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波 王凡凡

一、引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实行村民自治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村民主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组织制度、分配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随着农村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1］。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和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制度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权力从农村回归到社会，农民获得了长久的生产自主权和农地经营权。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单一供给主体的地位不断受到削弱的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的行列之中［2］。一直以来，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之一，政府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政府向农民提供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这种政府主导的供给机制对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深远意义［3］。尽管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呈现出差异，但是随着国家农村制度的变迁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不断演变，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担任的角色越来越明显。2014年和2015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了“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