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菲

摘 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萧红在陪都重庆的生活与创作常常一笔带过。本文试图对萧红在重庆的创作进行梳理，着眼于其创作题材与陪都语境的内在呼应，具体表现为大轰炸的创伤记忆、战时语境下知识分子的逃离、下江人群体的文化冲击以及对郊区底层民众的命运思考，揭示萧红的重庆书写对陪都重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萧红 陪都 重庆书写

1937年底至1946年5月，重庆作为“陪都”而存在。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大批文化机构、文人知识分子及爱国主义者纷纷迁往重庆，相关的“重庆书写”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1938年8月，萧红抵达重庆，直到1940年1月离开。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萧红创作了不少作品，散文方面有《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放火者》《长安寺》《茶食店》等，小说方面有《逃难》《旷野的呼喊》《花狗》《莲花池》《山下》等。这些作品虽然在文学史上反响不大，但对于研究重庆抗战文化史及重庆书写史却是不可或缺的寶贵资料。遗憾的是，近二十年对萧红创作的研究中，萧红的“重庆书写”基本上处于研究者的视域之外，少量成果也无法充分展现萧红在陪都语境下创作的独特意义。

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洛神”，萧红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毅然奔赴重庆，其间奔走在歌乐山、北碚黄桷树、江津白沙、学田湾等地，积极投入抗战宣传。由此，就引发我们思考：萧红的重庆书写有何独特之处？她这一时期的创作如何契合陪都文化语境，对重庆地域文化有何发掘？

一、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

抗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继南京、上海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只能迁往内地寻求安身之所。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西迁重庆，随着1938年武汉的沦陷，重庆成为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中心。1940年9月6日，国民党政府明令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根据地，也成了日军打压的首要目标。陪都时期，重庆遭受日军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其间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死伤者不计其数，尤以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最为惨烈。

伴随着抗战大后方的确立，大批团体机构、文人知识分子、爱国志士也纷纷迁往重庆，其中不乏张恨水、萧红、老舍、阳翰笙、胡风这样的著名文人。轰炸不仅造成战区物质匮乏与生活艰难，更对人民的心灵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谢有顺曾说：“灾难记忆只有转化成一种创伤记忆时，它才开始具有文学的书写意义。”萧红于1938年8月到达重庆，其间多次亲身经历轰炸场景，她记录下这些真实的场面，一方面为控诉法西斯的暴行，一方面也是用文字书写的方式将这些创伤记忆保存，散文《放火者》《火线外》便是对轰炸场景的还原。

《放火者》（后改名为《轰炸前后》）写于1939年6月19日，文章描写了1939年5月1日至25日期间，日军对重庆实施轰炸的经过以及轰炸后城市的惨况，其中亦包含了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场景。对于当时轰炸的惨状，我们可从作者的描写中窥见一斑：“五三的中午日本飞机二十六架飞到重庆的上空。在人口最稠密的街道上投下燃烧弹和炸弹，那一天就有三条街起了带着硫黄气的火焰。”“五四的那天，日本飞机又带了多量的炸弹，投到他们上次没有完全毁掉的街上和上次没可能毁掉的街道上。”在描写中，萧红特别用到具体的数字如“二十六架”“三条街”等以表现轰炸的攻势之猛。在轰炸过后，作者对于现场的惨状也做了细致描绘：“街道是哑默的，一切店铺关了门，在黑大的门扇上贴着白帖或红帖，上面坐着一个苍白着脸色的恐吓的人……被炸过了的街道，飞尘卷着白沫扫着稀少的行人，行人挂着口罩，或用帕子掩着鼻子。”轰炸不仅破坏了城市的生活秩序，更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火线场上是无数的尸殍遍野，火线外亦是生与死的挣扎搏斗。在散文《火线外》中，萧红见证了抗战后方医护人员抢救伤兵的场面：“他们的脸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色的，除掉这个，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呼叫，哼声，一点也没有。”萧红怀着沉痛的心情记录下这些场景，亲历性体验正是构成创伤记忆的前提。

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比亲历灾难本身更有说服力。“五四”轰炸的那天，警报拉响后，萧红跟着人群一起跑，“前一刻在街上走着的那一些行人，现在狂乱了，发疯了，开始跑了，开始喘着”，随后萧红坐在了中央公园石阶的铁狮子附近，大批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所幸，当天公园并没有落弹，但几天后，中央公园便炸了，之前的铁狮子被炸得粉碎。“创伤记忆的要义在于创伤，个体要记住的正是那些在自然、社会、历史与文化层面上带给其苦难、灾难、伤害和痛苦的事件或经历。”从这个层面看，萧红的切身感受构成其文学书写的主动姿态，也通过文学书写，创伤记忆得以延续，才能由“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在时间与历史经验面前，“创伤”是“回不到的过去”，但文字书写仍可以作为一种模式让我们与过去相遇，构成与历史的互动，甚至是达成和解。

二、战时语境下知识分子的逃离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陪都重庆，知识分子群体可谓引人注目。据统计，战时全国90%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半以上的一般知识分子，从敌人的占领区迁徙到抗战大后方和解放区，萧红、张恨水、老舍、胡风、洪深、梁实秋等一批文人先后在重庆居住。这就不禁引发我们思考，战时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如何，其心理感受与文化体验如何，而作家又是如何表现战时语境的特殊性？

在战争话语占据主流的年代，战争“包括了一切”，其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疲软与物质匮乏。张恨水的小说《傲霜花》《牛马走》《纸醉金迷》，老舍的《八方风雨》，阳翰笙的日记中对战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均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在此不再赘述。萧红同样注意到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其于重庆创作的小说《茶食店》《逃难》均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但重在表现战时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窘态”，更具讽刺性与批判性。战争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人类的优点与弱点，人类的智能与愚昧，人类的理性与疯狂，人类的正义与邪恶……都可能在这个器皿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终极性的暴露”。萧红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此时的知识分子书写迥异于主流而更具独特性。endprint

小說《逃难》以幽默讽刺的笔调讲述了中学教员何南生在逃难途中的种种窘态，映射出战时语境下部分知识分子表里不一、自私虚伪的劣根性。何南生是一名中学教员，担任着学生们组织的抗战救国团的指导，他一边嘴上说着绝不逃难，向学生承诺三五天就回来，但实际上早已计划逃难并决定一去不复返。在文中，作者首先讽刺了何南生自私虚伪、毫无担当的假面。他身为抗战救国团的指导，本应站在抗日前线，却抛下学生，不去授课，拖家带口去赶火车，并假意说着“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他与陕西共存亡，他绝不逃难”。在逃难途中，萧红更是刻画出小知识分子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的性格缺陷。何南生的口头禅总是“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在紧急的赶车关头他多次返回家中拿取无用的物品以求得“心安”，在没有挤上车后甚至破口大骂：“他妈的，中国人要逃不要命，还抗战呢！不如说逃战吧！”他说完“逃战”还四处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学生或熟人，这就透露出战时环境下，部分知识分子充满矛盾、软弱的思想性格。

鲁迅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时曾说道：“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战时环境的特殊性，为知识分子“东倒西歪”提供了契机和可能。在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知识分子生活优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战后，知识分子立即陷入生活低谷，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与时代要求产生疏离感，他们在某一领域的专长并不能为自身提供庇护。坚守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当面对牺牲与保全的两难命题时，人性的弱点总会消解掉那些宏大的志愿。恰如爱德华·W·萨义德所说：“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

“逃离”本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但在民族利益及道德规范面前，无谓的逃离只会丧失知识分子的精神。萧红借由对一个小知识分子逃难的讽刺，揭示了战时语境下知识分子普遍性的悲剧。

三、下江人的空间转移与文化冲击

1939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搬至北碚嘉陵江畔黄桷树居住，直到1940年1月离开重庆。其间，萧红根据身边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不少作品，小说《山下》便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反映下江人生活的创作。

在重庆，“所谓‘下江，泛指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下江人”则是对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居民的统称。前文已经谈到，重庆作为陪都与抗战大后方时期，全国各地的人都汇聚于此，而“下江人”这样一个新群体的到来，其自身携带的文化因子不可避免地与重庆本土文化发生冲突。

萧红的小说《山下》以小女孩林姑娘在下江人家帮佣的心理变化过程为视角，折射出下江人的迁入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在文中，本地人对下江人的印象是：“（下江人）和他们不同，吃得好、穿得好，钱多得很，包裹和行李就更多。”“若是有佣人，无缘无故就赏钱。三角五角的，一块八角的，都不算什么。”若一看到载着下江人的汽船驶过，镇里的人就一边指着一边喊着。在林姑娘没有去给下江人帮忙前，她和母亲每天吃麦耙，连盐也不用，虽然日子清苦，却安闲、平静、简单。林姑娘去帮佣后，生活立即得到极大改善，不仅吃“白米饭，肉丝炒杂菜，鸡丝豌豆汤”，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四块钱。突如其来的物质转变给林姑娘一家带来生活的满足与幸福，而当下江人给林姑娘减少工钱后，她们却表现出种种失望和不适。

在本地人接触到下江人群体的初期，他们表现出的是对新文化及新鲜事物的兴奋与乐观。林姑娘去给下江人帮佣后，她感到“这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就连王丫头在路上喊她，她也不愿意搭理了，邻居们都把她看作孩子中的典范。这种心理变化源于下江人的到来为当地人提供工作机会而产生的精神优胜。接着，下江人给林姑娘减少了工钱，林姑娘的母亲本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却没禁住邻居的劝诱而去讨价还价，致使林姑娘丢了工作，只能又恼又恨，而林姑娘也从此沉默寡言。小说从初期兴奋、乐观的心理体验到转变后的失望、懊悔，折射出下江人给本地人带来的心理冲击与文化冲击，反映了新旧文化因子的矛盾与冲突。

“文化冲击”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原有文化群体接受异己的新文化群体都会不同程度地经历文化冲击。陪都时期，重庆地域交通不便，山川阻塞，本地原有文化群体的接受和认知处于劣势，而外来的下江人群体无论是在物质条件还是精神理念上都更具自主性。新旧文化因子的冲突使本地人成为被动的接受者，经历了初期的兴奋与乐观后，他们表现出的是由种种不适应而引发的失望、懊悔，小说中林姑娘一家的心理变化过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经历了文化冲突后，处于劣势的接受者开始自我调节和适应，这也就不难理解林姑娘何以变成一个“小大人”了。

陪都语境下的重庆不仅是抗战后方，亦是“移民”城市。不同的文化群体在这里汇集，表现出新旧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下江人这一群体的迁入无疑增添了重庆书写的丰富性。

四、郊区底层人物命运的思考

抗战爆发后，大批机构团体和公教人员迁入重庆，重庆市郊区及疏散区容纳了大量人员。萧红抵达重庆后，先后辗转于江津白沙、学田湾、歌乐山、北碚黄桷树等地，可以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重庆郊区。她此时期创作的《滑竿》《莲花池》《长安寺》《林小二》等都得益于她在郊区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读萧红的作品，我们常常会感受到其对于时代和民众苦难的关切，这种感受源自作者对战时状态下底层人民生活的体察。相较于市区，郊区交通不畅，物资更加匮乏，底层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他们往往承受着更深重的苦难，这也就使得郊区底层人民的书写具有意义。

1939年3月，萧红搬到歌乐山上的林家庙，在此创作出以郊区底层民众为视角的《林小二》《滑竿》《莲花池》等作品。散文《林小二》中的林小二是战乱时期众多流浪儿童中的缩影。他们没有名、没有姓，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运气好的，如林小二一般能被保育院收养，否则就流落街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对于战乱和贫困仍可以抗争，但在儿童的世界里，他们却毫无抗争能力而选择自我封闭。正如作者观察到的：“他很寂寞的在自己玩着，嘴里念叨着什么似的在说话，带着非常安闲而寂寞的样子。他的小天地，就他周围一丈远。”当他发现有人在远处看着他，他也总是跑掉。如果说萧红对林小二这样的流浪儿童尚抱有美好的期望，那么小说《莲花池》中的小豆子一家便是战乱时代的悲剧。小豆子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出走，从小和祖父相依为命。战争的残酷让无数家庭一贫如洗，家里“炕上的席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个大洞，房顶无数蛛丝，其中长的蛛丝和湖边倒垂的柳丝似的。筷子笼发霉了，筷子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为了活下去，一把年纪的祖父只能去盗墓，但即便拼掉最后的力量，他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养活孙儿。抗战时期，底层人民本就难以为生，还常常会遭到日本人的审查，甚至被抓去当兵。在走投无路之际，祖父只得带着小豆归顺日本人，却不料遭到毒打，奄奄一息的小豆最终死掉了，祖父陷入更深痛的绝望中。endprint

在刻画祖父这个人物形象时，萧红表现出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源于其对战时背景下底层人物出路的思考。无论是林小二，还是小豆、祖父，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个人的抗争微不足道，只能苟活，有时连苟活都不能。民族国家赋予我们自我认同，但当国家遭遇危难，甚至无力庇护个人命运时，家与国疏散，自我认同感便有所散失，因此就会出现祖父带着孙子归顺日本人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尽管如此，萧红仍然表达出美好的期望。在《林小二》的结尾处，“我”再遇林小二时，他已经有了新朋友，人也变得活泼开朗起来。在此，萧红对林小二许下了美好的期望，实际上也是对众多流散儿童、众多弱势群体许下的美好期望。

散文《滑竿》中，作者更进一步表达了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期望。担滑竿的轿夫同样属于底层民众，他们身体羸弱，甚至要靠吸食鸦片上山下山、送往行人，但他们担负着重庆的交通运转。正如作者写道：“对于滑竿，我想他俩的肩膀本来是肩不起的，但也肩起了。本来不应该担在他们肩上的，但他们也担起了。而在担不起时，他们就抽起大烟来担。”相较于《逃难》中小知识分子的拼命逃离，轿夫们却认为：“小日本不可怕，就怕心不齐。中国人心齐，他就治不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轿夫”，共同担负起了民族国家的希望。

战乱背景下，郊区底层民众远离城市中心，难以享受到物资的补充供给，往往承受着更深重的苦难。萧红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命运悲剧为视角，记录了陪都重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承受的苦难，但“悲剧不是苦难本身，甚至也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净化和崇高”。在苦难过后，是精神的回归。对此，萧红始终持以积极的态度。

五、结语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移民”城市，以张恨水、路翎、老舍、巴金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极大地丰富了陪都重庆的文学书写。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洛神”萧红尽管在重庆居住时间不长，但取材广泛、创作颇丰，不仅有还原轰炸场景的纪实性散文《放火者》《火线外》《无题》等，也有将视角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和下江人群体，以及关注郊区底层民众命运的相关创作。萧红的重庆书写来自于切身的体察，与陪都语境相呼应，在一定程度上对重庆的地域文化有所挖掘。相较于其他男性作家的重庆书写，萧红以女性身份的细微体察与敏锐的思想意识彰显出其创作的独特性，为陪都重庆的文学书写提供了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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