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非常高兴能在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推出这样一套国内目前为止内容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艺术人类学文丛（出全将有二十余本）。我想，这不仅是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说其内容最完整，是因为这套丛书包括艺术人类学教材、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外国艺术人类学理论（系列译著）、田野考察（包括乡村与城市），还有中外艺术人类学家对话、中外艺术人类学讲演集、会议论文集等。

如果这套文丛能全部按计划出版，这将是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上的一件大事。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仅从字面上来看，其跨人类学和艺术学两个学科，但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仅会影响到人类学和艺术学，还会影响到相关的一些领域，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等。这是因为，如果仅仅从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很容易将其局限于艺术的形式与审美等方面、艺术品与艺术技巧的分析等。但如果引入人类学的视角，艺术的研究就不仅与艺术品有关，与艺术审美、艺术技巧有关，因为艺术还是潜在的社会和文化的代码及表征符号，所以其还将与许多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有关。

在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地域文化的再生产走向全球文化的再生产、资本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等人类社会面临急剧转型的今天，艺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越我们已有的认识。因为艺术所具有的表征性、象征性和符号性，将会越来越成为趋向于精神世界发展、趋向于人的身体内部发展的后工业社会中的文化、政治、经济变革的引擎。因而，新的时代，需要我们从更深刻和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艺术，以及艺术与社会、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笔者认为这套文丛出版的意义巨大。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的社会转型是由科学技术的变革引起的，但每一次文化转型，包括对世界图景的重新勾勒，都是从艺术的表达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是时代的先锋，这是因为艺术的感知来自于人的直觉。理性也许稳妥，但却往往迟缓于直觉。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艺术也是时代的温度计，是最早地敏感到社会气候变化的一种文化表征。以往，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对艺术研究重视不够，希望这套文丛的出版会纠正学界一些曾对艺术认知的偏差。

这套文丛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十几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除了教材和理论部分之外，它还包含了十几本田野著作，它们是这套文丛的核心部分。因为人类学研究是以田野见长，也是以田野来实证自己的观点的。这里的田野著作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梭嘎苗寨田野考察系列的：2001—2008年间，笔者以及其所在研究所的全体师生一起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由笔者担任课题组组长），而对梭嘎苗寨的考察是其中一个子课题。那是在2005—2006年间，笔者带领本所师生（杨秀、安丽哲、吴昶、孟凡行，还有音研所的崔宪老师）组成的子课题组在那里做田野。安丽哲、吴叔、孟凡行是我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在他们已经毕业，在不同的大学当老师，在这个系列里能出版他们的成果，我很高兴。

其中的第二部分田野是关于北京“789”艺术区的。2006年，受民盟北京市委的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做了一个有关北京“798”艺术区的研究报告，并对其未来走向下了一个判断，因为当时北京市委对是否保留“798”艺术区有所犹豫。我们研究的结果是:“798”艺术区是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象征，所以必须保留。自那以后，我们所的艺术田野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首先只是研究“798”艺术区，后来扩展到宋庄艺术区，这里除有刘明亮、秦宜的博士论文以及我们所共同写的研究报告外，还有我指导的一位韩国博士生金纹廷做的有关“798”艺术区和韩国仁寺洞艺术区对比研究的博士论文。这一系列课题研究得到文化部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的支持，因此，研究成果也是属于文化部资助课题共享的。

这套文丛的另一田野部分，就是景德镇陶瓷艺术区的考察。从1996年开始，笔者就在那里做田野，持续到今天已近20年。开始只是自己在做，后来带领学生们（先后参与过这一课题的研究生们有：王婷婷、陈紫、王丹炜、白雪、张欣怡、张萌、郭金良、田晓露、陈思）一起研究，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持续研究时间最长、花力气最大的田野考察点。最初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营工厂改制下当地传统陶瓷手工艺的复兴问题。2006年以后，发现那座古老的陶瓷手工艺城市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不再是一座只有当地手艺人在创造当地文化经济而发展的城市，而是加入了许多外来的艺术家(包括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和外来的年轻的刚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们的城市。他们利用当地的陶瓷手工艺生产系统和当地传统的手工技艺，创造了新的艺术品及新的艺术化的生活日用瓷。他们的到来不仅复兴了当地的传统文化，还创造了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当代文化和艺术，让景德镇又重归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但是，如果说在历史上景德镇是世界日用陶瓷生产的中心，现在它竟成了世界艺术瓷的创作中心。其之所以能有如此转变，是因为，当地流传了上千年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成了可供外来艺术家们开发和利用的文化资源。现在，当我们来到景德镇，以往那里废弃的国营大工厂以及周边的村庄都被开发成类似“798”、宋庄的当代艺术区。这些艺术区里聚集了许多传统的手艺人和外来的艺术家，是他们和当地的手艺人共同开创了景德镇新的文化模式和经济模式。

笔者花了8年的时间和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组的成员们一起，在西部（包括梭嘎苗寨）做田野调查，最后完成了一部题为《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专著。其中许多观点不仅出现在西部考察的专著中，还一直贯穿在我们后来所做的有关景德镇乃至“798”、宋庄艺术区的研究中。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从“遗产（传统文化）到资源”的文化现象，即人们将传统作为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文化现象。

如：刘明亮在他的有关“798”研究的专著中，描述“798”留下的巨大厂房空间：“看到其在新时期的区域功能和文化功能的转变：它是新中国工业文明和历史发展的见证，同时也保留了工业化时期和‘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时期的痕迹，使之一方面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又成为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先行者。从这一点来看，它又是一个典型的‘从遗产到资源’的案例。”也就是说，当年“798”工厂遗留给北京市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物质空间，还包含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文革”时期的许多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驻在那个空间里的艺术家、画廊，不仅有效地利用了其高大的厂房，还有效地利用了一段“红色”的记忆，创造了其特有的记忆文化。金纹廷也在其专著中写道：“‘798’艺术区和仁寺洞文化区的共同点在于，传统和现代、艺术产业和观光产业共存一处。同时，两个地方都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在艺术区的构成和系统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其变化速度之快远超出人们的预测。”

通过这些田野我们看到：第一，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传统与现代不再对立”,它们正在共同建造一个新的人类的社会文化；第二，以往人们是通过开发自然资源来创造文化，而现在的人们则是通过开发“文化资源”来“重构新的文化”；第三，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正在取代传统的资本社会和资本经济，其证据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与知识、与智慧、与经验和信息有关的工作。这些人是艺术家、设计师、手艺人、建筑师、工程师、广告策划、网络工作者、金融家、科学家等等。也就是说，今后社会的竞争不再仅仅是资本和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规模的竞争，而是知识、技艺、信息、经验、策划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的竞争。而这所有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体外部，而在于其内部。也就是说，身体与劳动工具、与资本合而为一的时代又要来临，好像是对传统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社会的来临，一种新的竞争方式的来临。笔者看到有一部书，名叫《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妨将我们看到的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命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文化变革或社会变革”。

而这一切变革都与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和现代是以艺术作为桥梁，才把它们关联在了一起。如，所有的传统手工艺，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今天，只有变成艺术，或者为艺术化的生活服务，才能保存下来。正因为此，景德镇才从传统的日用瓷中心发展成当代的艺术瓷中心。另外，艺术是重构传统景观和传统文化的最直接手段，正是这种重构激发了文化产业的向前推进，也抹平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

同时，当文化重构成为一种当代的文化再生产方式时，艺术在其中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笔者在西部做考察时发现，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能转化成艺术，就不仅不会消失，还能够继续发展，这种发展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文化认同，也重新模塑了当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贵州的梭嘎苗寨发展为例，2005年我们到那里去考察时，当地的村民们生活很困难。将近十年过去了，据说当地不少的村民们已经脱贫了。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变成艺术在出售，如他们的歌舞、刺绣等。这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新方式，这种方式使得人类创造文化不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人与物的互动，而是人与文化的互动。其生产的结果是，人们不仅是在消费物质，也是在消费符号和形象，这也就是文化产业兴起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传统成了文化和艺术再创造的资源，所以我们还看到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成为可供展示和可供表演的符号，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几乎都成了民间艺术家。可以说，没有艺术的表现，人们是很难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性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艺术的表现也就不会有今天红火的文化产业。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社会、传统手工艺城市。即使在现代大都市，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也一样。人们也不再以再现自然景观或现实生活为目标，而是不断地在原有的文化中去寻找重新创作的符号。如当代艺术家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等，他们都是在不断地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来作为自己的创作资源，徐冰的《天书》则是在中国的精英文字的历史中寻找资源，吕胜中铺天盖地的《小红人》却是在陕北的民间剪纸艺术中寻找资源，等等，举不胜举。在未来的后现代社会或信息化社会中，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代码所体现出的价值会越来越重要。以后，笔者会有专门的论著来讨论这一问题，并希望也能在这套文丛中出版。

总之，田野工作是令人兴奋的，其会为我们呈现出许多鲜活的社会知识和智慧，所以，这套文丛是以艺术田野为重头的。当然，理论总结也同样重要，在这套文丛中还会有罗易扉的《199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思潮》和王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思潮》。他们都曾经是我们这里毕业的博士生，出版的也都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另外，为了便于教学，笔者在学生们的帮助下，还会将自己多年的教学大纲编著成一本《艺术人类学十五讲》出版。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的学科，因此，翻译介绍、与西方学者合作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我们所的李修建副研究员，一直在组织大家翻译一些非常经典的艺术人类学论文，其将会将这些经典的论文汇集一体，在这套文丛中出版。另外，我们还将选择罗伯特.莱顿、范.丹姆、墨菲三位世界著名艺术人类学大家的代表作翻译出版。他们和我们研究所有着长期的联系和广泛而深刻的学术交流：罗伯特·莱顿和范·丹姆基本上每年都会来中国参加我们所和学会共同组织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尤其是莱顿教授，其作为外籍专家受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聘请在我们所工作三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参与我们的教学工作和景德镇的田野考察工作。所以，景德镇的这一部分成果也要部分归功于莱顿教授，是他和笔者一起指导学生，和笔者共同完成了许多研究。在共事中，我们打算以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为主题，出版一本对话录——东西方学者不同的田野工作方式与体验，应该会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另外，范·丹姆一直在研究审美人类学，在这方面他是世界级的权威，他一直希望和笔者有一个对话，对话的主题是通过田野来讨论不同地方文化中的不同审美趋向，以及这种审美趋向背后所生成的社会结构等，如果能完成这一对话录，其也将会被收录进这套文丛。时代的发展需要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探讨、互补和互动，加深彼此间的共同理解，同时携手解决或研究一些世界性的问题。也因此，这套文丛的作者，不仅有我们所的师生以及曾在我们所受过教育、如今已在全国不同高校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们，还有多位与我们所长期合作的外国学者们。现在这套文丛有的已经完成即将出版，有的还在修改之中，有的刚开始写，因此，要全部完成，可能得有两三年时间，也许还会更长。但这是一套有价值的文丛，希望出版后能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希望通过这套文丛的出版能够推动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中国艺术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最后还要声明的是，这套文丛的成果不仅来自于我们所的学者们以及曾在我们所受过教育的硕士生、博士生们的共同努力，还要归功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共同参与。因为，以后学会每年的年会论文集也将放在这个系列中出版，这也增加了这套文丛的出版份量。写这篇序言时，我正在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访学，受出版社敦促，匆匆写成，权当是主编这套文丛的思路概述。再次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资助！也由衷地感谢编辑们的辛勤劳动！

2014年12月18日写于英国杜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