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医学教育就是精英教育，也必须是精英教育。现在医生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对医生的要求注定医生必须有较高的素质，而我国也具有培养精英医生的总体能力和潜能。这基本是社会大众对于医学教育的普遍认知。然而，一旦精英化，最基层的那些医生尤其是小城市、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生，恐将越来越举步维艰，而大城市里扎堆的那些精英，只怕日子也不是太好过。那么，医学的精英教育应该以何为准绳，又以何为尺度呢？

正方：医学教育还需更加精英化

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为什么院士校长仍在疾呼：中国医学教育还是要精英化？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973首席科学家，海军军医大学校长、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孙颖浩，在首届东方医学教育论坛上面对全国各地兄弟院校直言，我国医学教育目前还始终走在一条低端路线上。这一观点，得到不少校长和师生认同。

精英化不能是低成本

在国内13个学科门类中，医学生在校人数仅占各大学科的8.6%，这个“小学科”却事关“大民生”。医者皆知，学医可谓“长、高、大、全”，学的东西“高大全”，学的周期则非常长。除了学制比其他学科长，毕业后还要进行住院医师培训、专科医生培养等。

上海医学会医学教育专科分会主委、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黄钢，告诉记者，以上海为例介绍，上海率先开展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的“5+3”人才培养模式，8年一周期培养大批医科人才，现已合格出站11276人。

然而，通过中外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医学生培养成本还很低，与之相应的则是医生收入也较低。原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校教学评估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孙宝志介绍，全球医科专业毕业生的人均成本为11.3万美元，美国高达49.7万美元，即便印度也有3.5万美元，中国却只有1.4万美元。

孙颖浩院士列举的数字则表明，中国医学生每年学费1到2万元，尽管比普通学科高，但美国是20到26万元，日本高校国立4万元、私立40万元，新加坡公立7万元、私立9万元。那么毕业后呢？孙颖浩院士的数据显示，中国医生年薪6万到30万元；美国20万到100万元；日本40万元；新加坡24到50万元。

不难发现，培养成本与从业收入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医生的流失率达84%，而美国医生仅6.8%，主要是出于职业倦怠。

精英化不代表人数少

“中国最好的医学院校之一，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校本科生数量仅600多人；”孙颖浩院士自己所在的院校则有1400多人，而他又举了个反例，“我隐去某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名字，他们在校生有1万人，差不多200名学生同时学习解剖一具遗体。”

在孙颖浩看来，中国医学教育并非精品化。有关统计称，国内医学院校的录取率达70%以上，考研录取率也有30.87%，而美国医学院校录取率只有10%到30%，顶尖医学院不到2%，日本则在10%以下。

作为研究生导师，孙颖浩有时问学生“为什么读医考医”，有些学生竟然回答：因为记忆力好。他也发现，包括规培考试在内，许多医科考核还是笔试比重大，一些医学生的脑子就像“移动硬盘”，把背出来的统统搬到卷子上。孙颖浩不得不对他们说，学医，要记的东西确实很多，但不仅要记得最好，更要用得最好。

那么，精英化是不是意味着减少招生数和培养量？在中国国情下，医生缺，好医生更缺。在专家们眼中，精英化更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每个医学生都有机会成为精品。孙颖浩比较了1999年与2015年复旦大学在沪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临床医学分数线从512分降为464分，而经济学从484分升至500分。他认为，本科生数量不能少，但至少要提高研究生门槛，“本科毕业是半成品，住院医师规培是成品，研究生教育加之系统的临床和科研训练才是精品”。

精英化少不了医学教师

“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完全忘记。”站过55年讲台的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王一飞坦陈，部分医学生就是这种状态：40多门课，考一门、丢一门。事实上，这与教师无不关系，医学教育如果仍以理论讲授为主，“老师动嘴、学生不动”，不免造成医学教育的恶性循环。

孙颖浩还是比较了一下反映师资状况的学生与教师比值。中国医学教育的生师比达18：1，也就是说平均18个学生配有1个老师；而是美国5：1，日本7：1，新加坡8：1。

医学教师必须改变，医学教学必须改革，全国三分之二医学院都在改。“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老教授王一飞认为，在健康中国2030背景下，“目标上移，从占比20%的病人扩展到全体人群的生命全程；重心下移，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医院；关口前移，从治已病到健康预测、预防、预警……”——这一切，整合的健康服务同样要求医学教育必须是整合的医学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了国外的PBL（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课程，甚至还有CPL、TPL（案例导向学习、团队导向学习）课程，更有必要进行以社区为基础的医学体验。

黄钢校长认为，在大健康背景下，醫学教育必然是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整合式学习，除了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整合，还有职业精神与职业技术整合，以及“医、护、康、养”跨学科整合。“医学不只是职业，更是事业，不只是靠脑袋，更是靠心，”孙颖浩也说，医学院校教师最有责任唤醒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文的关爱、对生灵的敬畏。

反方：太精英化，基层吃不消

此前，安徽省出台政策规定：临床医药类专业将取消二本批次招生，并将严格控制高职（专科）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到2020年后，逐步停止中职层次农村医学、中医专业招生。四川省近日也下发相关文件，不再新增中职医药卫生类学校，缩减现有中职层次农村医学、中医专业招生规模。

未来医学生培养似乎在走一条高精尖的路子

据笔者观察，一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医生精英化的培养方式备受业内不少专家学者的推崇，他们认为精英化培养的医生整体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能够带动医疗领域的发展。因此在医改过程中，医生精英化的培养模式被大力推行，目前全面实施的本科毕业后三年规培和已经启动的2-3年的专培就是最好的体现。endprint

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一律采取精英化培养模式来培养医生。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医生水平具有同质化、高素质、独立行医能力强等特点，从医疗服务能力来看无疑是很好的。但是，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比重高，他们的医疗需求也很大，这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精英化培养的医生会到农村去吗？

精英化医生就业首选大中城市

欧美发达国家的医生培养模式是精英化培养，大多属于本科后教育，一般说来是严进严出，培养的人数不会太多。而且培养周期长、培养成本高（寒门学子学医的概率较低）。当然，培养出来的医生整体水平高，出来之后就能够独当一面。

而且这样精英化培养出来的医生，工作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我们向他们学习这种培养模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采取精英化培养的医生愿意到农村医疗机构来工作么？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医生们不愿意到农村去，尤其是经济落后、公共资源配置低下的农村。

有媒体曝出美国的乡村医疗和保健服务几乎不赚钱。据预测，未来10年内，美国将有多达600多家乡村诊所被迫关闭，如果这些初级医疗机构倒闭的话，患者就医将会因路途遥远而被延误或滞后，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美国尚且如此，再来看看我国的情况。在浙江省有一批经过4年精心培养的30名全科医生（本来有43名，其中13名中途退出）从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省内20家医院和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年之后，这支队伍只剩下5名医生还在从事全科门诊，而在社区工作的则全部流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城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条件明显比农村好，同样也留不住人！

不论是经济待遇、公共资源配置、职业发展前景，农村医疗机构都远远不能与大中城市的比。精英化培养出来的医生肯定会选择经济条件好、发展前景好、公共资源集中的城市。

农村对精英化医生不具备吸引力

首先从待遇来看，农村毫无竞争力。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大中城市医疗机构的医生收入远远高于农村的医务人员。虽说国家这几年投入了海量的资金来强基层，但是现有农村医疗机构的医生收入水平低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虽然有关部门一直说要提高基层医生待遇，但是不可能提高到和城市医院医生一样的水平。这样一来，在经济上既不能对精英化培养的前期投入有对等回报，也不能保证精英化的医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所以精英化培养的医生肯定不会选择农村；其次是，在农村从事医疗工作的职业前景暗淡。

精英化医生即使能够下到农村，由于农村医疗实施的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并重，基本医疗就意味着常见病、多发病的常规诊治，医疗机构内很难有足够的团队支持，稍微难治的病人必须转诊；而十四大类的公共卫生工作又需要精英化医生的落实。大量繁琐、重复的无效劳动令现在的农村医生都叫苦不迭，精英们能坚持得下来并做出一番成绩么？可能会有少数人会有，但是大多数的精英抛弃农村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精英化医生的家庭不会选择农村

医学生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师，成长时间是普通本科生的两倍还多。人家可以独当一面了，医生还在学习中。在此期间，一个家庭的经济投入非常大。

这样一来，如果选择在农村从医，收入低廉、发展不好，前期投入无疑是打了水漂，大多数家庭在提供参考执业地点的时候不会选择农村。

农村同样也需要医生

如果精英化培养的医生去不了农村，假设在农村又没有其他的医生可以提供医疗服务，农村的农民该怎么办？

估计农民只有三种选择：要么经济条件不允许，有病不看，听天由命，等着自我康复或者疾病加重；要么求神拜佛或者找神医、巫医之类的，将生命寄托在神灵或江湖骗子手中；只有那些经济条件允许的农民才可能到城市医院，享受精英化医生的服务，这样一来势必增加城市大医院就诊压力。

这样的发展态势一定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现阶段，我们需要精英化，但也意味着放弃普通医生

这样看来，在医生的培养方面，还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可以建立一定规模的精英化医生培养体系，以提高整体医生的实力。这些精英化的医生主要分布在国内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或者民营医院、个体诊所。

同时，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一定规模的大众化医生培养，也就是当前还在实施的医学本科教育、大专教育、以及当前比较流行的定向委培。通过这些模式培养周期相对较短、成本较低的医学人才，让他们能够留在基层，以缓解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

所以说两条腿走路比较均衡，只靠精英化一条腿，有可能导致农村医疗的瘫痪，但仅靠大众化培养模式，又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等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就业的医生在待遇和职业前景方面与城市的医生差别不大时，精英化的医生也会逐步到农村执业行医。这时候，精英化的医学教育才会全面取代大众化教育。如果不考虑现有国情，一下子全面推广医生精英化，那么农村的医疗状况就堪忧了。

中立方：医学教育 育师为先

不可否认，决定医学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師水平。教师犹如“将领”，其学识素养和精力投入直接影响所带之“兵”的水平。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将领”，蓄积更多优秀师资？北京协和医院（下称协和医院）积累出多条路径。

协和医院历来重视医学教育，尤其在师资培养方面，既有传承又不断创新，内外兼顾，为全国培养输送了大批师资型医学精英。

奠定现代医学教育模式

早在1917年，协和医学院建院之初，创办者洛克菲勒基金会即表示：“协和的主要任务是招收有前途的医学生，培养高质量的可做领跑者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

1921年协和医院建院后，便一直秉承这个理念，逐步形成“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和兼容并蓄的特色文化风格，创立了“三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和“三严（严肃态度、严格要求和严密方法）”的现代医学教育理念，形成以“教授、病案、图书馆”著称的“协和三宝”，总结出“传帮带”、导师制等教学经验，成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基石，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黄家驷、曾宪九等一大批医学大师，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endprint

借用协和医院副院长张抒扬的话说，“协和的师资培训具有鲜明的特点——一直以来强调教学实体化，推进和落实全员教学，建立了全员参与、全面发展及全程培养的师资培养体系。”

的确如此，协和医院在师资培养上不但传承，还有创新。据张抒扬介绍，该院现阶段推行的师资培训重点包括青年教师计划、交流学习计划、临床博士后计划与激励计划以及引领示范计划。

其中，青年教师计划通过开展内科教师沙龙、青年教师沙龙、青年教师学者培养计划等多种活动，极大地调动了青年骨干的教学积极性，并使其逐步向研究型教学转化。

交流学习计划则包括“走出去”和“请进来”。“走出去”是指参加百人计划、国内外顶尖医院的交流学习、参加各种师资培训班；“请进来”则是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院，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在与先进国家和地区同行的交流中，提升协和教师的教学能力。

据悉，2016 年协和教学周邀请来自美国内科医师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医学教育专家和国内多家医院代表以及协和院友代表，深入临床教学一线，开展教学查房、门诊教学、专题培训和工作坊、交流座谈、院内讲座、外科技能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这样做，不仅有助于青年教师的个人成长和兴趣培养，有助于协和建立更完善的师资管理制度和培训体系，也将世界最新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培养方法带到协和。

临床博士后计划则再现了协和建院之初的小规模医学精英培养模式，该项目采取“升级强化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以临床医疗培训为核心，以核心胜任力的培养为导向，旨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和高素质的优秀师资队伍。

示范引领 广泛传播教学理念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参观协和医院时曾指出：“作为国内知名教学医院，协和使命除了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外，还应起好示范引领作用。”

“示范引领是协和人一贯的追求，也是协和社会责任担当的体现。”作为协和医院副院长，同时又是一名心内科医生，张抒扬深有感触：“医院每年开展多项全国继续教育项目、进修项目和教学活动，各个专科举办各种培训班，广泛传播协和的教学理念。”

除此之外，协和医院多年来还累计投入数百万元进行教学管理的信息化改造，已建成师资信息化管理平台、模拟培训和考核平台、自主学习平台以及绩效管理系统。

对于该平台的优势和作用，协和医院教育处处长潘慧介绍，信息化管理平台和绩效管理系统可以将管理者和老师解放出来，使其可以进行更多思考。考核平台自2003年筹建至今，在考核方面做到了更规范化、同质化的设计，显著提升了培训效果。自主学习平台目前涵盖300多项继续教育项目，累计注册用户超过9000人，线上用户6万人，每年点击量超过25万条，其中一半以上的教学资源对全社会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师资团队的建设得到了赵玉沛院长的高度重视。在师资培训方面，对于平台的应用，赵院长倡导“宁愿用坏也不能搁坏”，鼓励大家积极应用这些平台。

另外，协和医院还尝试将自主学习平台向对口帮扶医院开放，将来该平台还将拓展至医院间甚至全国性培训。

健康界了解到，协和医院还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标准化病人（SP）培训和应用体系，成立SP工作核心小组，建立质量控制和标准化体系，探索SP培训在教学工作中的应用。专门成立“医学新青年”微信平台，向全国传播协和的精神和理念。将高年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结合临床诊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梳理总结成住院医师手册和教学论文集等出版物，向全国推广。

尽管如此，协和医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仍着眼全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助推医改，为全国培养了大批医学精英，甚至学科带头人。

储备师资 打破医改瓶颈

在潘慧看来，医改的关键是人才，而优秀人才则是医改瓶颈，如何让全国500多个基地都成为合格的基地，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师资是关键。

为此，协和医院于2015年秋，联合国内其他6家顶级教学医院，牵头成立“中国住院医师培训精英教学医院联盟”，旨在通过联盟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从根本上推动和提高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水平。赵玉沛院长还成立住院医师委员会，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

“协和医院此举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亲自培养出多少住院医师，更是为了利用协和传统的教学强院实力、优质的医师队伍和丰富的患者资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方法，培养出一支精兵强将的教学师资队伍，建立起一个医学教育的共享平台，这是协和医院作为中国住院医师培训的开创者和国家首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张抒扬进一步强调。

同时，协和医院还与国内多家医院形成共建、帮扶，共同探索发展模式。比如，在对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帮扶项目中，通过对重点人员、重点环节、重点方面的“三重”培养，完成制度化、平臺化的“造血式”帮扶和建设，达到对受援医院的教学支持。

因科而异 协和专家传授经验

不同的临床学科住院医对应的师资标准，既有符合教育学基本原理的共性，也应具备各自的特性。如何将临床学科的特性与教学相结合，是医学教育领域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

内科学系主任张奉春：协和医院至今仍保留大内科学系，统筹安排住院医师的多科轮转、实行5年的“长程”培养。住院医师需要在前3年轮转内科10个专业、15个病房以及急诊、门诊、辅助科室等，促使他们在早期成长中形成综合临床诊疗能力，这是协和住院医师培养的核心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培养具备大内科视野的医学精英，为内科各专业输送优秀人才、培养未来的医学领军人。

外科学系常务副主任李汉忠：协和外科培训以临床为核心，设置了医院、基地、专科三级管理体系。住院医师则要在各三级学科进行全面轮转，以避免因过早专科化导致的“管状视野”。同时，协和外科设立严格的考核制度，重视急诊经验；重视操作培训，强化动手能力；注重国际接轨，打造精英模式。endprint

神经科主任崔丽英：态度和作风与知识经验同样重要。一名合格的临床带教老师应当成为“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的表率，从医、教、研三个方面以身作则，影响一代代学生。协和鼓励年轻住院医师学习临床病例，通过查阅文献，总结回顾相似病例，建立对疾病的全面系统认识，从而提高住院医师临床思维能力。

麻醉科主任黄宇光：“导师制”临床带教，让导师责任心更强，学员归属感更浓。麻醉科住院医师规培以学系和临床亚专业组为基础，做好临床带教；以研究生导师和科研课题组为基础，做好科研培训。鼓励住院医多创新、多交流，充分展示个人风采。重视人文关怀，培养德智体全面人才。

法眼看医

误诊后发生的治疗费用谁来承担？

案例：

赵女士以停经约6个月、入院前10天阴道出血较前增多、4个半月前以葡萄胎清宫2次的症状，到某市医院接受治疗，门诊以葡萄胎收住院。赵女士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平稳后出院。出院后，赵女士间断出现原有症状，觉得病情并未根本好转，入住省城某医院接受治疗，病理诊断为绒毛膜癌。赵女士两次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等合计6.73万余元。

事后，赵女士找到某市医院，要求承担误诊误治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双方协商未果。赵女士以某市医院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万余元。

分析：

因为误诊而产生的治疗费用，即便不考虑法律因素，仅按照常理也论断，也不应该由患者自行全部承担。那么应该由谁承担？医院在这里又应该承担多少呢？

法院受案后，经赵女士申请，法院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在对赵女士所患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误诊误治的医疗过错；其过错与赵女士所患疾病绒毛膜癌不存在因果关系，但与其病情加重存在因果关系，病情加重的参与度为主要责任；具体增加的治疗费用，因个体差异化疗疗程不尽相同，无法具体量化。

据此，法院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依据鉴定意见，医院应对赵女士病情加重的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而赵女士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保护的医疗费用中既有治疗原发病的损失，也有因病情加重而增加的经济损失。对于该部分增加的经济损失，某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认为：“具体增加的治疗费用，因个体差异化疗疗程不尽相同，无法具体量化”，故被告在治疗过错中的误诊误治行为对原告所患绒毛膜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最终，法院依据被告医院应承担主要责任的鉴定意见，判决医院承担原告治疗费用35%的赔偿责任。赵女士不服上诉后，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患者被误诊误治的，日后的治疗难度难免加大，其治疗费用亦难免增加，严重的甚至还会损害其健康和生命，但患者的疾病毕竟不是误诊误治所致。因此，患者固有的“只要医院存在误诊误治，就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的观念，当然不会得到法律支持。对于误诊误治，治疗难度增加多大，治疗费用增加多少，难以具体量化，法院只能尽可能地依据公平原则予以酌定。办案法官根据本案实际，按医院“病情加重的参与度为主要责任”之鉴定意见，确定医院承担患者治疗费用35%的赔偿责任，符合鉴定意见中确定的赔偿原则，体现了公平原则。

如何避免

判断误诊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也就是法律上的误诊，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要素：一、医生诊疗过程中是否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诊疗常规的行为；二、是否对患者的人身造成相应的损害后果；三、过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误诊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误诊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并不是所有的误诊都是医疗事故。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医生认真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制定治疗方案。即使不能及时诊断，也应作好必要的拟诊和护理工作。如诊疗过程中违反卫生行政法规、护理常规等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则构成医疗事故，若只是误诊，但并没有给患者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损伤，则不构成医疗事故。

医院胜诉的“误诊”

一位年近40岁的女士突然发现脖子上出现一肿块。遂到某市医院就診并对肿大的淋巴结进行活检，病理报告为“非典型增生”，因炎症引起。医生便据此给她抗炎治疗，肿块很快就消失了。两年后该女士旧病复发了，到省级医院检查最后被确诊为“淋巴瘤”。听到这个消息，这位女士震惊了，她认为是第一家市级医院误诊了，才导致病情恶变，愤怒之下将医院告上法庭。后经两级鉴定，均不属于医疗事故，是疾病本身发展的结果，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没有败诉。误诊原因是疾病自身发展的原因，完全属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医生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严格说医生不存在过失。

对于因医院的误诊给患者造成的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要结合该医院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以及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来看，如果医院完全具备诊断胃癌的水平和技术，并且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则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如果医院并无过错，该疾病又已超出了医院现有的诊疗水平和条件，则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只承担部分责任。

误诊的法律责任（本案符合第二种）临床误诊的性质不同，涉及到法律责任也不同，有过错的误诊有以下几种法律责任。

一、医疗事故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活动中存在过失，即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损害程度必须达到《医疗事故处理条件》规定的医疗事故等级，以及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的规定要求，且过失行为不良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即构成医疗事故，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

二、民事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对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误诊行为，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确定医疗机构承担责任。

对技术性误诊，无论给患者造成何种程序的损害，都要由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误诊给病人带来的损害，医院应赔偿患者因误诊误治增加的不必要医疗费、交通费，根据不同情况赔偿病人因营养支持从而支出的营养费，因误诊误治产生的误工费，如侵权后果严重，还要承担适当的精神抚慰金等。

三、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人员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