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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变革中的国家战略选择，具有问题域的差异性，但目前面临的共性难题，就是即使联合多元治理力量，仍无法牵制个别超级大国以自我利益优先战略的霸权行径。突出表现为，不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和霸权实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焦虑，力图攫取一切可获得的利益，向其他国家输送用来制衡竞争对手的强力，制造地缘政治生态的冲突能量，强化争夺有限国家利益的危机感、紧迫感，从而误导地缘政治变革的方向，破坏处于萌芽状态的地缘政治变革共识和处于起步阶段的地缘政治变革的发展规划。霸权战略的破坏根源，在于国际社会具有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痼疾，这可从主导大国、盟友国家及落后国家这些主宰及参与地缘政治发展走向的关键主体的战略选择惯性中得以体现。

一、主导大国固守地缘政治变革的战略竞争陷阱

从近代第一个世界强国葡萄牙至今，主导国家为了争得海权、海外殖民地及诸多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国家战略竞争似乎是地缘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掠夺式的地缘政治发展道路，遵循的是达尔文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想要在这一法则下生存，必须拥有四个前提条件：一是全球缺乏共识性的治理体系，外在的政治生态默认这种强者为王，弱者为寇的游戏法力；二是战略竞争国家拥有支撑进行对外扩张的实力；三是战略竞争国家具备吸收和消化战略竞争成果的能力；四是存在可供战略竞争的场域和资源等的物力。其中，第一和第四方面是战略竞争选择的外部条件，涉及战略竞争的合法性；第二和第三方面是战略竞争选择的内部条件，关系到战略竞争的可能性。而无论是合法性的条件还是可能性的条件，都是依托于殖民扩张的地缘政治演进路径。但就现代国际社会而言，以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分水岭，实施丛林法则的上述四个条件的存在空间越来越狭小。

就第一个条件而言，二战结束至今，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核心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等的政治、经济、军事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全球治理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受少数发达国家支配，主要为了维护、捍卫甚至扩张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看似不尽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国际社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共识规则，结束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长期的无序状态，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国际治理体系都拥有实力强大的主导主体，甚至霸权主体，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国际治理体系是由诸多国家参与构成的，其中的正义力量凝聚成的合力对于主导主体可以形成一定的牵制力，如联合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大大杜绝了诸多不合理的全球行动方案。与此同时，除全球层面的治理体系之外，二战之后，基于地区共同利益事务治理需要，欧盟、非盟、阿盟、东盟等地区性联盟相继出现。再有，就是随着民族独立和国家自治能力的提升，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现代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可否认，其中一些治理体系是为了实施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这类性质的治理体系所占比例的缩小趋势较为明显，特别随着国际社会面临的共性难题越来越多，这类治理体系也不乏性质修正，但个别体系还是遭遇了难以为继以至于解体的结果。

就第二个条件而言，作为战略竞争国家如要拥有支撑进行对外扩张的实力，最基本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两者之间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即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军事实力是经济实力的保障。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下，两种实力又受制于国际社会生态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总体的良序与否，这直接决定了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能否有发展的基础。二是国际社会国家之间可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发展状况，这直接决定了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发挥作用的程度。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除个别国家以外，全球都遭遇了经济重创，经济的恢复状况疲软。即使没有这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进入21世纪，受前期信息产业、科技、物流等现代技术提供的便利，尤其是比较固定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对空间的市场饱和，导致经济实力难以寻求发展的新增长点。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9月发布《2017—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从基础条件、效能提升和创新成熟度3个层面的12项指标衡量各经济体竞争力量”，“报告对全球137个经济体作出指数排名，瑞士连续9年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美国、新加坡紧随其后。排在榜单第4位至第10位的分别为：荷兰、德国、中国香港、瑞典、英国、日本和芬兰。”[1]而根据2017年世界综合国力排名报告显示，排名前十的依次为“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巴西、印度、意大利”。再参照美国2018年发布的全球军事最强10个国家的排名，即“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英国、日本、土耳其、德国、埃及”。可知，具有战略竞争力的国家，大多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互构。但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两大实力，在世界格局相对稳定和全球地缘政治自治觉醒的情况下，尤其存在核武器等军事力量的巨大毁灭性，对外实施无限扩张的能力也会大大受限。

就第三个条件而言，具备吸收和消化战略竞争成果的能力，是国家实施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往往被战略规划者所忽视，而这恰恰可能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表现为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兴衰铁律，即“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2](P215)战略竞争成果包括两大类，一是战略竞争部署，二是战略竞争实践。战略竞争部署是战略竞争实践的前提，其最佳竞争效果是要达到威慑竞争对手的作用，其不利的竞争后果是引出了竞争对手，导致战略竞争的连锁部署，形成政治局势的紧张氛围，使得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战略竞争实践的表现形态多样，从国家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战略体系，这些战略领域既独立成一体系，又彼此密切关联，一旦某个战略竞争实践进入到了某种状态，其影响是深远的。就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言，包括摩擦、僵持、战争(热战和冷战)三大类战略竞争实践。在缺乏战略竞争共识规则约束的情况下，虽然第一类摩擦具有不可避免性，但如果摩擦的频率和程度加大，达到不可控的情况下，转变为战争就会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战争，其破坏性无不是现代强国由盛转衰的梦魇。与摩擦、战争相比，僵持性竞争实践的破坏力不可小觑，这类战略竞争如果找不到解决分歧的突破口，似乎一时相安无事，但任何一个微小的摩擦都有可能点燃冲突甚至战争的爆点，其地缘政治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国际社会战略竞争成果难以吸收、消化除受制于战略竞争对手可比力量钳制之外，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就是许多大国强国战略竞争布局并非出于国家发展的长远考虑，只是为选票政治服务，战略竞争在力图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会引发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而其中的一些竞争战略完全就是为了转移国内未解社会问题的关注，掩盖问题成了主要的目的，从长远来看，即使允许丛林法则的存在，这类国家的战略竞争能力也只能是呈削减的态势。

就第四个条件而言，要实施竞争战略，需要存在可供战略竞争的场域和资源等物力。现代地缘政治演进的一条主线，就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合作取代对抗成为国际交往的主流。如果说在冷战及之前的‘一战’‘二战’时期，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结盟，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对抗中彻底击垮对方，那么现在的国家竞争，则是为了在合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支配权。这种变化的产生，在技术上有利于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最终成就了现在这种‘暗战时代’。就大国关系的处理上来说，这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你能够在台面上听到的，总是关于合作的声音；即使台下的博弈不可避免，但表面上和平的维护仍是十分必要的。”[3](P264-265)经济全球化博弈特征的时代背景转变，使得“传统地缘政治坚信的海陆两极对峙及毗邻国家为敌的理论结构不符合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所以新的地缘政治体系结构应该是海陆联合的全球结构与合作性区域结构。而这样的结构需要新的更积极的功能定位”。[4]但是，地缘政治结构更积极的功能被认为 “既不能是霍布斯主义的冲突与竞争,也不能是世界主义的超国家合作,而是力求实现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格劳秀斯主义的国际合作”[4]定位是否准确，这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过去的地缘政治模型已经无法解释当代全球体系中发生的问题。当代世界的主要特点是，货物、资本和劳动越来越自由地流动，‘世界已经变平了’。地缘政治结构的改变，使得传统地缘政治‘(世界岛)中心—边缘’模型不再有效，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生活在同等的经济空间中。”[5]这使得可供战略竞争的场域和资源等物力越来越有限，表现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帝国时代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正是建立在以推动人类进步为目标的‘宏大构想’之上的，征服其他国家或占有其土地的能力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重要了。”[6]但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国际社会能够制定出“以推动人类进步为目标的‘宏大构想’之上的”国家战略乏善可陈，表现为现如今地缘政治能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依然是地缘政治争夺最为密集的地区，即国际社会深陷地缘政治陷阱还不能自拔。

基于上述四个层面地缘政治竞争构成条件的变化可知，主导大国固守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竞争陷阱，不仅是导致这些主导大国衰败的根源，而且更加突显应对全球治理的地缘战略选择的匮乏。

二、盟友国家面临地缘政治变革的战略转向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持久稳定的可比竞争优势和霸权利益，依托联合国、自由经贸区、北约、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美国在利益核心地区与各类国家建立了利益联盟，并在全球范围外派驻兵进行保障。由于这些盟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能够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相抗衡，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关系互构尤其是经贸往来是存在明显不平等的。但这些国家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择美国作为盟友的原因之一，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战略空间内，盟友国家需要借助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保障和巩固其所在地区的轴心地位，而美国需要借助这些地区轴心国家牵制共同的目标国。如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之于阿拉伯世界；东北亚的日本之于中国；西欧的英国之于欧洲大陆国家；东北亚的韩国之于朝鲜；南亚的印度之于巴基斯坦等。美国与盟友国家之间相对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合作关系左右着盟友国家的内政外交战略，成为盟友国家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核心。

现如今，上述美国与盟友国家间相对稳态的利益合作战略关系出现了变数甚至是裂痕。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超级大国感到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了冲击，大国之间的竞争缺乏协调机制；二是美国受霸权获益方式的拖累[注]美国梦的精神实质在于其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但长期的霸权垄断地位，使得“债务驱动型的经济走向了末路”。参见金焱、王宇：《美国梦断：债务驱动型经济末路》，《财经》，2011年第26期。。把外在竞争带来的挑战当作经济霸权更迭规律的驱动力，其实质是把内因外因化，没有认识到正是霸权本身禁锢了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力，而这无疑影响国家生命周期的长度及其质量。受经济危机、地区战争后遗症的影响，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和综合实力大不如前，衰退倾向的国力刺激美国的当权者实施美国利益优先的孤立战略，从而使得盟友国家既得利益获取方式受到了威胁甚至阻断，导致这些盟友国家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就目前国际格局的演进阶段而言，国际社会还没有完全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原因在于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依然还是世界老大和霸主”，“世界的旧秩序还未打破”，这就意味着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盟友国家一方面在既得利益不再完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独立决断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力图寻求保障既得利益、更加自主有效地进行地缘战略决策。或为弥补缺失的既得利益，在区域内外寻求能够开辟新利益的地缘战略合作对象，包括曾经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两种新的地缘战略选择，对于守成大国而言，都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对其联盟宗旨的背离或扰乱其战略竞争规划，因而会遭到实力依然强势的守成大国的阻击或抵制是意料之中的，这就使得盟友国家面临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转向困境。

盟友国家首先面临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理念转向困境。作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言，其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理念，着重解决的是国家在地缘政治空间中的功能定位。基于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安全保障及功能发挥的大小，可分为地区安全国家、地区主导大国、全球治理中的强国。从国家大战略长期的发展规划来看，这三个层次的国家地缘政治发展战略理念彼此联系，互为发展的可能基础。但这三个层次的地缘政治发展战略理念又并非必然按序推进，原因在于，确立能够付诸实施的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理念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除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之外，还受两个关键要素牵制：一是国家具有的地缘政治禀赋，如地理位置、版图大小、拥有的自然资源量、国家能量的历史记忆等。二是地缘内外政治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除了安定与否这一显性指标之外，还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地缘内主要大国的实力格局及互动机制的情况，二是世界强国在全球地缘利益中的战略布局。由于受上述内外因素及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发展战略理念的确立并不存在随心所欲性，在他国看来是低层次的地缘战略理念，如地区安全国家，对于像以色列这一身处中东阿拉伯世界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来说，就是其立国之本。在他国看来是高层次的地缘战略理念，如全球治理中的强国，对于像英国这一曾经的世界霸主来说，就是国家发展的必然特性。

拥有稳定且具有发展规划的地缘政治战略，是现代国家的文明特质，这可展现国家发展的确定性。但对被世界强国选中的盟友国家，地缘政治战略理念阶段性的转向既是常态，又是必然。原因在于，世界强国与盟友国家彼此之间的战略利益定位是存在地缘身份差异的。

从已有的世界强国的立场来看，很明显，与任何盟友国家的合作绝不允许盟友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威胁其霸主地位；与盟友国家建立的合作关系所要维护的地区战略利益只是强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这就决定了世界强国会从全球视野定性盟友国家棋子功能的地区性，并把这一性质的功能稳定化，这与盟友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缘战略向更高层次动态调整的要求是相冲突的。

从盟友国家的立场来看，与世界强国建立联盟关系，倚重强国获取的既有地区性利益要求，又有全球性利益要求，特别在核心利益方面，盟友国家希望获取世界强国绝对的战略支持，但在这一点上，除非世界强国的全球利益与盟友国家的特殊利益诉求正好重合，否则世界强国从维护全球治理的核心利益的高度进行统筹兼顾的战略行动，必然无法满足盟友国家特殊核心利益的期许，促使盟友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理念转向就是常态也是必然。如从美以这一顶级联盟关系来看，“作为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遍布世界各地，因此需要从全球利益出发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而以色列利益仅限于中东地区，在它的地平线上，安全是它的首要考虑。”[7]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是巴以地缘政治之争的焦点，2016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日前以几乎全票的结果，通过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决议。以色列对此大为不满，停止了给联合国的5个机构拨款，而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唯一投弃权票的美国，更是遭到以色列的炮轰。以色列政府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背弃了其中东唯一、也是长期的盟友，甚至借此向下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脸上‘吐口水’。在对奥巴马发脾气的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却向特朗普抛出了橄榄枝，称期待合作，消除荒诞决议的有害影响。”[8]2018年新一届美国总统实施亲以的战略措施，决议“把美国驻以使馆搬迁到以巴争议的焦点耶路撒冷”，表面上这是美国在中东地缘政治中为盟友以色列争得了最大利益，实质上是点燃了巴以问题的导火索，反而置以色列于最不安全的漩涡之中。

因此，无论从世界强国的立场还是从盟友国家的立场来看，只要盟友国家的核心利益倚重或被纳入世界强国利益优先的国家战略之中，那么盟友国家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理念转向就会成为必然。但盟友国家地缘政治发展战略的“治中求治”的理念与世界强国“乱中求治”的理念无疑存在冲突。“治中求治”的地缘政治理念，以直面分歧，聚焦问题作为求解地缘政治难题的发展战略，达成共识，解决问题是这一战略理念的目的。而“乱中求治”的地缘政治理念，以制造分歧、制造问题作为呈现地缘政治难题的发展战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是这一战略理念的目的。这一地缘政治发展理念突出表现在美韩联盟关系中，美国长年在韩国进行军事联合演习，不断刺激着韩国战略对手朝鲜的军事神经，制造朝鲜半岛军备竞赛的紧张形势，促使朝鲜试射导弹，进行军演，这一战略竞争反过来使得当事国之一韩国实施误判战略，导致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亚洲大国中国的地缘战略安全感，引发中国的不满，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中韩关系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韩国对华经贸损失惨重。正因为这两种战略理念的差异，在世界强国掌控盟友国家的战略走向的情况下，盟友国家遭遇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理念转向困境就不可避免和暂时无解。

除地缘战略发展理念转向存在困境之外，盟友国家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目的、战略要求、战略举措都不同程度存在转向的困境。盟友国家在战略目的方面主要由接受霸权控制转向制衡霸权压力，在战略要求方面主要由追随转向自主，在战略举措方面主要寻求合作而非单一依靠竞争。上述各方面地缘战略的发展转向，都不可能在世界强国和盟友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中进行求解，原因在于这些战略转向的共性都是要打破既有的霸权规则，而这不仅是对世界强国既得利益的侵犯，更是对其霸主权威的挑战，是一种不可能被接受的战略转向。在现有全球治理运行机制欠完善且无法做到对国际正义的完全维护、代表全球治理文明性的新的世界强国还未产生等情况下，盟友国家唯一可以进行地缘战略转向的策略是要实施两步走的规划：第一步，回归所属地缘环境，实现国家的完全自主性。第二步，重塑地缘生态环境，形成地缘利益合力。只有形成具有地缘归属感的利益共识，才能形成建设利益、分享利益的新型地缘政治战略的发展行动力，以利益惠普的现实成效筑就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集合实力，才有可能为地缘政治范围内的每个国家对抗霸权威胁提供切实的保护。但要开启这类新型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之旅，首要的是探究如何弥补由来已久的地缘利益分歧，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现有的运行体制与机制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三、落后国家遭遇地缘政治变革的战略依附难题

落后、先进、发达是表征国家发展程度的用语，在人类社会发展较为高级的现阶段，这些表征用语都有相对和绝对两个角度的认知，而这其中尤其需要对落后国家在地缘政治发展中的战略选择难题进行关注，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上最为脆弱国家组成的落后国家，是地缘政治发展中的最大群体，这一最大群体需要解决具有共性的地缘政治发展难题，是全球治理中阻碍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痼疾，最能体现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偏见。在这一点上，长期以来把地缘政治当作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霸权政治对此是漠视的，其结果，整个国际社会更难形成制衡地缘政治霸权的合力，地缘政治遭遇发展的停滞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二是落后国家地缘政治危机的溢出效应，是国家间、区域乃至全球都不得不关注的难题，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传播能量，使得国家危机区域化，区域危机全球化，这样的危机溢出效应已司空见惯。以中东的叙利亚为例，持续达七年之久的内战，最终演变成了代理人战争，引发9国混战，不仅对叙利亚本国，而且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处于长期动荡和次生冲突一触即发的境地，叙利亚危机更是制造出了数以万计的难民涌向邻国甚至欧洲，形成震惊世界的欧洲难民危机，这类落后国家的地缘政治危机不能不引起关注。

三是落后国家摆脱地缘政治发展的障碍，是国际社会已经做出的共同发展承诺，必须要努力完成。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992—2015年)注该“目标规定了促进人类发展的8个目标。其中前7个目标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可以说是被世界各国基本接受的‘基本需要’清单。第8个目标‘全球合作促进发展’是实现前7个目标的国际治理手段。”参见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年。之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年)也得以出台，共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致力于消除贫穷的同时，需实施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教育、卫生、社会保护和就业机会等社会需求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战略。”[9]其中，第十个指标，是“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国际社会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最脆弱的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继续在脱贫方面取得进展。但是，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卫生教育服务和其他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差异巨大。此外，虽然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均可能减少，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均却在增加。人们日渐认识到，如果经济增长不具包容性，而且没有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即经济、社会和环境，则经济增长就不足以减少贫困。”[9]

“治理贫困”是联合国新旧两个千年发展计划规划的共同目标，贫困地区无论是依靠自力更生，还是依靠外援帮助，如果不消除导致贫困的根源之一，即发展战略的依附难题，那么任何治理贫困的方式，都不可能达到真正治理贫困的目的。

依附难题之所以是落后国家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痼疾，源于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形成了霸权—依附的资本扩张体系。“霸权—依附体系作为核心—边缘体系的新的发展阶段，并且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新的结果，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这一体系已经使落后国家走上了不可逆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国际资本主义规范下从事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总之，体系对落后国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落后国家作为体系的单位，它只能服从于这一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为霸权(在商品生产和对贸易、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政治和外交制约力上具有不可挑战的地位)服务的，即这一体系使边缘无条件地依附于核心，尽管核心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种程度与形式的依附性。”[10]

实践中，落后国家经过霸权—依附体系获得了怎样的一种发展状况呢？根据2017年世界最穷国家排名，位居前十的国家分别是津巴布韦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共和国、布隆迪共和国、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尼日尔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共和国、塞拉利昂共和国、中非共和国、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上述十个国家中，位列前九位的都是非洲国家，那么这些国家贫穷的原因是什么呢？纵观非洲国家现代化的演进历程，西方国家在非洲长期的殖民统治，把西方的民主理念烙在了非洲人的脑海中，但没有给予他们践行这一民主理念充分的经济条件基础，其结果民主实践的失败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这成了这些国家贫困的根源，而非洲的动乱与贫穷对相连的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尤其是对岸的欧洲国家来说，必定受到牵连。类似动乱与贫困集于一身的拉丁美洲的问题也与上述情况如出一辙。

对于身处霸权—依附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如何突破依附发展悖论问题，具有普遍共识性的解决办法还没有达成，不过学界一些学者的相关探究倒是给予一定的启发。如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力图破解依附发展悖论问题的学者林毅夫指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11]但这一破解依附发展悖论的理论推理，在用于落后国家的现实观照时，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落后国家优势的要素禀赋诸如劳动力随着现代仿真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的发展，不再具有可比的竞争优势；再如矿产资源的开采，除了开采技术的有限之外，不断被强国制造的社会动乱，被迫让渡出许多不合理的国家利益。在落后国家还无法完全安全可持续地对自身拥有的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进行开发利用时，这些要素禀赋只可能成为一些强国始终觊觎的对象，因此如何自保这些要素禀赋的安全是国力较弱的落后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

二是为了保持动态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前提是要有这样的竞争产业存在)是必然，但问题是，进行产业升级不仅需要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升级成本的投入，而无论是技术还是成本，这两个方面都是落后国家的劣势，如不创造条件发挥后发优势，仅仅依靠落后国家自身的努力，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进入21世纪，整个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经过几十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出现，同时，突发“9·11”、世界金融危机等重大事变，国际格局出现了大变革大调整的状况，这为落后国家突破依附发展悖论提供了条件。一方面随着超级大国国力出现衰败的倾向，“第一强国与它的伙伴国的关系已经变化。全面的屈从已经死亡，走向更加复杂的交织。欧洲的强国(德国)和亚洲的强国(日本)不再以同样的屈从接受华盛顿的命令。它们发展自己的战略，它们与北美巨人的冲突已经清楚显现。”另一方面，“新的国家的和社会的裂口出现在一种国际化的经济中，在国家和统治阶级当中没有相关性。这种全面跨国化的缺失重新创造了依附。半外围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次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状态的经济体积。‘全球的南方’没有转换旧的外围，也没有包括中国。为了更新依附论存在牢固的支柱。”[12]这些不愿屈从超级大国的所谓“次帝国”的新兴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为自身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时，滋生出的新型“依附”，到底能够为落后国家创造怎样的地缘政治发展的能量，还有待深入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