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杂志是周恩来﹑赵光宸等爱国进步青年于1920年在天津创办的社会学旬刊。《觉悟》主编们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指导，提出了极具理论穿透力的社会变革思想。[1]本文试图还原《觉悟》杂志的核心主张，一探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们去芜存菁﹑弃旧图新的“新社会”之梦。

一、“梦”之孕育：学习西方与反思中国

以西方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改良实践来研究中国问题，是《觉悟》杂志“新社会”之梦的逻辑起点。

（一）引荐西方理论

五四时期正值西学东渐之时，周恩来﹑赵光宸等编撰团队以《觉悟》杂志为阵地，引荐﹑评述了当时西方社会学新思潮，以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觉悟》杂志编撰团队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甚嚣尘上的泛劳动主义﹑改良主义进行了理论批判，认为泛劳动主义模糊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价值边界，无助于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固化问题。以吉丁斯改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流派更是遭到了《觉悟》杂志的彻底鞭笞。赵光宸有言：“吉丁斯的改良主义抑制了人的内生性欲望，阻挡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并未看清社会发展的前进道路，……这些观点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沼泽。”可见，《觉悟》杂志并未与同期文化期刊一道主观地宣贯西方社会学理论，而是客观辩证地看待不同思想流派间的异同，为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探寻救国图存之路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

（二）研究中国问题

《觉悟》杂志坚持将认识社会现状作为探索救国图强之道的重要前置条件——要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觉悟》杂志的主创团队一以贯之地践行这一理念，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社会大众的生活环境。在觉悟社资金支持下，一些人在天津城区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觉悟》杂志基于“个人与家庭的贫困劣点”“士大夫与知识界”“社会的罪恶”三个维度思考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潘世纶写道：“中国的士大夫们乐于采用空洞晦涩的呆板名词解释新时代的形势与趋势……用他们腐朽落后的思想来解读外来新鲜事物。”[2]《觉悟》杂志从个人的不足，再到知识界的不思进取，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罪恶”，即个人劣根性影响社会氛围，而社会氛围又反作用于个人，形成恶性循环。《觉悟》杂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正视中国社会现实，并将研究视角投向社会底层民众，为五四时期新青年深度认识社会的本源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语料。

（三）创造革命时机

《觉悟》杂志的先进性也在于持续创造中国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契机。彼时中国下至劳动民众﹑上至达官仍对欧美巨变持漠不关心态度。《觉悟》主编们思考到：“中国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就是失败在中国人缺乏牢固的志向，……而这牢固的志向源自哪里？绝非是卢梭﹑梁启超﹑吴佩孚与顾维钧的，而是中华国民自己的。”《觉悟》杂志从“中国在一战上的失败”深刻反思自我﹑反思社会﹑反思民族。周恩来写道：“时光无限﹑人生有限，中国人应对英法日的同盟罢工﹑欧洲各国妇女选举权等世界的现势彻底觉悟，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应建立在牢固的志向﹑敏捷的才思之上。”可见，当大多数国民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懒于反思之时，以周恩来等人为核心的《觉悟》主编团队，作为“新青年”的代表，已开始探寻彻底摧毁中国积贫积弱之恶习的革命契机。《觉悟》杂志主编胡维宪面对国难家愁，振臂疾呼：“旧社会的腐败不堪正是新思想的温床，尽管当下青年仍处于苦难时代，但这种纷乱以至极点。因此思想革命的时机已到。”[3]《觉悟》杂志反复高呼“革命的时机到了”，使其成为一本集聚人心﹑凝聚士气的革命宣言书。

二、“梦”之蓝图：建设德谟克拉西社会

《觉悟》杂志新社会之梦的蓝图是建立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的民主社会。

（一）重视劳动问题

只有明确什么是劳动问题﹑发起面向改善底层劳动者境遇的劳动力革命，方能成就自由的新社会。《觉悟》杂志专门出版了三期《劳动号》特刊，试图厘清劳动者群体思想变革问题。谌小岑在《什么是劳动问题》一文中就中国劳动问题本质给出答案：“中国的劳动问题实质上是‘增进劳动阶级的雇佣状态问题’，正是不合时宜的雇佣制度导致劳动问题的发生。”《觉悟》杂志对中国劳动问题的深刻洞见，使得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劳动问题是中华民国的民族性问题”。周恩来认为，解决中国的劳动问题，需要从“卫生问题”“女工问题”“童工问题”“ 工头制度”与“知识阶级的劳动问题”等方面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状况与生活状况，需要为底层劳苦大众争取“人”的待遇。《觉悟》杂志不仅描绘了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美好愿景，更向广大劳动者发出了瓦解腐朽落后劳动制度的号角。

（二）强调男女平等

《觉悟》主创们深刻地意识到，社会改造与社会革命需要妇女的努力与参与。《觉悟》杂志将口诛笔伐的矛头直指非人的封建制度。邓颖超在《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中指出，妇女要寻求解放，需要自身﹑父母与男性共同努力实现，即不论男女均需要冲破封建性别差异的桎梏，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张若名在《妇女解放问题》中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性别歧视观念进行了有力批判：正是封建纲常﹑礼教﹑家庭社会制度造成了男强女弱的观念桎梏。她主张基于客观中立的视阈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既不能知错不改，亦不能矫枉过正。[4]《觉悟》杂志发起的鼓励女性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号召，从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为构建德谟克拉西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伦理基础。

（三）改造社会方法

《觉悟》杂志主创团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创刊之初便倡导要以融合社会调查的“社会服务”方式来改造社会。赵光宸指出，社会调查的目的在于深刻洞见社会诟病，即系统了解社会大众亟急需的帮助。他建议“要从教育上着力，而不能做文字虚功”[5]。《觉悟》主创们在强调社会服务的同时，一再呼吁：学生运动并非流血冲突。五四运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让广大爱国进步青年意识到，学生与军阀势力正面对抗无助于社会革命的胜利，只有采用教育的方式改造公众的思想，才能唤醒人们觉悟并帮助其认识自我。与五四时期其它空想社会改良主义所不同，《觉悟》杂志所倡导的社会改造方法更加符合中国彼时的社会情境，成为后人研究五四时期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案例。

三、“梦”之启示：为新社会理想而奋斗

《觉悟》杂志首开以政理启政例的学术研究先河，并以与时俱进的劳动关系理念﹑女性解放思想﹑社会改造思路赋予了“新社会”实践进路。

（一）以政理启政例的新知

《觉悟》的历史性贡献在于，试图以改造国民的旧道德为突破口，创建一个以唤醒青年政治自觉来成功实现社会革命的政治范例。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觉悟》主创团队在接触西方社会理论伊始，便深刻体会了文化价值的冲突与思想认知的碰撞。“旧道德的崩坏并非发轫于新学说的影响，而是产生于旧道德既有缺点”。《觉悟》杂志所描绘的社会革命蓝图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基础上的。如《觉悟》杂志在批判士大夫缺乏社会改良的担当时，呼吁广大进步青年深刻探寻中国社会内在的政治贫瘠与思想诟病，从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思考拯救中国社会与民族的革命良策。虽然《觉悟》杂志创刊不足一年便惨遭北洋反动政府扼杀，但其蕴含的以政理启政例的新知，成为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与时俱进的理念更新

《觉悟》杂志与五四时期其他进步刊物所不同，以兼容的政治理论成功地在政治平等与权力自由间实现了自我架设：一方面，将社会自由与道德秩序相关联，强调中国德谟克拉西社会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秩序；另一方面，在审视西方劳动观﹑人权观﹑社会观基础上，以“无阶级性”和“民主自由”为基本原则，重构了理想的社会观。在刊物被查封前夕，《觉悟》杂志开始吸纳﹑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充分显示出了主创团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战略发展眼光。《觉悟》杂志通过对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演进脉络的系统把握，提升了五四时期社会革命的理论层次，使自己成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的领航刊物。

（三）民主启蒙的理性光辉

《觉悟》杂志的主题聚焦于以“发现人”“解放人”“塑造人”为核心的“人的觉醒”，并试图探索出一条批判旧观念﹑创设德谟克拉西社会观为主旨的民主启蒙之路。《觉悟》杂志指出，近代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构社会文化伦理秩序，却忽略了对思想意识处于真空状态的中国社会的理论探索。正如周恩来为《觉悟》杂志所撰写的刊首寄语：“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充满了偏激的功利心态而缺乏宽容精神，……知识分子过于强调治国平天下的实效，因此他们将现实社会的可行性作为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觉悟》杂志在对中国封建道德伦理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个体与社会有机共生的社会观体系，并确立了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架构的现代民主国家雏形。费孝通先生曾高度评价《觉悟》杂志之于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促进作用：“客观而言，在中国当时的新文化阵营中，没有几本刊物能够就现代社会的本质﹑自由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拥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从这个意义来说，《觉悟》杂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四、结论

创刊于1920年的《觉悟》杂志是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秩序﹑腐朽伦理文化对垒的文字战场，是民主启蒙思想运动中的一股清流。《觉悟》杂志所孕育的社会改造思想，既是现实民主政治挫败催生的产物，亦是各主创人员将中西方政治思想融会贯通的结晶。与其他一味强调社会改革实效的刊物所不同，《觉悟》杂志呼吁要基于启蒙思想的学理视阈来弥补中国社会改革思想的真空。《觉悟》杂志通过对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与思想变迁的深刻把握，赋予了新文化运动以极具理性韵味的政治内涵，使之成为五四时期新青年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