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英

摘 要：济南大学宋晓英教授的《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一书，着重分析移民时代现代人之“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对海外华人写作、欧美中国文学研究进行分析，对中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对其文学形象的流变、美学风格的嬗变进行总结。审验整部专著的论证，犀利但不尖刻，虚心却不带成见，宏观微观结合，深入浅出，刚柔相济，情理相通，心思缜密，是一部较为难得的研究“海外华人文学”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

关键词：《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 海外华人文学 美学

阅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的素养——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語言文学积淀，又能阅读与写作；既要植根于自己的学科，脚踏实地不断努力，又必须“行万里路”，调查与访谈，与研究对象相通，与同行砥砺交流。这番素养与功夫对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一些巨人如鲁迅、胡适来说似乎不在话下，但在当代的“草根学者”中能做到的人似乎还是少数。《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这本书的作者，济南大学的宋晓英教授，她做到了。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据我所知，在“本科生”还很少的时候她已经拿到了英语语言文学第二学位，马不停蹄地读硕士博士，先后三次欧美访学。除了“文学课”的长期教学与科研，点滴成裘以外，她还是《汉英语言比较》等语言课的老师，教研究生“专业外语”，教留学生讲“汉语”。我们大学的“青年骨干”其实大多都有过国外访学经历，本书作者不止“访学”，还“访教”，在国外大学课堂上教汉语。因为“跨语言”的经验丰富，她终于要沿着“一路一带”的轨迹去欧洲教汉语，传播中华文化了。本书作者的国外经历还重“访”，欧美访学期间不喜风景，而是去研究对象家里一一对坐倾谈，跟他们一起生活、劳动，本书的第四部分写的就是她如何深挖作者的“创作动因”。三次访学，作者几乎每次都把交给外国导师的“proposal”变成一个中国国家、省部或厅局级项目，再为了这些课题潜心写作，积极参与各种学术会议发言讨论，咨询专家，回来再把资料整理成书。这真是一个系统工程，真是一个“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过程。

我更加明白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义，也开始反思：同样是中年女性，相夫教子、照顾老人，为什么我们总是“拔不动腿”，还老是“没有时间”？本书作者没有这些问题吗，她是怎么做的呢？

一、“笨功夫”，宽视野

从本书去看，著者应该有“不休不眠”的习惯，一个问题弄不明白，绝不罢休。其实在中国，女性学者或教师还是免不了“娇骄”二字，备课写文章，不久就喊累，“差不多就行了”。我看到本书作者的勤励与躬行，如何“刨根”“问底”地“穷尽”功夫。“陈香梅”自传、他传，一定要找到所有的版本；有关可可·香奈儿的事迹，不但阅读了弗朗索瓦·博多等多部传记，比较了美、法两国的香奈儿传记电影，而且找到法语《时尚》杂志，纠正了“维基百科”对其父亲事迹、妹妹身份的不准确记录，真是一种“笨功夫”，苦功夫。

除了“卧薪尝胆”，还有“宁静以致远”。“宁静”说的是“学者”一定要坐得稳，坐得久，肯钻研，“吃书”很深，耐得住寂寞。“致远”，不仅在于本书作者的足迹到过欧美与南洋，更在于其研究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起步，历经流派、社群、文学形态与审美形式研究，一直到系统论证超过一个世纪的整体现象（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研究），还在于跳出国门，对西方中国文学研究态势的理论总结。本书的《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分析》《论北美英文批评中莫言的女性“镜像”》都因此而获奖。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除了必须精通外语，还需要有真正的比较视野。

二、抓“热点”，冷分析

这本书的首篇是《中西传记作品中的“凤凰女”形象细分》。著者写这篇文章时，“凤凰男”形象正被热烈讨论，“樊胜美”形象尚未出现。作者抓住了“中外凤凰女”现象，首先披沙拣金提纲挈领说“道德评价、人格鉴证”不重要，探讨“凤凰女”在“父族文化中的深层心理，行为或人格所代表的人类学意义”才是根本。如今看网上对“樊胜美”铺天盖地的评价，大多没有“文化比较”中的“冷分析”，太多的议论在“原地打旋”。社会上这种立场不同，标准不一，持“直男”与“闺秀”立场对“草根女孩”的对峙远上不到学术的层面，看起来没有多少意义。本书著者则用三对中外著名人物的事例把这个话题的讨论提到了“文化比较”的高度。首先她“去伪存真”，揭去“女神”的面纱——香奈儿靠自己的双手成功的比例是多少？香奈儿天生是高雅的？香奈儿出生贫穷，但灵魂高贵？特别是她与众多“恩主”的关系是“爱情神话”，还是“借势利用”？经过对一系列“传记”的研究，本书的结论是“其一路攀缘，以屈求伸的动机与行为是有据可查的”——“20岁她靠卡柏的钱开了小店”，此后，她一次次“暂屈为”“成功男人”的“第二夫人”。“其‘往上爬的特殊模式本应受到一定的社会批判与道德深纠，但大部分关于她的记载，包括维基百科，均弱化了她对男性力量的依仗，突出了她的独立不羁，甚至把其上升到人格独立人性尊严的高度。”

另外，不把任何人物“简单化”，看作“单向度的人”，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本书没有否认“香奈儿的成功”，她的成功“与其‘建功立业的雄心、‘特立独行的‘法国精神，特别是她的审时度势紧密相关”，虽然她一直在“借势”。但“中国女博士”的失败，似乎主要就在于缺乏这种“法国精神”，也就是“借势”成了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前者是真正“逆袭”的典型，后者是“寻父失败”的例子。当然，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巴黎与外省、京人与北漂、平民与贵族、男人与女人间的距离是她们共同绕不过去的命运基点”。本书强调应该以“福柯所言的‘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的权力话语与行为钳制”论证人物命运的根源，但把“往上爬”的女士吹捧成“‘底层反抗的代言人”，或“时代精神的标识”，就是一种无限拔高，一种“庶民的胜利”的非理性狂呼。因为，这种“狂呼”忽略了人物的“借势行为”，“是一种商业文化浮泛”的产物，“而非人文精神的典范”。本篇的二、三部分——对“逃家”与“寄居”、“归来”与“放逐”的中西著名人物之“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之复杂原因的层层剥笋，也令读者心服口服。endprint

三、“深挖细琢”，发现“显隐”

第二篇《北美华人女性自传体的谱系研究》，是一篇“系统论”，将每部作品分门别类，一一挂在“发展史”的“钉子”上。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走的“细读”与“深研”之路，下的“笨功夫”，即对每一部进入研究范畴的作品都反复阅读，获得丰沛的感性体验后再介入理论。

细读中发现叙事的“显与隐”，挖掘出新的意义，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为什么陈香梅的“自传”少有评论家提及？有可能大家一看到陈香梅妆颜的浓墨重彩，就主观断定其自传必然是“宏大叙事”，不愿意去读。本书著者没有这些“先见”，挖出了陈香梅“光辉形象”遮蔽下的“年少丧母，父亲远离，饱经战乱；青年丧夫，被美国航空公司驻台湾分部‘扫地出门，在美国形只影单，茹苦抚孤”的“早期主要经历”，与后半生的“‘夹缝中努力斡旋”，“挣扎无奈与虚与委蛇，如何牺牲个人利益以顾全大局”。大家都拒绝去读，所以看不到这些，也看不到陈香梅自传如何用“民国战地女记者”的形象打破了1932年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奠基的中国女性的“异国形象”。

每个写“自传”的人都力图有所“建构”，必然选择自己愿意承认的偶然与必然。学者必须揭破作者给读者的主观指引，细究传主表层奋斗的背后是否有一个潜藏的动因。许多作品为了引出“美国寻梦靠自己，艰苦奋斗必成功”的简单结论，一再强调“美国精神”的引导或“美国梦”的吸引力，为了赢得“假设的理想读者”（ideal reader）而“主题先行”。本书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自传作者选择事迹时如何调配叙事的时序（order）、时频（frequency）与时距（duration），批评其轻易否定“人文中国”给其前半生带来的“原动力”与“鼓舞作用”，一味强调“西方文明”的塑形作用，以及掩盖了“自我成长之路”之蕴涵的丰富性。本书通过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不同记载的对比，不但挖出了更多的“深蕴”与“复杂”，还归结出“传记写作”“显”“隐”的“内幕”与文类学上的“悖论”——“自传”未必“真实”，而一半虚构的“自传体小说”有时反而更能暴露人物事实上的关系，呈现出真实的人性，如张爱玲的《小团圆》是真实性很强的文本。

四、“越界”与“跨代”

从内容看，本书不但讲求“跨界”的“宽度”，而且将“代际”的“线性”延续看作一个重要的概念。本书一路追踪“70后新移民女作家”如何“承继、断裂与成长”，挖掘出她们从秉承了她们的母系，20世纪50年代精神主流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人文情怀”，到不像“60后移民女作家”那样“批判得尖刻，追问得执拗”，不再“决绝前卫”的精神历程。本书随着时代一直追踪到“自媒体时代”的华人写作者如何“越界”，如何完成创作形式上的“革命”，沿着几条线索描绘出“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的全景图与动态图，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强，对其“单曲吟唱”的风格一直到“多声部交响”的文学形态都进行了总结。

本书研究的优长之处不仅在于其是一种“系统论”与“联系说”，找出总体规律，避免了过多地纠缠于单个作家或作品而挂一漏万，而且是发现“新质”的最好方法。理论上本书循的是德国“成长小说”的路径：“‘成长小说的类型中有这样两种：一种‘成长的是人，‘要求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这个世界；另一种是主人公的成长也反映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形成，‘时代的转折点寄寓于人物身上，通过他来完成。”本书抓住的是下一代作家如何摆脱了上一代“负重的攀登者”的现象，以现代的身份“赤足也敢走天下”，写作上“少受‘实有且又稳固的世界的限制”，成为“前所未有的新人”。本书抓住了全新的一代人的特质，他们如何告别了前代人那种在“过去”与“现代”、“家族”与“个人”的夹缝里举足不前，“五里一徘徊”的形象，其写作上的“革命”也就容易得多了，旧的行为模式荡然无存，新的写作插上翅膀。本书评论在不乏“回望”却力主“翻篇儿”中阐扬了自传写作中的“现代模式”与“革新精神”。

本书是“跨界”的典型，不止跨语言看文本，跨国界看人物，而且特别关注理工科出身的写作人，选取的作家有“会计师”“程序员”“理工科大学教师”，本书将这些名校理科生之“知性、理性”与文科专业作家“不疯魔，不成活”的执着相对比，前者像生活的“旁观者”，后者太拘泥于“自我”。但本书不仅挖掘了前者“网上写字”的“非功利与非意识形态的‘性灵性写作”的特点，而且同样看出了他们“旁观者”身份掩盖下的对吾族吾民的“哀国、殇城、感人、忧世”的情结。海外华人那种貌似疏离，实则对故土牵肠挂肚的情况让本书捕捉到了。但本书在这里也不忘记“比较观”与“联系说”，将现代海外华人与中国古代“士”的阶层的“天下观”进行了比较，总结出前者的“忧国忧君忧天下”是一种被“植入”的立场，而后者的“哀国、殇城、感人、忧世”是亲历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异族文化挤压下愈炼愈强的一种“回归”意识，与其“人类意识”的一种合体。前者重“族群使命”，后者重“世界视野”。

五、点——面——线，多次元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给我们做了示范，分析作家作品，可以从其一部作品入手。本书的“施玮研究”多达几万字，就是先从一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入手的。

《纸爱人》写的是一次因丈夫出轨而分手的“离婚事件”。本书从“叙事学”入手，以“存在主义”加以观照，看到了“至少三个视角”：全知全能的理性视角——叙事客观，不幽怨不愤慨；人物的视角，有回忆有温情，有很深的幽怨，很大的愤慨；作家第三只眼的“人类学”视角——存在的悲剧，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宋老师对两个人物的特质抓得很准——男主人公，“多余的人”，对任何事情包括婚外情或者离婚其实都提不起劲头来；女主人公，有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悲观。“离婚”，不只是两个人的情感纠葛与恩怨，而且与“现代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存在”方式有关——个体孤独，婚姻如鸡肋，是抱团对付复杂的社会，还是快刀斩乱麻孤身分离脱出，评论者对作家的意图分析得如此到位。现代人不就是本书所总结的“当不成社会反抗的‘秋菊，没有‘窦娥‘秦香莲冤仇，也没有她们的执拗，当不了‘娜拉，不敢演一回离家出走，也不敢辞职，最后愤慨到‘难道我还不敢离婚吗？的这个对我‘表演出轨的人”吗？“纸爱人”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一张纸”的契约其实很薄弱，另一方面说“现代人”都像是杂技中的“偶人”，被钱牵着，主宰不了自己。本书深挖的是：“离婚”的行为在这种形态下决定，应该算不上一种真正的“清醒”“反抗”或者“自新”，因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赌气的行动。既然两个人是同类，两个人尚“惺惺相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软弱无力，有严重缺乏走向新的爱的热情，那么拆了这桩“纸的婚姻”，拆了这座“联盟”，将来不一定不后悔，说不定会哀叹“覆水难收”。本书作家将现代婚姻、“小人物”的处境、生存的艰难与存在的荒诞、人物的“虐心”与人格的“拧巴”分析得很透。

同样地，分析长篇小说《放逐伊甸》，本書也是看到了女主人公已经脱离的“女人视角”，对其“人文知识分子”的反省。书的作者挖掘了这部长篇小说如何再现了“理想主义”社会向“商业化”时代转化中几代人的身份转换与精神失落：受人文主义洗礼的几代人被“时代精神”所裹挟，挣扎、失落、顿悟、超越的艰难历程。这不仅是“头脑风暴”，而且是一种从“根”上被“拔起”的过程——几代人所受的教育一直是“古代”“士”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现代“五四”精神的传承——启蒙主义，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精神体系——“重精神、轻物质”的人格。然而，这一切在“商业化”大潮冲击下一下子被颠覆，这种“灵魂的裂变”是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现代性”的必然？本书分析得很细腻，很透彻。

有了以上的“点”——现代生活中孤独的个体，“面”——几代人文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分析，再综合分析作家的全部创作，本书著者的“访谈录”极其全面深刻，在业界获得一致的好评。她看到这个“女诗人”“女画家”出身的作家思想体系中的哲思、灵性与超越，具有“女作家少有的把握家族小说，知识分子一代人命运的解构能力，长篇能做到纵横捭阖，杂而有序”的突出才能。

总而言之，审验整部专著的论证，犀利但不尖刻，虚心却不带成见，宏观微观结合，深入浅出，刚柔相济，情理相通，心思缜密，是一部较为难得的研究“海外华人文学”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