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年近90岁的高尚全教授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1984年起，他先后六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其中三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并被采纳。

高尚全表示，40年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立足基本国情，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借鉴有益经验，不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完善，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中国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

以下是高尚全的口述。

从“商品经济”打开突破口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进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抓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1984年4月27日，中央指定我和杨启先、顾家麒参加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五稿的时候，一位中央领导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文件”。

在修改文件过程中，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但有的同志不同意，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跟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商量说：“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商品经济问题。”

1984年9月初，我们请了将近20人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都来参加。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了中央决策者。1984年10月20日，在正式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是不容易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是个新提法，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决定》里面除了“有计划”三个字的限制以外，人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解也不同，有人在“有计划”上做文章，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1985年3月初，中央成立了“七五”计划建议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组织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1985年9月2日至7日，会议在由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举行，史称“巴山轮”会议。会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提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协调，二类是通过市场协调。在第一类中，又可分为直接行政调节和间接行政调节。在第二类中，可分为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和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经过讨论，我们倾向于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就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把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结合起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并未停止，企业受指令性计划调控，积极性难以发挥。

1987年3月20日，我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内涵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描述运行机制时谈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然隐含了国家计划走向间接调控的意思，但计划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改革的争论又起。有人提出了“是资本主义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两种改革观问题。有人简单地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改革回到了正确的航向。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经过对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得失的认真总结，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表述修正为“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

“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1993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决定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并作出若干决定。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个是我们组提出了资本市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能提资本市场，认为它是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只有资金，只能讲资金怎么流转、怎么利用，不能提资本，更不能提资本市场。

另一个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提法，当时起草小组的阻力挺大，有的同志不赞成，认为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工人阶级是主人翁，怎么能进入市场？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修改稿。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1993年《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我就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讲了5条理由，包括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最活跃的劳动力不进入市场，市场体系很难建立起来；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讲完后，中央主要领导只问了一句话：“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会后中央文件起草组负责同志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中央主要领导。中央主要领导看了以后批示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