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宣孟

一

2017年6月29日—30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州立大河谷大学召开了以讨论interality为主题的学术会议。Interality这个词词典上还查不到，根据构词法，词干“inter-”意为“……之间”加上后缀“-ality”，那么interality就是关于具有“……之间”性质的东西，汉语译为“间性”。会标表明，这次会议是关于“间性”的第一届国际研讨会，看样子今后还要继续研讨下去。事实上，北美近年已经有杂志就这个问题出过专辑，另外还有专门的论集出版。

其实，这件事与我们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大有关系。这套说法的创始人是商戈令，他30年前曾在我们哲学所工作，当时他就开始从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现在的这些说法是他长期思考的一个成果。大家更应该记得，近几年，他还就他的那些想法来所里讲过课。我们所的《哲学分析》杂志也记录了他的思想形成过程。此外他还有类似文章在《哲学研究》发表。①参见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商戈令：《道通与间性》，载《哲学分析》2012年第5期；商戈令：《间性论撮要》，载《哲学分析》2015年第6期。可能我是比较早关注他这些想法的人，会议举办方邀请我参加了会议。回上海以后，我看到2017年7月26日出版的我院《社会科学报》，以两三千字的篇幅摘要了商戈令的一篇近作。标题赫然大字《探源中国哲学新路径》，并有一行导语：“商戈令在《文史哲》2017年第3期提出……”我听他谈过《文史哲》近日发表他的文章，说是一篇为美国前辈汉学家、密歇根大学教授孟旦（Donald J. Munro）庆生的文章，当时我还没有读到。摘要突出的是商戈令自己的思想，可见他的想法已经引起不小的关注。主导会议的主要发言当然是商戈令。这个议题思辨性很强，可以说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但让我略感惊异的是，参加会议的学者并不限于哲学专业，传媒学的来了好几个，此外，有研究修辞学的、心理治疗的、语言文学的以及从象数方面研究《周易》的，等等。照他们的说法，间性论（interology）打开了各种领域研究的新途 径。

二

既然间性论有如此的功效，它究竟讲些什么？我这里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一个扼要的介绍。先要了解一个背景。商戈令这篇《中国哲学的新途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通过中西哲学比较得出的结果。面对西方哲学，中国人要讲自己历史上的哲学，总是离不开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然而，我们看到过去曾经做过的那些比较，其路数是有很大局限的。我这里指的是那些把西方哲学当做哲学的标准，然后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料中选出与西方哲学的问题看似一致或相近的内容，以此当作中国哲学的做法。这种做法叫做“依傍”，即“依傍”着西方哲学建设中国哲学，其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根据这种方法，不仅一个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被对应着西方哲学家去解读，而且一部一部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也被纳入了西方哲学的框架。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一方面让人觉得，它们不像是中国哲学应该有的样子，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被掩盖掉了；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的攀附总是很生硬。结果，就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问或担忧。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并不是一个假问题，而是揭露出“依傍”是一条迷途；它更是一个信号，让我们意识到，只要真正的中国哲学还没有刻画出来，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摆脱“依傍”，找出一条能够把中国哲学真实面貌刻画出来的途径，这就是商戈令这几年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还有一个情况应当也是他能够毅然与“依傍”决绝的原因，他在西方哲学方面对尼采下过功夫。尼采以反对西方传统哲学著称，从西方传统哲学里走出来仍然可以是一种哲学，而西方传统哲学正是国人“依傍”的主要样板。这不是说，中国哲学不依傍传统可以转而依傍尼采，而是说，哲学应当可以有不同形态。“形态”包括哲学的宗旨、对象和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商戈令关注的是哲学对象的形式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要探寻关于世界的真理、事物的本质。表达世界上的事物统统称为being， 即“所是”。哲学的眼睛盯着的是各种各样的“是”的东西，尤其是它们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实体” （substance）。那么，所是、实体的出现是没有原因的吗？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由此，他考察了中国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把眼光停留在一个一个东西（所是）上面，而是着眼于各种东西产生的原因。把注意力放到了这个方面以后，他看出了中国哲学关注的是时空、过程、组成、变化和关系等方面。他把这些方面的情况归结、表述为一个词“间”。他从文字构造方面入手：“间”是门里透入了日光，有了光，才照亮了一切事物，才有了各种所是。他以为中国人思想方法上看重“间”，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这个字的广泛使用。比如，房间、天地间、人间，还有间隔、间距、之间、间歇、瞬间、间径、无间，等等。用作动词如，间苗、用间、离间、间或、间色、间分、间错，等等。有些虽然没有出现“间”字，实际上也是思想游弋在“间”的情景中，那就更多了。例如，中文里的世界、宇宙、天下，这些概念表达的也是着眼于“间性”。如果说以上这些说法还只是日常现象，那么，在实质性的哲学问题上，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哲学的一些概念，比如（周）易、乾坤、动静、道、中（庸）、仁义、和、诚、通、（五）行、太极—无极、无有，他们都属于“间性”范畴。如果用西方哲学的实体那样的所是去看待，那就说不清，甚至没有地位了，然而，他们却正是中国哲学赖以表达出来的观念。要理解它们，就必须从“间性”方面去把握它们。Interallity（间性）和interology（间性论）是他创造出来的两个词，对间性有关问题的研究就是间性论。照商戈令的说法，“间性论”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 （ontology）是截然区别的。他对间性论涉及理论方面的简要梳理就在《间性论撮要》一文中。

三

商戈令关于间性论的上述设想确实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思考途径有所区别，至于其是否能为中国哲学史的梳理提供一条成功的路径，有待今后他自己或者其他人的深入研究。就目前说，它至少松动了西方哲学板结的泥土，让人呼吸到一丝新鲜空气。这从会议参与者的热情中得到了印证。例如，印第安纳大学的罗伯特（Robert L. Ivie）教授研究修辞学（rhetoric），他的这门学问似乎独立于西方哲学之外，这使得他觉得很难找到理论的依托。“间性论”却让他发现了不同意见可能相互共存的依据，即不同意见从修辞学上看不过是人们筑起的种种隔离的墙，只要我们能够拆除隔阂的墙，那么甚至那些看上去是异端的、偶然的东西也是可以相互依存的。密歇根州立大峡谷大学的斯蒂芬（Stephen Rowe）认为，以间性的观点看人，人就不只是那种为了个人利益而相互竞争的人，而是同处于广阔世间的共同体。间性的观点还让人（从实体的观点摆脱出来）看到“空”原来一直是认知的源泉，甚至在这里可以体会到柏拉图所谓“我们曾经知道一切”的那种直觉。正是各种关系，引领着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去实现美好的前景。令人感兴趣的是，密歇根州立大河谷大学的张广先教授介绍的捷克裔巴西学者傅拉瑟（Flusser）的思想。张教授认为，傅拉瑟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间性论”的。例如，他把对话看成是负熵和创造性的场所（locus），就是一种间性论的说法；他把闲暇看成是智慧的温床，闲暇就是间性；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人与机器人的关系，这些都被看成是能够在间性论领域里得到解释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的宫承波和郝丽丽以“间性论思想及其对中国传媒包容的启示”为题的发言认为，“间性论”的思想对于大融合的中国媒体来说有三点启示：（1）有助于坚持媒体融合的公开性和灵活性，并创造出媒体间联合的新形式；（2）媒体融合不只是单纯的加法，适当的减法也是需要的；（3）媒体融合应当是一个以冲突方的对话和通过商讨进行联合为特征的能动的发展过程。这样，新老媒体间就能够消除隔阂，来共同建设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

此外，来自“过程研究中心”的学者王志和与樊美筠（音译）就“间性论”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作了比较，认为“间性论”和过程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不过，从商戈令文章中表述过的意思看，“间性”应该包括过程，过程只是“间性”的一个表现方面。还有来自台湾的一位学者是研究心理治疗的，她以实例说明野外生活对于治疗心理创伤有积极的效果。野外生活，这是生活场景的转换，她把这看作“间性”理论的一种效应。

四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商戈令的那些思想在中西哲学比较中的意义。这个比较不是空泛的、情绪式的比较，而是深入哲学形态的比较。他突破了对西方哲学依傍式的比较，但突破不是置西方哲学于不顾，而是从追问西方哲学的起点出发。他认为西方哲学始于对being/entity的追问，但是，有比对being/entity更深入的追问。这里他也借用过海德格尔那个问题：Why are there beings， rather than nothing？即哲学为什么要从“所是”出发呢？“所是”的来历难道不需要更深入地追问吗？确实，任何一门学问，要是深入追问下去就会越出自己的领域，走向哲学。那么，哲学自身呢？现在的哲学达到了最深的问题了吗？也许，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最终可以使得哲学的本质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示出来。商戈令的这个追问把“间性”置于being/entity基础的位置，这等于说，中国那种形态哲学的思想方式比西方哲学要深，中国哲学可以成为西方哲学的根据。这个最深的追问、最终根据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真正的开端问题，这不是指哲学史的开端，而是哲学本身的开端。哲学史的开端已经确定了，哲学的开端才向我们展示出来。

我在会上发言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问，照商戈令先生的研究，西方哲学的出发点是being 或entity，而“间性”讲得比being 或entity深，中国哲学就是“间性”思维，那么，中国哲学就比西方哲学还要深。这个观点西方的同仁们是否接受呢？主持发言的孟旦先生讲了一段话，核心的一个意思是，无论哪种理论，总是有确定的前提、出发点、立场或假定（assumption）的。这句话实际上是说，商戈令的理论也有自己的假定，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如果不同，那就是出发点或假定不同而已。要说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深，这一点想必难以接受。接着这个话题我就说，现在我们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各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假定，假定中规定的东西越少，其包容性就越大，想的问题也就越深。这也就是说，如果假定甲能够包容、解释假定乙，反之则不能，那么，假定甲的理论就是比较深的。商戈令的理论看上去比西方哲学要问得深，但是，西方人不能够接受，根本原因在于从西方哲学的观点看，商戈令的出发点、假定和西方哲学的出发点、假定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因为，在他们的语言习惯以及哲学表述中，凡是能够思考、被说出来的任何观念，哪怕“无”，都是being。既然把“间性”说出来了，作为一个观念，就是being。再说，“间性”作为关系，与实体是互相依存的，即实体存在于关系中，那么，关系也必是实体间的关系，离开了实体的关系也不能成立。

尽管如此，商戈令理论的最大亮点在于，他想找出比西方哲学更深的出发点，并且把中国哲学安置在这个出发点上。那么，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出发点？如果存在，它是不是哲学本身应当思考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它也就是一切哲学问题的开端问题。Being不能是最深的问题，因为当人思考、说着being的时候，人已经作为主体与客体的being相对立、相分离了。如果能找出主客尚未分离的一种状态，把它表达出来，并且描述出各种主客分离的可能的形式（不只是认知那种形式的分离），那么，不同哲学的形态就有望在此得到说明。西方已经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就是海德格尔。他用ereignis（事发）这个词来标志这个开端。这种主客未分的状态我们随处可遇，譬如驾车而得心应手时，车与人是一体的，甚至道路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分离，只见车在行驶。在我们做认知的反思前，我们已经处在某种事情中。我们活着就总是处在某种事情中，人与事情浑然一体，人是事情的一部分，主客的各种形式是在这个基础上分离出来的。如果哲学是各种行为和思想的最终根据，哲学就应当把这个最初的开端揭示并描述出来，这也应当是哲学的真正使命。我觉得中国哲学自始就开始努力试图把这个开端也即最终的根据表达出来。譬如，《周易》从太极、阴阳说到万物，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但是，这些表述还有缺点，因为开始说太极和无的时候，人已经不在其中了，人是站在外面说的。《中庸》是另一个角度的说法：那是从已发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中回归到未发的状态，这样把环境世界剥离掉，剩下了孤零零的我。然而中国哲学有一个“天人合一”说法，从原则上说应当明白有一个天人未分的状态。如何把这个未分的状态表述出来，并且以此为根据，对现实世界中人的各种生存状态，以及在生存状态中展开出来、与之对应的世界的面貌做出解释，并且，更重要的是，以此来道人生，获得生命的自觉，这就是哲学的真正的宗旨。我以为，中国古代哲学正是围绕着这个宗旨的不懈追求。这个题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我正在思考和研究中。

商戈令提出的“间性论”，如果深入下去的话，我想是可以进入到对哲学开端问题的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