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中国两千多年造物行为的民俗钱币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结合的文化产物，其造物现象背后隐含着丰富的“厌胜”文化思想。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通过对民俗钱币进行“厌胜”文化意义上的名称确立，研究维度﹑角度的文化学搭建﹑设定和解读，将有助于新形势下传统优秀文化的转化重生和设计文化强国的创建。

一、“厌胜”钱币名称思辨

从民俗钱币的产生﹑发展﹑文化内涵及文化表现等角度进行考量，应将“民俗钱币”定义为“厌胜钱币”。其文化特质及精神内涵主要体现为“厌胜思想”，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厌胜”思想的产生必然早于民俗钱币实体存在。“厌”“胜”二字何时产生，已难以查证。我们最早可考证的“厌胜”一词， 典出《汉书·王莽传》：“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欲以厌胜众兵。”“厌”读作ya，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厌，笮也，今人作压，指一物压在另一物上，有倾覆﹑适合﹑抑制﹑堵塞﹑掩藏﹑压制的意思。”[1]184“厌胜”，意即“厌而胜之”。厌胜思想由来已久，远远早于民俗钱币实体存在。厌胜思想，作为古人祈福﹑压邪﹑求喜的思维表现，是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

第二，造物存在在传承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其“合目的性”，主要表现为造物存在对环境的适应性。从厌胜钱币及“厌胜”二字的文化内涵及文化表现来看，厌胜观念是古人社会理想﹑社会现实的一种向往与再现，较“民俗钱”“花钱”等名称更能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地域文化和科技水平。“民俗钱”及“花钱”只是从外部形态和外在表象来定义名称，未涉及深层的设计功能及精神意蕴，对其文化性﹑社会性﹑思想性缺乏深入的界定和把握。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一个物象名称性质的考辩应依附事实存在的历史环境及文化内涵。从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厌胜”作为古人对某一行为及事物的精神向往，远远要比“民俗”“花”来得真切﹑现实和深层，也更加符合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安全理念与策略。

第三，文化学观照下的现代词汇学解释。文化学观照下的“厌胜”二字，从概念可理解为“厌而胜之”，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努力﹑主动﹑奋斗的主动行为。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中国人民培育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殊途同归；联想意义可理解为“降福辟邪”“吉祥如意”“连中三元”“独占鳌头”等钱币造物形态中所体现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体现的是中国人民心怀梦想﹑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精神”；社会意义可理解为“厌胜” 能够被继承并传承的文化价值，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高度契合。这都是“民俗”“押”“花”等词汇的文化意义所不具备的。

二、“厌胜”钱币设计的文化学阐释

根据艺术属性和学科特点，设计文化可定义为物质文化﹑功能文化和审美文化三个层面。厌胜钱币设计的文化划分亦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制作工艺等技术层面﹑功能层面和审美层面。

（一）厌胜钱币设计之制作工艺

制作工艺在厌胜钱币设计文化中是物质文化的体现，又使功能文化和审美文化得到凝聚和升华。它充分体现了古代科学技术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1.厌胜钱币设计的制约因素。这主要包含经济的调制﹑政治的管控和思想的束缚三方面。中国古代建构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历代封建王朝均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在厌胜钱币设计中，经济调制对制作工艺的束缚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与否对制作材质﹑做工﹑数量﹑内容的影响。政治管控对制作工艺的制约尤为明显，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政治倾向对钱币设计手法和最终生产﹑使用及流通的影响。在古代社会中，对于贵重金属的特定制作工艺和制作内容，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明确的应用划分制度。思想的束缚主要体现在，中国历来就有的“重道轻器”传统和经济﹑政治的调制管控，这使造物者只能报令守律﹑墨守成规。

2.厌胜钱币设计的工艺沿革。这主要包含材质演变﹑铸造工艺和设计表现三方面。器物之美重在材质，材质的演变与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和科技有着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厌胜钱币历经千年形制多样，不管是官方还是私家，铸造工艺纷繁多样。这比较明显地表现在钱范的发展变化上。它依次经历了从一次成型范到子母范﹑盘形钱范﹑迭铸﹑打铸和压铸等铸造过程。其设计表现主要体现为结构﹑材料﹑工艺﹑形态﹑色彩﹑表面处理和文饰等物质层面所折射的功能内容和来自装饰纹样﹑符号﹑寓意方面的精神内容。其造物形式可分为因功能而确立的立体式造型结构形式和表象化的平面式外在装饰形式。

（二）厌胜钱币设计之功能

厌胜钱币设计作为一种传统造物行为，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亦属于我们当今所讲的“设计艺术”。对厌胜钱币设计的功能文化进行阐述，应主要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出发，对信息传播交流﹑存储记录与认知﹑助识，社会发展动力与教育，精神慰藉与游戏﹑娱乐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深入揭示人与自然和设计文化内部的诸多关系。

厌胜钱币表象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变迁﹑风俗习惯﹑人们的道德观念﹑思维定势和审美价值标准。其形制中的文字和图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为我们保存了早期人类社会实践的记录，并赋予内容以深层的哲学观念。钱币作为人们社会交往的特殊内容和手段，所赋予的信息在社会群体间以纵向﹑横向两种方式进行传播，使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得到自觉传承。可见，文化自觉是一种觉悟，是一个求得自明性的过程以及取得文化转型并进行正确﹑自主的文化选择﹑传播与创新的途径。[2]

厌胜钱币设计文化的社会发展动力与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当社会环境发生聚合凝结﹑变革维新时，促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发生变化。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发展﹑文化大创新的风口浪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急剧地发生变化。厌胜钱币设计文化的教育功能在“二十四孝”故事钱中表现尤为明显，其中的典故多以表现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团结友爱﹑爱国爱民﹑知恩思报﹑诚实守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主。厌胜钱币设计中的游戏﹑娱乐功能亦是“以人为本”设计文化观的重要体现，以游戏﹑娱乐等朴素的形式提升着古人的生活质量。它的功能性与时代脉络相符合，体现着对人的一种关注。可见，中华民族历尽劫难仍生生不息，与厌胜文化的教育功能密不可分。

（三）厌胜钱币设计之审美

厌胜钱币作为代表中国物质文明的设计艺术存在，理应在中国设计史中享有与漆器﹑青铜器﹑织物﹑服饰﹑陶瓷﹑家具同等的艺术地位。其审美表现体现为“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即物达情的形势与内容﹑形神兼备的书法与篆刻﹑意象生动的纹饰与图像；审美趣味中蕴含着现实生活的壮丽画卷﹑生命永恒的执着追求和民族精神的崇高彰显。

中国的文化传统特色鲜明﹑历史悠久，广泛探讨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博大精深的思想价值体系彰显和培育出了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和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及民族精神。[3]“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厌胜钱币设计的主体是人，设计的客体是钱币本身所反映出的形式和内容。其审美性既表现在造型﹑纹饰﹑铭文﹑材质等感性形式之中，又表现在设计形态所彰显的受众情感和情感深处蕴藏﹑体现出的精神向往﹑社会理想和艺术倾向之中；其设计的形式美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在主体审美认识中肯定下来，形成了具有独立性的美感。这种美感是形式美与内容美的高度统一。厌胜钱币书法篆刻中所浓缩的审美精神是中国艺术美学的灵魂。它作为中国文字与篆刻艺术的重要承载，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和篆刻于一体，具有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艺术魅力。厌胜钱币币面图文并茂，纹饰﹑图像内容丰富﹑意象生动，如实反映了当时民间艺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遐想，以最贴近生活本身的状态让人领悟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作为文化与造型艺术的完美结合体，厌胜钱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古代民间美术信息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古代不同时期人们对美的界定与倾诉，反映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厌胜钱币体现的民俗风情﹑节日庆祝﹑娱乐游戏等，都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某种状态。厌胜钱币所体现的古人生活状态，相较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现实描述，实现了对信仰的超越与自然的回归。

三、结语

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角度进行文化熏陶和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将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协调统一起来，全方位﹑多角度地培育设计主体的爱国主义情感，可以在内心自觉完成国家文化认同的内化，确立自身的国家文化自信观。[4]传统造物文化和时代脉搏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息息相关。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给予厌胜钱币深厚的情感期待和文化内涵。厌胜钱币作为一种传统造物形态，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功能文化和制作工艺文化的集大成者。其设计中所反映的“人本精神”“道法自然”“精神慰藉”“游戏娱乐”等理念，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和造物观的深刻文化体现，也是古代人民朴素情怀的诉说。对其进行合理继承﹑转化﹑发展和张扬，正是后现代主义设计观所认为的“设计是历史传下来的文化统一体延续的一部分”的理论实践，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倡导的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