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成，陈谙哲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目前，学界对山西宗教寺庙的研究成果不少，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考察山西某个特定寺庙或宗教信仰，如徐怡涛的《山西长子成汤庙》和《山西万荣稷王庙建筑考古研究》，宋燕鹏的《南部太行山区祠神信仰研究:618—1368》等。第二，探讨某时期或某个特定区域的寺庙宗教，如宋志强的《佛都大同》、郭俊红的《沁河流域的成汤信仰》等。第三，对整个山西地区宗教寺庙进行系统性和总括式的研究，如白清才主编的《山西寺庙大全》、瞿大风的《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等。第四，研究山西宗教寺庙相关的衍生物，如孟嗣徽的《元代晋南寺观壁画群研究》、冯俊杰的《山西神庙剧场考》等。第五，将宗教寺庙与当下相联系，探讨在新时期环境下宗教寺庙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贾雪娇的《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城市化进程中的民间信仰》和续庆慧等的《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村宗教问题研究》等。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于运城地区宗教寺庙的研究却较少，仅有闫爱萍的《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徐新云的《临汾、运城地区的宋金元寺庙建筑》、关强的《山西垣曲岱嵋圣母信仰调查研究》等几篇著作，故仍有许多空白与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一、清朝垣曲县寺庙调查统计

宗教信仰和寺庙祭祀是封建社会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清朝是各种宗教生长交融并趋于鼎盛的时期，融合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统治思想与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产生激烈碰撞的时期。这一国家特性决定了清朝宗教以儒家文化和藏传佛教为主导，兼顾传统释道和伊斯兰教，排斥新“入侵”的基督教。[1]研究此时之宗教寺庙文化对于研究清代社会民俗具有重要意义。

垣曲县又称舜乡，是帝舜故里，位于山西省南端，东跨王屋，西踞中条，南界黄河，北接太行。这里河流众多，气候湿润，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受中原文化影响甚笃。由于优越的气候条件与特殊的地理位置，垣曲地区较多并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和有地方特色的寺庙。据清光绪年间的地方志和新中国成立后所编县志所载，可统计出清朝垣曲地区的寺庙一共有84座，宗教信仰类型众多，所祭祀神灵亦多种多样。不仅有龙王庙、武庙这种于各地皆可见到的寺庙，还有许多充满区域特色的寺庙，如黑龙庙、舜王庙和姑姑庵等。为便于研究，兹附表如下：

表1 清朝垣曲县寺庙汇总统计

续表1 清朝垣曲县寺庙汇总统计

续表1 清朝垣曲县寺庙汇总统计

注：表格数据来源于(清)薛元钊编修的《光绪垣曲县志》和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垣曲县志》(1992年)。

二、信仰状况及寺庙种类分析

(一)人口数量与寺庙分布

由于清朝垣曲地区各个时期人口数量变化较大，而且可考查的资料不多，故以县志中所载光绪年间的人口数量为基准进行分析。

清光绪五年，全县总人口29166人，全县总面积为136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1.32人/平方公里，根据之前所统计出来的84座寺庙，通过计算可知，垣曲地区每16.29平方公里便建有一座寺庙，大约每347人便可拥有一座寺庙。密度如此之大，足见清朝时期垣曲地区民众对宗教寺庙的依赖程度。

(二)寺庙类型及其祭祀神分析

根据统计，清朝垣曲地区的寺庙大体分为三类：道教、佛教和其他民间信仰。

1.道教寺庙：清朝时期垣曲地区的道教寺庙共有29座。其中寺庙的主祭祀神有玉皇、王母、真武大帝等，代表寺庙有城隍庙、洪庆观、龙王庙等。我国道教形成可上溯至东汉。它以我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为基础, 以神仙存在、神仙可求论和主张用方术修持以追求长生不死、登仙享乐和祭祀醮仪以祈福免灾等为主体内容和特征, 又文饰以道家、阴阳五行家、儒家谶纬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为神学理论。[2]其庞杂的鬼神系统是与民众消灾祈福的迫切需要息息相关的。大众有什么愿望, 道教就吸纳与塑造相应的鬼神, 这就使得道教更容易被民众所接纳，从而成为传统信仰中的重要一支。

2.佛教寺庙：属于此类的寺庙共有30座。其中寺庙的主祭祀神有释迦牟尼、地藏王菩萨、观音菩萨等，其中代表寺庙有兴国寺、观音院和地藏寺。我国佛教盛行于南北朝时期，至唐宋时发展到鼎峰。佛教的兴盛，除了统治者的扶持外，更是源于其所宣讲的“众生平等”与“转世轮回”等思想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精神寄托。同时，佛教教义多是劝人行善积德之言，与华夏民族“和合”的传统观念相契合。所以，佛教信仰在清朝亦是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

3.其他民间信仰：属于此类的共有25座寺庙。此类祭祀神多为历史真实人物，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被神化，进而被当作能寄托精神与实现祈愿的神明而供奉。此类寺庙的主祭祀神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先秦时期的圣人先哲、帝王女杰等，尧、舜、禹、汤、孔子、老子、娥皇女英等。代表寺庙有舜庙，娥皇女英祠，渊德侯庙和汤王庙等。(2)上古和中古时代的英雄及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英雄诸如项羽、关羽等；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如药王、皋陶、财神(赵公明)等。这一类的代表寺庙有关圣庙、伯王庙、衙神庙、和药王庙。(3)中古时期历代贤良名臣，节孝忠烈之人，为彰显其功，以供后人效仿，专门为之立祠。代表寺庙有忠烈祠、节孝祠、名宦祠和循良祠。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种信仰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互斥与融合，都互相借鉴了不同信仰的信奉体系而不断加以完善。如老子与关羽，原先并不属于道教信仰的神仙体系，而在道教发展壮大后，为了扩大自身影响、促进传播和完善信仰体系，便将先哲老子与武圣关羽纳入自己的神仙体系中。再如原本属于佛教的阎王和观世音，后来亦被借到了道教的神仙体系中。如果仅根据主要的祭祀神进行判断，则许多祭祀神已很难类化到具体的某一类。从主祭神相互借鉴这一文化现象中便可窥见：儒释道信仰的不断发展与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宗教信仰与寺庙文化的繁盛。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清朝后期比其他朝代信仰多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但垣曲地区并未受到这两种信仰的影响。究其缘由，大抵是因为山西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又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传统信仰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不断形成并稳固的儒释道信仰仍处于支配地位，这使得外来信仰很难立足。具化到垣曲地区更是如此，“周围皆山，如垣之曲”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变迁都远落后于山西的其他地区，处于孤立状态的民间信仰自然发展缓慢。垣曲地区所保持的文化惯性，使其较好地保留了封建社会的传统信仰，而未受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影响。

(三)寺庙修(重)建中的官方扶持与民间捐建

寺庙修(重)建的力量来源于两方面：官方扶持与民间捐建。史料或碑记当中，明确记载垣曲地区为官方修建或重修的寺庙有9座，剩下的75座寺庙，多数甚至全部来自于民间的捐建。官方扶持各类宗教，是因为统治者想要充分挖掘与发挥各种信仰中可以慰藉与麻痹黔首的部分，借以操纵与控制人民。而民间自发修建寺庙则充分证明了宗教信仰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这种重要性的存在，使得民众对于寺庙的修建与重修产生了巨大的自发性与热情。不少现存的碑文都记载了关于民间捐建寺庙的情况，甚至记载了捐助者的姓名及捐赠数额。综而言之，民间捐建是垣曲地区寺庙修(重)建的最主要力量，官方的扶持亦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四)祭祀和庙会的日期

庙会亦称“庙市”，其源泉是远古时代的宗庙祭祀制度，是中国传统的、颇为重要的市集形式。庙会在唐代便已经存在，一般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其位置常设在寺庙里面或者周边，故称“庙会”[3]2278。在远古时期，祭祀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一件常态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861，从中便可窥见祭祀在国家事务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在中国早期的祭祀中，祭祀对象主要是：祖先神，如尧、舜、禹、汤；自然神，如风、云、雷、雨；图腾神，如四灵、五毒。在祭祀过程中，人们常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大型群体性活动，如进献供品、宰杀牲畜、吹奏乐曲、举行庆典等。而在后来，庙会逐渐成为人们寄托信仰、庆丰祭祖、交换产品、增进情感的盛会，这对于增加集体凝聚力和提高生产积极性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5]10

清朝垣曲地区祭祀与庙会的时间可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1.春秋二仲上戊日。它是指农历春秋两季中月上旬戊日。共有12座寺庙的祭祀日期在这一天，分别是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城隍庙、八腊庙、龙王庙(两座)、武庙、河神庙(两座)、衙神庙、财神庙、四圣庙。

2.三月初三。这一天为上巳节，是小麦生日，也有传说这一天为真武大帝的诞辰。真武庙(即鹰嘴庙)和汤圣庙在这天祭拜，鹰嘴庙有盛大庙会。

3.农历三月十八日。传说这一天为三圣母的诞辰，故圣母庙该天祭拜。

4.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传说这一天为东岳帝君诞辰，故东岳庙和泰山庙这一天祭拜。

5.清明节。邑历该天祭祀。

6.春秋二仲庚日。它指春秋两季中月庚日，关圣庙该天祭拜。

7.五月十三日。民间相传此天为三国名将关羽诞日，因而关圣庙该天祭拜。

8.春秋二仲上丁日。它指春秋两季中月上旬丁日，该天祭祀的寺庙共有3座，分别是文昌阁、魁星楼和循良祠。

9.农历六月初六。过去有“六月六，请姑姑”的说法，所以姑姑庵当天祭拜。

10.农历七月十三。这一天是地藏王菩萨的诞辰，故地藏寺该天祭拜。

11.中元节。该天为后稷(五谷神)生日。邑历该天祭祀。

12.八月十七。农历这一天是舜帝的生日，故舜庙该天祭祀。

13.十月朔。邑历该天祭祀。

由上述所列祭祀庙会的时间可知，一年中寺庙祭祀的日子很多，庙会时间跨度较长，分布以春秋时节为最。祭祀与庙会时间的类型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祭祀神的诞辰为日期，如关圣庙；另一类则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联。傅亚庶曾考证过上古四时之祭是按照物品成熟的时令来进行的。[6]194比如于上所列出现频次最高的“春秋二仲上戊日”，是指农历的二月初五与八月初四。二月初五与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总是相邻。而“惊蛰”寓意着“春雷响，万物长”，一到“惊蛰”便意味着春耕要开始了，因而在春耕开始之前，人们祭天拜神，祈求新的一年能够风调雨顺，耕种顺利。同样，八月初四则总是与“白露”节气日期相近。“白露”节气与农耕秋收紧密相关，“白露”之后的下一个节气便是庄稼收获的重要日子“秋分”，而“白露”是否有露水，则关乎一年会有怎样的收成，正如农谚所云“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所以，“春秋二仲上戊日”的祭祀是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再如邑历十月朔举行的祭天，便是百姓为了感激上天对一年农事生活的庇护。所以，祭祀与庙会的时间设定，少数与祭祀神的诞辰相关，多数则与人们生产生活有着较大的关联。

三、余论

在传统封建社会，宗教是人民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次破除迷信以及其他政治运动，民间信仰逐渐失减着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与生存空间。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落实，宗教信仰的合法性被制度化，民间信仰随之有了些许的复兴状态，主要表现在信仰空间的重建、信仰仪式的恢复等方面，虽然并未完全得到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和民间对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重新审视后，宗教寺庙文化在21世纪终于开始全面复兴与发展。从垣曲县入选运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便可窥见政府之重视程度：舜的传说、汤王传说及道教鼓乐入选了第一批名录(2008年)；蒲掌玉皇庙会与北阳二郎庙会入选了第二批名录(2010年)；黛眉娘娘庙会入选了第三批名录(2013年)。

如今，除了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蒲掌玉皇庙会、北阳二郎庙会和黛眉娘娘庙会几个大型庙会以外，在垣曲许多村落里还零星散布着许多小型庙宇，仍有不少村民前往祈愿拜祭。而宗教寺庙信仰能够复兴的原因有以下数端：其一，国家宗教政策的改变与成熟，逐渐放宽了对宗教信仰的限制，并积极引导使其适应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二，民众的需求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几千年的传承，使得宗教寺庙文化成为民众思想和生活中根深蒂固的部分，外力的压制会使其短暂蛰伏，但并不会使其消亡；其三，经济发展及文化建设的需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吸收宗教信仰中的精华部分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以宗教寺庙为依托来带动旅游业等相关行业，对发展国计，改善民生大有好处。

宗教寺庙信仰与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体系,既可以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要求,也可以适应同一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它可以适应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这是宗教寺庙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属性所决定的，亦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所证明的。宗教寺庙信仰因其所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心理调适功能、繁荣经济功能与文化娱乐功能，决定了它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只要引导得当，民间宗教信仰势必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

[1] 祁美琴.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6).

[2] 任娟，侯文宜. 地方性宗教文化景观与民间信仰[J].沧桑, 2008，(2).

[3]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李鸿斌.庙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6]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