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昱

（湖南信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古罗马人依靠武力征服了古希腊，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的外壳，但却无法延续古希腊的精神。因为他们追求感官的享受，把个人主义、享受主义推到了极致。音乐既不用来与神沟通、也不与心灵对话，只是成为炫耀、享受、吸引眼球的工具。乐器的形制扩大，音乐成为一种时尚，讲究排场化、职业化、技术化，整个社会变得浮躁与膨胀。但在社会底层，人们只能忍受今生的痛苦、渴望来世的降临，在宗教与音乐中寻找慰籍。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中世纪开场。经历了过于物质的古罗马，中世纪人意识到缺乏信仰的无知与骄横，渴望回到精神的国度去。同时，中世纪也经历了很多病痛与灾难，对现世的隐忍、对来世的渴望，对奉献、爱、与相信的需求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强烈。他们是经历了生理与心理重创的人，也因此变得格外谨慎小心，他们害怕迷途、害怕受到惩罚、恐惧人类的狂妄而遭受灭顶之灾。与上帝的沟通、链接成了他们每日的功课。同时，与上帝的交流也让他们更有忍耐和包容的能力，对来世的期盼能让他们对现实的残酷稍具心理安慰。

音乐在中世纪是教会允许存在的七艺之一，格外得到教会的重视。中世纪的教会对于音乐真是又爱又怕、非常矛盾。一方面可能因为教会需要利用音乐更快捷地传播教义，另一方面恐怕与音乐容易让人感性、失去理智有关。他们对音乐的使用有严格标准，特别害怕音乐成为洪水猛兽、不受控制。希伯城的主教、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之一圣奥古斯丁（354-430）在《忏悔录》中这样表达，“我清楚地意识到，当这些神圣的诗句被唱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时候，它们在我心中激起了更大的宗教热情，点燃了更狂热的虔诚之火。…从某种程度讲，我也倾向于赞同在教堂里唱圣歌，目的是想让那些信心不强的人通过耳朵的享受而增强信教的决心。然而，当我发现歌唱本身比它传达的真理更有力的时候，我承认这是一种悲哀的罪孽。在这种时候，我倒宁愿不听歌唱[1]”。感性的音乐受到理智的教会最严格的管控。所以欣赏中世纪的音乐一方面要理解音乐在当时的功用，另一方面要带着克制、压抑的中世纪感情去倾听，保持圣洁虔诚的心，少一些感官享受的欲望。

其实也正是这种理性与逻辑给音乐的发展带来新的方向——复调诞生了。复调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逻辑、数理、理性、严格，是中世纪思维在音乐中的体现与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黑暗的中世纪、看似扼杀感性的中世纪却很好地发展了音乐的逻辑性。从平行四五度的奥尔加农到跳出圣咏掌控的花唱奥尔加农；从节奏模式到开始清晰的迪斯康特；从作为替代品的克劳苏拉到复歌词的经文歌，用今天的眼光和审美标准显得荒诞的中世纪音乐，却在严格中形成了一套发展的逻辑：旋律——节奏——歌词——对位。中世纪成为形成西方音乐多织体特色的土壤。

鉴于古罗马的教训，中世纪把除管风琴之外的乐器都封杀了，当然也把注重感官享受的流行音乐当成异端，所以也鲜有流行音乐、世俗音乐得到记录。但中世纪的音乐却被认为是具有疗愈效果的音乐，特别是格里高利圣咏，其在教堂中的谐音、泛音丰富，能给大脑充电[2]，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冥想静心的音乐，平和、克制的音调对于今天浮躁的都市人，是一剂心灵的补药。接受中世纪冷静的礼物，也更能理解中世纪人的纠结痛苦与他们对于音乐的需要。

所以，被人誉为慢慢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实际有重大的音乐贡献。音乐不仅发展了它理性、逻辑的一面，同时格里高利圣咏也不仅只对中世纪人有意义，也能疗愈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