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萌（洛阳理工学院教育科学与音乐学院）

壮族嘹歌发展至今已有2000年的传承历史，作为壮族灿烂的歌瑶文化中的重要一笔，在探寻其文化源流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其原生文化背景进行一定回顾，其灿烂的民族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民俗传统，都是进一步研究民族音乐文化内涵的客观依据。文章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搜集和整理，从音乐史学的角度，对壮族嘹歌的溯源进行了客观的概述。

■壮歌与“越人歌”的关系

壮族即为古百越西瓯、骆越部族的后裔，在文化源流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表现出较多共同的文化特征。随着历史的不断推移，百越族群在不断吸收、融合新的文化群体，同时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和部分融合后，其固有的某些文化风貌均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其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还保持着较稳固的发展态势。例如，在古越人时代的“尚越声”“作越歌”等文化特征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壮族同胞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活动——歌圩。

古越人“尚越声”的文化习俗，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就极富盛行。据《史记·张仪传》记载：“越人庄乌任楚执晆，有倾而病。楚王曰：‘乌故越鄙细人也，今仕楚执晆，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越人在楚国虽做官俸禄富足，却仍旧挂念“越声”，可见，“越声”在其越人的精神思维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化地位，且不可替代，亦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体现。

在《汉书·元后传》记云：成都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丰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辑濯越歌”。颜师古注曰：“辑与揖同，濯与擢同，皆以行船也。令揖擢人为越歌也。”这其中揖擢人即为越人歌手，他们在为王公们行船途中歌唱助兴，既体现了越人善歌的才华和生活情趣，同时也说明听赏越歌已成为当时长安人的一种精神文化风尚，文化传承土壤极为丰厚。

《艺文类聚·乐部三·歇》辑载齐王融明王歌辞曰：“金华妆翠羽，樢首画龙舟。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作者始终对越女唱歌时的曼妙意境和情致加以赞叹，这也反映出越歌深受中原荆楚之地人民的喜爱。

此外，在汉文古籍中可考最早的古越人口头民歌应是汉朝刘向所著《说苑》中记载的一首《越人歌》，这首歌描写了越人与楚令君鄂君子皙泛舟同游时，心生爱慕并倾吐了对鄂君子皙的深情爱意，歌中唱出了越人对鄂君子皙真挚深厚的爱恋之情。对于《越人歌》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在历代史学中都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诸如此类记载越人善歌以及越歌超绝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献还有许多，可见越人歌在壮民的精神文化信仰体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正因古越与西瓯、骆越同源，故其后裔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中有着先后承继的源流关系存在。如在岭南两粤历代有“尚歌”“好歌”的风俗，这正是古越人“尚越歌”“作越声”的遗风，它已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和统一的民族审美心理而世代传承。对此，在南朝梁时吴运编纂的《安城志》（《宾阳志》）、唐代诗人张籍《送严大夫之桂林》 《交州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南宋周去飞的《岭外代答》等等可考文献中，都出现了“答歌之习”的风俗，到了元明时期此类记载更是比比皆是。

壮人自古以来好歌、善歌，究其缘由，除了和“越歌”有渊源之外，其与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也是分不开的。壮族人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生产劳动、宗教、民俗风情、婚俗习惯等也为壮歌的产生和发展培育了极好的土壤，生活中他们以歌代言，口口相传，成为壮族人表情达意的一种常用的文化习惯。及至明清时期，在民间男女交往唱歌活动中，逐渐出现了书面形式的歌谣，这一阶段是壮族民歌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壮族民歌由口头文学转向书面文学的新开端。从战国时代的《越人歌》到东汉时《白狼歌》，再至晚清时期的《粤风·俍歌·壮歌》和《壮女相思曲》，以至近现代壮歌等，其表演形式都经过了短句到长句、长句到规整句的发展过程。刘锡藩《岭表纪蛮》第十八章“歌谣”中，曾记有：“大抵蛮人歌谣，一以‘平民化’‘两性化’‘团体化’为其基本原则，而艺术又臻于善美，故能左右心灵，使人甜醉。使（壮）歌尤擅此道。其在平民社会，势力伟大，良有以也。”其概况了壮族歌俗活动社会功能、艺术特点的基本特征，由此发出对壮歌的赞叹。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财富。随着时代进程的不断推进，壮族文化在保持自主特征不变的前提下，与外来文化或本民族内部其他文化相继承或融合，从而使自身发展充满了极强的生命活力，这种文化的开放性对包括壮族嘹歌在内的民族文化的诞生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壮族嘹歌的文化溯源

（一）关于壮族嘹歌起源的传说

对于为什么叫嘹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几乎都以谈论“嘹歌歌圩”为主，在嘹歌盛传的平果县壮族地区，人们似乎已把嘹歌与“嘹歌歌圩”当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嘹歌歌圩”就是嘹歌的象征，故“嘹歌歌圩”的起源同样可看作是嘹歌的起源。根据壮族地区民族特有的文化民俗及心理，在平果县曾流传过这样4种关于“嘹歌歌圩”（意即嘹歌）的起源说：

1.祭祀起源说

此说认为所有嘹歌歌圩都是各圩场为了一年一度祭祀、祭神等圩场活动而引起的，这一观点也与壮族整体社会音乐文化环境的形成所不谋而合。在这个时候各地的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这个地方参加祭祀祖先、神灵等活动，热闹非凡，因而一些男女青年便情不自禁地对起歌来，久而久之在特定的圩场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嘹歌对唱的文化习俗，歌圩也由此产生。

2.土司起源说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地山心圩市刚刚成立，为了繁荣圩市文化及贸易往来，当时的土司就组织了一系列的文化及奖励活动，比如组织比赛山歌，获胜者可得到奖励的耕牛、洋纱等生活物资，由此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赶圩的队伍中来，虽然这样以土司政策为主的文化行为仅组织过一次，但从此山心便将每年正月初七这一天定为传统歌圩，供人们唱山歌，叙真情。

3.仙女起源说

这是一个关于姆娘歌圩的传说故事，据说古时在当地住着一个仙女，人们都称她为姆娘（现在当地仍有叫“姆娘山”的地方），她有两个既美丽又勤劳善良的女儿，同时还能唱一口好歌，在每年旧历的七月，当山坡上的果子成熟的时候，姐妹俩就会相约一同来到山坡上采摘野果，对唱山歌，旋律一高一低，非常动听。美妙的歌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远方的青年们都听到了这悠扬的歌声，此后便约定在旧历中元节七月十四这个日子到姆娘山同姐妹俩对唱山歌一比高下。青年们同姐妹俩的对唱在三天三夜之后仍然不分胜负，于是就约定来年春节再与之对唱山歌，于是在正月初一至初三又连唱3天，歌技仍不分上下，此后当地人就将每年中这两次对唱山歌、以歌会友的习俗定为姆娘山歌圩。

4.三宝佛造歌

传说在古时有一家刘氏三兄弟，因其3人机智聪明，有超乎寻常的技艺，因此被当地人称之为“佛神”。其中，三弟通晓乐律，擅长唱歌，传说他到哪个地方唱歌、传歌，哪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歌圩，被人称作“三宝佛”。例如模圩当地就有传说三宝佛到过此地传歌，因此才有了今天的模圩。

（二）壮族嘹歌的文化溯源

除了各地一些关于嘹歌起源文化的民间传说以外，关于壮族嘹歌的溯源问题，人们在什么时候学会的嘹歌？早期的嘹歌是什么样的？在古代壮族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都是无法确切考证和回答的，但从壮族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我们零星能够寻找到一些它们的发生及发展的轨迹。

提到壮族嘹歌，就不得不说供养它生存的文化时代环境了。在早期壮族社会的独自发展时期，音乐教育活动尚属自然的无意识形态，是以维持人类基本生存发展为目的而产生的，孕育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受当时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制约，其音乐发展的梗概与早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文化传承发展是分不开的。

壮族是一个歌的民族，古越人喜歌，对善歌者（俗称“歌仙”）施以崇拜之情，其中能够集中反映悠久而深厚的民歌传统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体现就是盛大的歌圩活动，人们用以歌会友、以歌择偶的民俗形式作为早期的生活教育手段，通过对歌进行族外求偶，以此来满足婚配的需要，在近现代壮族嘹歌文化发展中我们仍能发现这种反映壮族特有婚姻结构形态的民俗文化遗风。从歌词内容来看，在两部壮族嘹歌《大路歌》和《献歌》中都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显著的婚姻制度，即壮民族特有的“倚歌择偶”习俗，这种婚恋习俗起源于人类原始社会，由此可以推断嘹歌中的部分内容是原始社会遗留和延续下来的民俗文化产物。可见“以歌择偶”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对嘹歌传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嘹歌中所反映的民间神话也与壮族早期文化信仰有诸多关联。比如产生于原始社会中后期的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由于先民的生产力低下，对自然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故其形式及内容大多以反映瓯骆人探索自然奥秘的自然神话为主，是先民们与大自然不断斗争的重要精神力量，整部经文五言四句，押腰脚韵，与壮族嘹歌文体几乎类同。再如在《布罗陀诗经》中有载“神三宝未制，庙个角未造”。而在嘹歌歌词中也出现过“神三宝朝细，寮三妹朝酉，两三个朝首，卜特喽格朝”，二者中共用了“神三宝”一名。神三宝，即为梅山教派所供奉的唐宏、葛雍和周斌，是36神中的其中3位。故可猜测嘹歌地区民众的文化信仰是否与壮族早期原始社会时期同源，笔者认为这是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嘹歌的文化起源与人类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在奴隶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秦至隋），寓于先民生产生活的节日风俗、音乐文化娱乐活动不断发展，其中大多蕴含了稻文化的教育，其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为一体，人们在参与音乐娱乐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有关稻文化知识，并以此教育方式代代相传，这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播既是属于个体本身，亦属于集体。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通过音乐、歌谣为媒介进行稻作文化的家庭教育去学习和掌握。当然，在民歌文化传播土壤中“歌师”是少不了，其中当之无愧、家喻户晓的应属民间传说中刘三姐了。从民间古籍传说中有关刘三姐事迹的初始造型来看，除了善歌这一显著特点外，其巫性也极为突出，这一点也正与嘹歌社会文化传承发展的早期规律特点极为吻合，其音乐文化传承构成了壮族教育的基本要素。

据已故的著名民间文学家蓝鸿恩先生在《哀民生之多艰——关于嘹歌的一些说明》一文中对嘹歌起源说曾这样写道：“虽然民间文学作品在群众中长久的流传和广泛的风行下，经过不同的人们加工、丰富和发展。然而能不能设想：既然文艺作品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就不可能不残留某个时代的特征，同时也必然打上某个时代的烙印。它（即嘹歌）的初稿可能产生于某个时代，然而它的现在流行比较定型的作品是旧作品产生至今整个历史时期的积累和反映。”蓝鸿恩先生的这一观点是符合嘹歌及壮族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目前对于壮族嘹歌文化传承可公认的观点是，壮族嘹歌绝不仅仅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而是在桂西右江中游一代壮族地区经过多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和发展后民歌内容的汇总。就壮族嘹歌文化起源的时间来讲，目前的研究学者已普遍将其确定为壮族原始社会文明出现时期。

嘹歌作为壮族灿烂的歌瑶文化中的重要一笔，在探寻其文化源流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其文化的原生背景进行一定回顾，其灿烂的民族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民俗传统，都是进一步研究民族音乐文化内涵的客观依据。以上仅为笔者在还原历史文化的同时对嘹歌溯源进行的相关思考，其中不妥之处还需再进行有益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2]刘锡藩.岭表纪蛮·歌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3]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文化资料编辑室.广西歌圩资料（内部刊物）[G].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文化资料编辑室，1963.

[4]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