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茜 别荣竣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现状

1984年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在前苏联率先使用“生态文明”这个词，中国学者于1987年至2007年对一概念及内延做了丰富研究。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命题，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随后这一概念在中国被采纳、发展、大力推广。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提并论，形成“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列专章对如何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行了阐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要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18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

二、对基层环保工作者的启迪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这三个时间点的目标逐级递进，构成了一张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时间表。对于环保工作者而言，这张时间表为自身的工作指明了清晰的道路，划定了每一步的工作任务；对于县级环保工作者而言，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污染防治的攻坚之年，必须做实事，做好事。

(一)完善环境保护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综合决策和议事协调机制，切实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加大对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力度。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统一的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要求，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增强环境监管的协调性、整体性，做好职责范围内的环保工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考核机制建设，将生态环保工作纳入各乡镇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促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切实将环保“第一审批权”和“一票否决权”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环保协作机制

生态环境的管理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目前存在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管理不到位等现象，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环境监管机制，加强对生态环境污染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控制与监管。发改、工商、建设、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卫生、国土、安监、旅游等部门必须实行部门联动，配合环保部门严把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污染控制关口，从源头上对规定需要环评作为前置许可的项目严格审批把关，真正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防联控。

(三)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要综合运用规划、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和产业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科学划定生态环保和综合开发的主体功能区，确定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明确生态布局，控制开发强度，实行分区保护和利用。重点要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重要生态湿地等区域的保护，确保一方净土，做到“宁慢不快、宁空不盖、宁留不卖”。

三、总结与反思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近年来也出台了不少部门规章制度和地方法规。但还缺少一部统领性、专门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现如今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立法，都分散在宪法及其相关法、环境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由于缺少专门性立法，某些领域存在明显的立法空白、立法层级低、立法碎片化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会造成一些困扰。作为基层环保工作者，在生态保护的协调性和衔接性不足及部门职能交叉或职责不清这两个方面感受最深。比如跨区域生态文明的建设，涉及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其他局部利益之间的竞争，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等，难以协调衔接；又比如以部门为主导的生态补偿，因涉及到环保、国土、住建等多个部门，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明确的分工，管理职责交叉，在整治项目与资金投入上难以形成合力，给推进工作带来极大阻力。由此可见，进一步加强党内生态文明法规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事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