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

摘 要：曹禺的话剧创作明显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不仅形式上严格遵守“三一律”，而且思想内容上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虽然曹禺话剧“西化”现象十分明显，但中国古典戏曲充满诗歌韵味这一特点深深影响了曹禺，使得曹禺话剧充满了诗意美，诗意成为曹禺话剧创作的自觉追求和审美目标。曹禺将话剧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创造出一种真正贴近本土观众的“中国式话剧”。因此，欣赏曹禺话剧必须要充分注意其西化和诗化的特点，才能做到对文本的准确解读。

关键词：曹禺话剧 西化 诗化

曹禺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其第一部话剧《雷雨》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从曹禺创作开始，就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舶来品”，因此曹禺话剧的西化现象是十分明显的。曹禺话剧带有一种“诗化”现象，《雷雨》被曹禺称为自己写的一首诗。那么怎样看待曹禺话剧的西化与诗化呢？

一、曹禺话剧的西化现象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舶来品”，五四时期从西方借鉴移植到我国，经过胡适、曹禺、夏衍、田汉等人的创作探索，逐步奠定了中国话剧的初步形态。因此，中国话剧这种艺术形式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可以说这种西化是与生俱来的。虽说曹禺的第一部话剧《雷雨》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但是，曹禺话剧创作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1.西方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西方文化對早期曹禺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基督教文化对他产生的影响。曹禺早期在家人的引导下，接受过基督教文化的启蒙教育。曹禺少年时期就“翻阅《圣经》”，经常跟从继母去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堂观看善男信女们的礼拜日祷告。曹禺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时，“反复研究了《圣经》和《圣经》文学，而且快速迷上了巴赫创作的宗教音乐”。曹禺大学毕业后，曾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讲授《圣经》文学。上述生活经历对曹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以及创作观，以至于创作《雷雨》时感到人世间的“残忍”和“冷酷”，而“试图从宗教中去寻求大千世界的真谛”。这种弃恶从善的基督教文化主张，成为曹禺的创作原动力，因此，曹禺话剧的创作模式、创作主题就是表现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所以曹禺话剧是典型的社会道德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曹禺研究家宋剑华说，《雷雨》表现的是“迷惘人生的罪与罚”，《日出》表现的是“灵魂的毁灭与再生”，《原野》表现的是“人与人极爱与极恨的感情”，《北京人》表现的是“原始野性的呼唤”。曹禺剧作中的人物也都是“上帝苦难子民”：“贪婪型——周朴园，淫乱型——繁漪，仇恨型——仇虎，市侩型——鲁贵，使徒型——方达生，无辜型——周冲。”曹禺话剧浸透着基督教的人文意识，如《雷雨》包含了“原罪情节”“神秘性”及“忏悔意识”，《雷雨》序幕让周朴园走进教堂，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就好像是周朴园内心的长长的忏悔悼文。毋庸置疑，曹禺话剧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基督教影响的例子，但这些影响比起西方剧作家对曹禺的影响究竟还是微小的。

2.西方戏剧对曹禺的影响

1922年秋，曹禺进入受“五四”思潮影响较大的新式学校南开中学。曹禺加入了学校的“文学会”和“南开新剧社”，还担任过《南开双周刊》的戏剧编辑，参加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莫里哀的《悭吝人》等剧的演出。此外，在清华读书期间，曹禺还大量接触了希腊三大剧作家和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以及霍夫曼、高尔基等人的剧作，可以说这些戏剧大师才是曹禺走上戏剧创作的真正的引路人。

曹禺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专攻西洋文学。西方戏剧的“三一律”是西方戏剧的基础理论之一，西方剧作家大多恪守“三一律”，而曹禺也始终自觉践行“三一律”，如《雷雨》这部戏，采用的就是西方传统戏剧模式，即“三一律”结构，时间、地点、情节三者完整一致。《雷雨》整部戏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而曹禺却把剧情浓缩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故事从开头到高潮再到结尾都是在周家客厅展开，可以说《雷雨》遵循“三一律”的“时间、地点、情节的一致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二、曹禺话剧的诗化现象

《雷雨》代表中国话剧作品的真正成熟，虽然是曹禺学习借鉴西方戏剧艺术手法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曹禺将之“中国化”的改造，适应了中国人的观看与欣赏习惯。曹禺以中国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结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表现主义等各种手法，创造出一种真正贴近本土观众审美并容易接受的“中国式话剧”。曹禺“中国式”话剧的特点不仅在于“讲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以中国方式，讲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中国故事”。因此，曹禺话剧更像“洋酒瓶装中国酒”。曹禺话剧最根本的、最灵魂的东西仍然是中国本土的，可以说曹禺话剧是同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血脉相承的。比如，中国古典戏曲的曲词充满诗的韵味，就深深影响了曹禺，这种影响我们在《雷雨》《原野》《王昭君》里随处可见。

1.曹禺坚持以诗歌去写话剧

1935年《雷雨》在日本东京首次演出，导演杜宣曾在演出前致信曹禺，谈到对剧本的理解及对舞台细节的处理，表达过想要删去《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曹禺回信则要求保留，并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后来曹禺又在1936年1月的《雷雨·序》中再次明确表达：保留“序幕”和“尾声”的用意，在于让观众看完戏后，心中还流淌着一种“诗样的情怀”，使“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可见，曹禺是把《雷雨》当诗歌去写的。《原野》何尝不是如此呢？1983年5月，在致蒋牧丛的信中，曹禺写了这样的话：《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以上的这番话，甚至道出了作家创作《原野》的创作动机：写一首极爱与极恨的抒情诗！

曹禺为什么坚持强调自己是按照诗歌去写话剧的呢？曹禺的诗歌情结，源自中国古典诗词，源自中国古典戏曲，源自“五四”现代新诗，这些都是深深影响学生时代的曹禺的东西。因此，“诗意”成为曹禺话剧创作的自觉追求，成为他的话剧创作的审美目标，“诗意”也给曹禺的话剧打下了一个清晰的烙印。endprint

2.曹禺话剧中的现实主义特色被“诗意化”

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写过《曹禺评传》，他指出：曹禺剧作具有“诗化现实主义”的特征。曹禺话剧折射出的“诗意”特征还与曹禺的创作状态有关，他不同于鲁迅、茅盾一类的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依靠感情的迸发和灵感的捕捉乃至无边的遐想，进入话剧的创作过程的。曹禺回忆他创作《雷雨》时，“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雷雨》对于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于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应该承认，在这种自由驰骋的想象和尽情宣泄的抒情驱使之下的创作，更容易使笔下的作品蒙上一层浓重的“诗意”油彩，从而使曹禺的话剧具有“才子”一般的创作气质。

同样，这样的创作状态还表现在他的《日出》中，据曹禺和田本相的谈话，几句诗成为他创作《日出》时的最初冲动和灵感：“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几句诗被曹禺写入《日出》的创作，借剧中人物吟诵出，但是这几句诗却是《日出》创作之前，久久萦绕在曹禺心头的东西。《日出》发表不久，叶圣陶就著文《其实也是诗》，盛赞曹禺的《日出》，指出《日出》所包含的“诗意”，是读者能品读出来、感悟出来的。叶圣陶说《日出》“具有这样的效果，它的体裁虽是戏剧，其实也是诗”。

固然，曹禺的话剧也充满了青年般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性，但曹禺似乎并不刻意去挖掘作品的表现主题，批判性这种情绪被“诗意化”了。曹禺把这种“诗意”的美感带给读者、带给观众，讓他们产生回味与遐想。

总之，从《雷雨》到《日出》，再到《原野》《王昭君》，曹禺的话剧创作始终追求的是诗歌与戏剧的高度融合，完美统一。这种创作追求最终造就了曹禺“诗化”艺术的戏剧新境界，在我国现代话剧界独树一帜。

综上所述，曹禺话剧的西化现象和诗化现象是阅读和欣赏曹禺话剧必须要充分注意到的，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特点，才能做到对文本的准确解读，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曹禺话剧。

参考文献：

[1] 宋剑华.试论《雷雨》中的基督教色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

[2] 曹禺.《雷雨》的写作[J].杂文，1935（2）.

[3] 田本相.曹禺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4] 曹禺.曹禺谈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5]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