习惯于在作品中把一件事讲成几件事，而且事与事之间互相纠缠，无法理清，在看似麻团一样的故事结构中刘震云表达着自己对现实冷峻的思考和批判，他因此也被称为严肃作家，他的作品也被称为严肃文学。刘震云2009年出版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就凸显了他讲故事的“绕”。这是一篇故事很多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把这样一篇小说搬上荧幕是件非常艰难的事。但2016年11月这部作品终于被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导演搬上了大荧屏。尽管刘震云本人对这部影片表示很满意，称它是一部“有思考内容”的电影，但可惜的是影片上映后，票房仅二千多万，远远未达到票房预期。票房的低迷多少说明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失望。那么从小说到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有怎样的改变？

一、《一句顶一万句》：从小说到电影的承继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一个出走和归来的故事，分上下两部。上半部讲一个叫杨百顺的农村青年和家里人说不着，和周围的人也说不着，他的成长经历和谋生经历充满了挫折和创伤性记忆；和他人沟通的不畅以及被家人和朋友的欺骗，使他不断更换自己的身份，但最终都没有解决自己沟通的问题，于是他最后改名罗长礼（一个喊丧人的名字），然后出走了。下半部讲和杨百顺没有血缘关系的流落山西的外孙牛爱国，费尽千辛万苦又循着祖先的来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可回去后获得的依然是孤独和失落。小说讲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这个结构性的困境里面，无论是出走还是寻根归来，最终都是一个梦。这篇小说虽有着非常复杂的逻辑关系，但主要通过对普通人心灵世界的洞察，表现了现代人无处不在的孤独和失落感。影片《一句顶一万句》承继了原著表现现代人孤独的这一主题。影片截取了原著下半部内容的一部分，即牛爱国与老婆庞丽娜之间的爱恨情仇及姐姐牛爱香的情感故事，由“说话”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彰显了现代人无处不在的孤独感。电影中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一个因说不着“要离婚”，一个因说得着“想结婚”。他们都是“婚姻这座围城”中的“迷路人”，想出去的牛爱国找不到出去的路，刚进来的牛爱香则找不到继续“过”下去的路。想出去和想进来的都备感孤独和失落，从“有话”到“没话”再到“找话”，影片贯穿始终的是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有“话”，讲的依然是沟通的问题，沟通的不畅使主人公陷于永远的孤独。小说和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陷于“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的怪圈中的真正孤独者。

二、《一句顶一万句》：从小说到电影的变化

刘震云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道：“用一个电影去诠释整部小说，本身这个理论就是不成立的。”所以他也认为电影只是对小说部分的节选，不能充分表现小说丰富的寓意。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如此。

（一）“孤独”内涵的单一 刘震云善于在小说中关注现实之外的内在世界，人就是生存于语言之中的，这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每个人貌似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交流中，但其实每次交流都是一场新的困境的开始，刘震云碎碎叨叨编织起来的绵密的小说语言充满诡计，不失逻辑，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主干清晰但枝干交错。然而影片《一句顶一万句》把原著交错的枝干和繁茂的树叶全剪掉了，甚至连大树的主干都削去了一半，只留下一枝去表现小说厚重的内容，当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影片故事内容仅聚焦于复杂的婚恋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影片所能够抵达的深度和厚度。虽然小说和电影讲述的都是“孤独”这个主题，但小说中讲述的“孤独”既有友情缺失导致的孤独，如卖豆腐的老杨；也有亲人之间、夫妻之间和朋友之间背叛导致的孤独，如楊百顺和牛爱国，“至亲至爱的人之间的相互背叛将人锁在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内心的痛苦无处倾诉”①。还有暴力导致的孤独，如铁匠老李、杨百顺和剃头的老裴等人的孤独就缘自家庭暴力，习以为常的家庭暴力使得他们对亲人充满了仇恨，同时也使自己陷入无处诉说的孤独之中。小说表达的“孤独”内涵丰富，而电影的“孤独”主题主要体现在婚恋双方的“说得着”和“说不着”，人物之间的“话”浮于表面，未能多方面深层次地领悟小说的孤独主题。小说表达的孤独并非仅仅找个说话的人，而是在与人对话的儒家文化中，话，成为人与人沟通的桥梁。因阶层、性别、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抵触显得十分突出，展现了中国式的孤独感，并且“充溢着生命的大悲凉和生存的真荒诞”②。

（二）人物群像的具象化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描绘了一幅社会底层小人物生活的画卷，塑造了数百个社会底层人物，如卖豆腐的老杨、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算卦的瞎子老贾、卖驴肉火烧的老孔、杀猪的老曾、打铁匠老李、厨子老魏、私塾先生老汪、开粮栈的老李、竹业社的老鲁、东家老秦、开染房的老蒋、卖胡辣汤的老窦、开车的牛爱国、私皮匠老吕、纺织工庞丽娜、杨百顺的同学小宋、看大门的宋解放等，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小村庄，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影片把人物群像具象化，将原著众多的人物形象删减为牛爱国一家人，通过牛爱国这样一个普通中国男人面对婚姻危机时情感世界的变化轨迹，表达了对婚姻情感问题的思索与探讨。影片在原著葳蕤的人物枝叶中选择了牛爱国一家这一枝，注定了无法抵达原著在三教九流的人物画卷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深度。

三、《一句顶一万句》：电影改编的缺憾

（一）想象空间的定格化 刘震云在小说中通过对牛爱国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生存状况的描绘，构建了一个时间跨越百年的历史空间。小说中社会底层人物的友情、亲情、爱情等被刘震云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品中人物丰富多样的心理活动描写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想象力，如小说的结尾，牛爱国和宋解放通电话，宋解放劝牛爱国说人没找到就回来吧，但牛爱国说了句：“不，得找。”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简短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内容，这种欲罢不能的结尾实际上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增添了小说的魅力。但电影的故事完全简化为牛爱国戴绿帽及其抗争的心路历程之后，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无法细致呈现，更无法展现小说结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原著中那些丰富的寓意便都消失殆尽，而且将原著丰富的想象空间压缩在一个小家庭中，是对原著想象空间的定格化。endprint

（二）人物魅力的消解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亮点之一就是作者对于数百个底层小人物形象成功的点染与塑造。尤其是杨百顺和牛爱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百顺，实际上百无一顺，想上学没机会；想学个手艺谋生，却屡屡受挫。短短几年时间里，从卖豆腐到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蒸馍，样样干过，他的名字也由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杨百顺的人生都由现实的利益决定。牛爱国，虽然事业稳定，却因妻子的出轨大半生在远走和寻找中颠来倒去，麻烦不断。小说围绕这两个人的生活圈子，又塑造了许多次要人物，如热情似火、敢爱敢恨、处事干脆利落的章楚红，遇事优柔寡断、缺少主见而又患得患失、目光短浅的卖豆腐的老杨，乖巧懂事而又苦命的巧玲，孤独落寞的教书先生老汪和虔诚的基督徒老詹，等等。刘震云在小说中呈现了一幅众生百态的小人物群像，这些小人物“奔走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困扰在贫穷苦难的生存环境与命运轮回中”③，充分体现了刘震云对于乡村世界中复杂微妙的人性世界的精到把握。在电影中，这些活跃在原著中的众多流光溢彩的小人物大多被删去了，只留下了牛爱国及其周围的几个亲人，影片主要演绎了牛爱国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内心战争，从发现妻子庞丽娜婚内出轨，由隐忍到恶念顿生，再到想鱼死网破有了杀心，直到最后放下屠刀。影片把牛爱国内心的这场战役表现得轰轰烈烈，而牛爱国放下仇恨的主要原因是女儿的召唤，从开始的惊涛骇浪到最后的平心静气，影片很简单地解开了人物内心的疙瘩，轻易置换掉了情人章楚红对牛爱国发生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影片中章楚红对牛爱国的影响很小，只是像过客一样劝牛爱国说“过日子过的是以后，不是过以前”。牛爱国的情绪和思想的重要转折在影片中处理得如此简单和刻意，使得人物形象的魅力大大被消解了。

四、结语

刘震云经常说他自己的作品是不太适合改编电影的，因为电影受时间的限制，无法更地多体现人物复雜的内心活动，“电影就像一条奔腾的大河，要求水流的速度特别的快。但小说不一样，表面的浪花不重要，重要的是底部的涡流潜流和潮涨潮落。”④把《一句顶一万句》这样一个人物和线索比较杂乱、情节的起承转合并不是很明显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导演刘雨霖从小说中间选取了一个段落，试图通过一对普通夫妻的离合悲欢来探讨中国人的情感故事，尽管影片承继了原著的孤独主题，但文本的多重性消失了，影片对原著从内容、人物到内涵所做的删改，极大地削减了原著丰富的寓意和魅力，使得这部被导演自称为“一部内心的战争大戏”真的简单成了“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

① 张晓琴：《千年孤独 中国经验——论〈一句顶一万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② 张清华：《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③ 郭美玲：《寻找“说得着”的人——解析〈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小人物形象》，《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④ 李迅：《质朴地拍一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编剧、导演访谈》，《当代电影》2017年第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