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并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

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以真善美为衡量标准，崇尚扬善抑恶、廉荣贪耻，追求善养浩气、自我约束的修身养性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与当代社会形态、现时党员干部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兼容性。实践证明，大力宣扬这方面优秀文化，用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对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思想道德防线、严格廉洁自律、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历史上关于修身养性的廉政文化涉及内容非常丰富。从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出发，为更符合时代要求、更容易为干部群众接受、更加增强对人们灵魂的穿透力，我们有必要下功夫对古代清官廉吏风范进行认真发掘、研究、宣传、推广和弘扬。

在中国吏治史上，诸葛亮堪称廉政忠贞的楷模、贤相良臣的典范、修身立德的榜样、足智多谋的化身。他不但有廉政思想，也有廉政实践；不但以廉政治国，也以廉政律己。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对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诸葛亮的家庭财产申报表

在封建社会中，当官发财曾是很多官员的理念。而且，不少官员的财源主要不是官家的俸禄，而是靠所谓的“额外收入”。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其可贵之处既在于除官俸之外一毫莫取，而且其财产还高度透明，收入完全公开。他在晚年给后主刘禅的一封上表，实可视为他对自己家庭财产的一次正式申报，其表曰：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的这封家庭财产申报表，至少透露出以下几方面的信息：

一是“资仰于官”，“不别治生”。即他除官方的供给外，再未经营任何产业，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从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的妾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可见其生活之俭朴。这与同时的其他官员相比，简直是有点“寒碜”了。例如蜀国的李严，就“所在治家”，不但平时生活豪奢，后“虽解任”，仍是“奴婢宾客百数十人”。至于当时的蜀中豪族，更是以富相尚。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中的土著豪族，“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如有意敛财，则“盐铜之利”与“山川之材”皆唾手可得，但他还是“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这种高尚的情操，自律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二是公布了家产的具体数字，即“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份家产在后世看来也许还不算小，但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份中人之产。古代地广人稀，故其人均土地占有量远比后世多。西汉人口5000万，当时朝廷规定“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三国时人口锐减至3000万左右，而蜀国只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再加上“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总共也不过110万人。如按西汉的标准，则诸葛亮的十五顷（1500亩）“薄田”（即下田），仅相当于五夫受田之数，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再从稍后西晋对官员占田的规定来看，最高的一品官可占田50顷，最低的九品官可占田10顷。而诸葛亮的15顷，若在西晋，仅相当于八品官员的占田数量而已。但诸葛亮就是靠着这些土地和不到二十亩的桑田（即“桑八百株”）来维持其子弟的衣食，虽称“自有余饶”，实际上还不能说是富裕。

三是提出了对遗产的处置原则，即“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所谓“余帛”、“赢财”，当然是指扣除了“子弟衣食”之外的部分，即所谓“余饶”。不过从诸葛亮一贯主张节俭的原则来看，他只是希望子弟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以连些微的“余饶”他都不肯留给家人了。

诸葛亮的上述申报是否属实呢？《三國志·诸葛亮传》记载说：“及卒，如其所言”。可见，清点的情况与诸葛亮的申报是完全一致的。

诸葛亮财产的透明度还可以从他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上体现出来。“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作为一位丞相，死后既不建豪华的坟墓，又不用任何的陪葬物品，这种一切从简的做法，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末三国时代，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而连丧葬之事都如此透明的诸葛亮，又诚可谓至死都保持了他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

诸葛亮的家庭财产申报表开启了中国官员财产申报的先河，一千多年后，不少后人称他为“财产公示第一人”，并把他作为当代公务员的楷模。

诸葛亮的廉洁奉公

稽诸史乘，诸葛亮的廉洁奉公思想和行动是很突出的。观其一生，以节俭为美德。他主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前一句是从修身方面要求自己清静养性，以达到清心寡欲的目的。后一句则是从日常生活中养成节俭的美德，不奢侈不浪费。《孟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显然孔明的节俭思想源于孟子。事实上，一个人做到“寡欲”，退则可以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进则可以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诸葛亮的廉洁奉公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生活简朴

纵观古今，先秦儒、墨、道、法诸家都有主张节俭之言，只是提法各有不同而已。韩非说：“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诸葛亮十分赞赏孙叔敖的节俭作风，特地发布“教令”说：“昔孙叔敖乘车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措辞与韩非所述略有不同，他主要是针对马的牝（雌）牡（雄）而发表看法，没有涉及衣食问题。大约是蜀地多山，骏马尤少，群下时有争马之事发生，故孔明为此而发布教令。自然，牝马不如牡马雄健，但牡马价昂，非一般人所能乘用。孙叔敖身居相国高位，“栈车牝马”从不计较，其节俭国用的思想是值得称道的。这里，孔明乃是以孙叔敖的事迹勖己励人，但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一种廉洁作风。只有节俭才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节约国家的开支。endprint

2.洁身自好

诸葛亮廉洁奉公，从不贪污受贿，这是古今所公认的。他说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这一点田产，以他的地位及权力，揆之于三国時期的许多达官显宦以搜刮民脂民膏增加私产为能事来说，就是相当廉洁和“不贪”的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购置这一点产业的金钱还是来自刘备的赏赐。刘备入成都后，论功行赏曾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等，孔明以此赏赐购买田宅，安顿一家老小，自是无可厚非的。除此之外，他就“不自治生”，“以长尺寸”。而且在此之后的赏赐，累计不下“百亿”之多，他不是封存于官府，就是分赏给有功的部属。他向刘禅剖白心迹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后来孔明谢世之后，“卒如其所言”，他的言行如一、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的思想作风，一直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

3.节俭治家

诸葛亮克己奉公，治家亦以节俭为宗旨。他《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短短三语，表述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受赐虽多，但没有作为私蓄；二是家人生活简朴，妻妾没有副服。清人张澍读到这则史料后，不禁深有感慨地说：“侯之妾乃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惜妾之姓不传。”孔明之妻黄氏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其才德足以持家，使诸葛亮获得内助之力。

4.家教从严

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屯于沔水北岸的阳平关、石马山一带。但是这一年，诸葛亮在汉中并没有立即出师，而是忙于训练士卒和囤积粮草，为北伐进行准备工作。这时原本富庶的汉中由于战乱一片荒残，大军粮食供应主要依靠从成都一带转运而来。因为路途险远，运输困难，诸葛亮命其嗣子诸葛乔也参加了这一艰苦的工作。孔明起初并无子嗣，后来过继其兄诸葛瑾的第二子诸葛乔为嗣，随大军来到汉中。诸葛亮与其兄瑾的信中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由此可知，千里运粮任务之重。诸葛亮身为丞相、统帅，自己的儿子也与“诸将子弟”同习劳苦，这在封建时代来说确属是难能可贵之事。翌年，诸葛乔病逝，卒年二十五岁。至于死因，史籍无载。后世论者或谓系因“转运之勤，死于王事”。但这件事至少说明，诸葛亮对于自己子弟的教育是严格的，从来不搞任何特权。

5.以身作则

诸葛亮的工作责任感是极强的，为了减少差错，他有时甚至“自校簿书”（即官府中的各种文件簿册）。这种簿书的内容纷繁复杂，既有对上、对下以及平行的各种文书，也有涉及财务账目的簿记和军需物资等项内容的簿册，自然是分工负责，各有专司。主簿杨颙认为诸葛亮身为主持国政的丞相，应以国家的方针大计为首要任务，不能纠缠于琐细之事。因此，他进谏说：“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一个家庭，或耕或炊，鸡、犬、牛、马也各有专职，大小事务方能井井有条。如果家主一旦将一切家务均揽归自己处理，则“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定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因此，汉宣帝时宰相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丙吉认为处理“死人”问题是地方官的职务，而“牛喘”则牵涉到整个节令农事，是自己应负之责；汉文帝时的丞相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他说“自有主者”，丙吉、陈平都能做到职责分明，“达于位分之体者也。”可是诸葛亮丞相“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听后十分感动，后来杨颙病故，不禁哭了三天，诸葛亮的这种工作方法，有其认真负责尽心尽职的一面，然而事必躬亲，“流汗终日”，即使下属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又使自己过度劳瘁而损天年。他尽管真诚地接受了杨颙的批评，却未能完全改正，这当系与他的以身垂范的思想有关。有的论者认为这是诸葛亮喜欢“揽权”的表现。殊不知他身为相国，权已够大了，又何必揽此琐细卑微之权？

6.身后薄葬

两汉以来，达官富商在身殁之后，盛行厚葬，夸耀乡里，以矜富贵。东汉王符述其情况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葬，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务崇华侈”（20）。而远在西陲的益州亦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婚姻葬送，倾家竭产”（21）。公元234年秋，诸葛亮身染沉疴，自知不起，乃以丞相之尊，叮嘱身后薄葬，并且指定要葬于汉中。根据诸葛亮的遗命，后主下令将他的遗体葬于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不须器物”。为什么诸葛亮主张薄葬，不需要任何殉葬品？这实际上是他一生主张廉政、勤俭节约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当时崇尚厚葬陋俗的一种改革。诸葛亮遗命要“因山为坟”则连农田都不侵占，其俭德思想由此可见。

结语

诸葛亮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但智慧超群，美德集身，而且也是千古廉政的楷模。诸葛亮洁身自好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对于蜀国的政风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诸葛亮的家庭财产申报表开启了中国官员财产申报的先河，一千多年后，不少后人称他为“财产公示第一人”，并把他作为当代公务员的楷模。

我国古代还涌现出像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廉吏，虽然他们搞的都是人治，都是以“忠君”、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前提，与我们建设民主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们自身闪烁着廉洁的光芒，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和爱戴。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清官廉吏的爱民之心、高尚之德、公正之行进行解读和宣传，让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懂得，人民群众对清官、勤政者永远都是颂扬和拥护的，对贪官、碌碌无为者永远都是鄙视和反感的，更加自觉地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制度让想犯错误的人犯不了错误，文化让有机会犯错误的人不愿意犯错误。弘扬历史上优秀的修身养性文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律意识，一定能够对反腐倡廉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姚让利，男，现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主任，从事三国文化、周秦文化和馆藏文物研究。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陕西省宝鸡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