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克政

龚自珍是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重要先驱。作为一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过开风气作用的著名思想家，他不仅具有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思想，而且也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他有关黄帝、炎帝及炎黄文化的论述，就是他文化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对炎黄为“民族始祖”的体认

龚自珍明确认为，生活于中华大地上的人们，都是炎黄子孙。他曾说：“民之生，尽黄帝、炎帝之后也，尽圣者之后也。”(《怀宁王氏族谱序》，《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又说：不仅春秋、战国以前，“古之有姓氏，有谱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尽黄炎之裔”(《京师悦生堂刻石》，《龚自珍全集》，第188页)，而且，“嬴、刘、博尔吉吉特氏”(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姓氏，参见《龚自珍全集》第223页，《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今译通作“孛儿只斤氏”)，即秦、汉、元等封建专制王朝时代，“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黄炎。”(《壬癸之际胎观第三》，《龚自珍全集》，第15页)以此充分肯定炎帝、黄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始祖地位。同时从中也能看出，他所说的“黄帝、炎帝之后”亦即炎黄子孙，并不限于汉族，而是也包括了后来融入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

龚自珍之所以对炎黄子孙具有这样的认识，是同他继承了公羊学关于大一统的学说密切相关的。他明确认为，自秦、汉以降的二千余年充分证明，“趋一统”(《答人问关内侯》，《龚自珍全集》，第331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依据公羊学关于“太平世”无“夷狄”与“诸夏”之分，“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12页)的大一统观点，对严守所谓“夷夏之防”的传统夷夏观予以批评说：“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七》，《龚自珍全集》，第48页)他还高度赞赏清朝全盛时期中国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充满自豪地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说居庸关》，《龚自珍全集》，第137页)这也充分说明，他是把满、蒙等少数民族都视为以炎黄为始祖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的。

从炎黄系中华民族始祖的观点出发，他对家谱、家乘、族谱等谱牒之作的纂修，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这类著作，“滥于唐，诞于明”(《怀宁王氏族谱序》，《龚自珍全集》，第230页)。针对明人修家谱，往往标举其姓氏郡望所在汉代郡名的风气，他尖锐批评说：“明之文士述家谱，诞者至八十世婚姻，必书汉郡。李必陇西，陈必颍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实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黄、炎，汉郡何足书？”(《怀宁王氏族谱序》，《龚自珍全集》，第230—231页)。所以，他肯定同时代人王璪(1785—1868)所修《怀宁王氏族谱》自明中叶“始迁于怀宁”的“始迁祖”写起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滥，不诞，甚善”(《怀宁王氏族谱序》，《龚自珍全集》，第231页)，可资效法。

二、对炎黄为“人文初祖”的阐扬

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三十五首云：“丱角春明入塾年，先生摩我道崭然。恍从魏晋纷纭后，为溯黄农浩渺前(自注：别大兴周丈之彦)。”“黄农”即黄帝与神农亦即炎帝的合称。在这首诗中，他把自己幼年从塾师周之彦读书之前的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比做中国历史上炎黄时期以前的时代。这就充分说明，他明确认为，黄帝与炎帝是中国人从蒙昧步入文明的人文始祖。与此同时，他还曾一再肯定了黄帝时期在历法等方面创始之功。

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与修正了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并进而明确肯定，先秦诸子的思想文化源头在炎黄时期。在《古史钩沈论二》中，他在阐明“五经者，周史之大宗”的观点后，紧接着提出诸子为周史小宗的观点。他说：“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蜂出泉流，汉氏校录，撮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并具体阐述说，“道家祖”、“农家祖”、“法家祖”、“名家祖”、“杂家祖”、“阴阳家祖”、“纵横家祖”、“墨家祖”与“小说家祖”，都是周之史官。同时他还指出：“若道家，若农家，若杂家，若阴阳家，若兵，若术数，若方技，其言皆称神农、黄帝。神农、黄帝之书，又周史所职藏，所谓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即是说，先秦诸子对“神农、黄帝”亦即炎黄的称说，并非无源之水、空穴来风，而是本自周代史官所藏有关炎黄的资料。龚自珍的这种论述有力地揭示了先秦诸子对炎黄文化的继承关系，从而也就标明炎黄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源头意义，为炎黄系中华“人文初祖”提供了重要论据。

三、对《黄帝阴符经》的热衷

龚自珍对属于黄帝文化范畴的将“黄帝”著录入书名的古代著作也很重视。对这类著作，他一方面指出，这是一种“喜依托黄帝”之风，“周末汉初人习尚类然”；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能因其系依托之作，而否认其具体价值。如他曾肯定《黄帝素问》的文献价值说：“《黄帝素问》虽出六国人手，然甚有古字，后人无杂乱之者。”对《黄帝阴符经》，他则尤为青睐。

《黄帝阴符经》简称《阴符经》，是道教视为与《道德经》、《南华经》相并列的重要经典。对这一道教经典，龚自珍在诗文中一再提及。如他在诗中描述到京任内阁中书后，满腹抱负与才华难以施展的境遇时，就曾这样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忽筮一官来阙下，众中俯仰不材身。……《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又曾自负地宣称：“我亦《阴符》满腹中。”此外，他于道光六年(1826)所作《京师春，尽夕大雨，书怀，晓起，柬比邻李太守威、吴舍人嵩梁》诗云：“四更急雨何曾停，恍如波涛卧洞庭。嗟哉此灯此雨不可负，披衣起注《阴符经》。”从中可知，他还曾从事过为《阴符经》作注解的工作。

龚自珍为什么对《阴符经》如此热衷？他的《六经正名答问五》一文透露了个中消息。在该文中，他在回答关于“今天下古书益少，如其写定于先生之室，六艺九种，以谁氏为配”的问题，谈到可配《尚书》的著述时说：“《周书》去其浅诞，剔其讹衍，写定十有八篇；《穆天子传》六篇；百篇《书序》；三代宗彝之铭，可读者十有九篇；《秦阴》一篇(自注：此篇本在《周书》七十一篇之中，其目存，其文佚，予定为秦昭襄王时书，即今世所传《阴符经》也)；桑钦《水经》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尚书》。”“《周书》七十一篇”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书》七十一篇”，亦即《逸周书》，《秦阴》是其中的一篇，久佚。“二十九篇之《尚书》”，即司马迁所说“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汉定，……得二十九篇”之《尚书》，亦即在传授过程中以隶书写定的《今文尚书》。撇开《秦阴》是否即《阴符经》以及该篇是否作于秦昭襄王时不论，仅就龚自珍将《阴符经》提到可与《尚书》相匹配的地位而言，足以说明在他心目中《阴符经》的价值可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

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辞官南下途中，途经清江浦时，还曾写诗怀念正在广东从事禁烟斗争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蕆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腊丸难寄惜雄文。”虽然这里是以《阴符经》来比喻自己有关禁烟和防御英国侵略的谋略，但从中可以进一步具体看出他对《阴符经》有关“强兵战胜之术”的重视。这就说明，他对《阴符经》的热衷，也是与鸦片战争前夕外来侵略威胁渐趋严重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总之，龚自珍对炎黄与炎黄文化有不少论述。处于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的历史转折时期，他所发出的这些声音，对于当时和尔后中国人民亟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从事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