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茹

同是“革命+恋爱”作品的创作者，蒋光慈与石评梅因其身份不同、性别不同，不仅对革命的认知程度不同、对“革命+恋爱”作品的创作目的不同，而且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对恋爱＼女性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

20世纪30年代，“革命+恋爱”的创作倾向风靡现代中国的文坛。简单地说，“革命+恋爱”是指创作主题上的家国大义与儿女情怀的统一。它力图做到将个人对爱情的追求融汇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之中，从而将个人的精神进行升华，将个人的意志得到锤炼。尽管在“革命+恋爱”的主题倾向上，诸多作家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然而细细考察，人们还是能够看出男女作家笔下的“革命+恋爱”作品具有鲜明的差异。下面，男作家以蒋光慈为例，女作家以石评梅为例，对其“革命+恋爱”作品进行简单分析对比。

一、革命家的宣传与文学家的迷乱

蒋光慈“革命+恋爱”作品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其对于革命“罗曼蒂克”的诗意强调：“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寻出美妙的诗意。”众所周知，革命是一个阶级为推翻另外一个阶级而进行的血腥暴动。这个暴动经常伴随着惨烈的战争。每个革命者，随时随刻都可能失去珍贵的生命。如此回避革命的残酷性，并多次以“诗意”的言辞遮蔽之，理论与创作双管齐下，或者，这正是蒋氏独特的高明之处。

早在学生时代，蒋光慈便以思想激进而著称。1921年，蒋光慈与最早入团的一批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研习。到1924年归国，年仅23岁的蒋光慈事实上已经是深受马克思主义濡染的革命家了。革命家与文学家最大的不同无疑就是对政治性、革命性的强调。蒋光慈的处女作《少年漂泊者》，正如作者本人强调的那样，只是一本“粗暴的叫喊”，然而正是这个“粗暴的叫喊”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紧随其后，蒋光慈又出版了《短裤党》。虽然存在种种瑕疵，但是仍然得到受众的一致好评。除却蒋光慈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狂热的敬仰之情”之外，不得不说，其作品的畅销与其革命家的身份密不可分。蒋光慈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宣传革命，其作品自然要回避革命的残酷与无情。在率先掌握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思想武器，而苦于无法向广大普通民众进行讲解与传播的时候，蒋光慈以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选择了一种最恰当的方式，从而一举从众多的革命先行者中脱颖而出。由此，蒋光慈对“罗曼蒂克”式的“革命+恋爱”作品的大规模实践的目的便一目了然。蒋光慈将个人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以及对革命胜利之后的美好图景反复充斥在其作品中，借此来达到对革命的宣传作用。

与蒋光慈利用文学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明显不同，石评梅对于革命的态度似乎是迷乱的。从女高师毕业后，石评梅以教育为事业，在师大附中担任女子部主任，兼体育、国文教员。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石评梅写得最好的作品都是抒写爱情、友情以及苦闷情绪的，并非表现革命。教员的特殊身份以及对黑暗势力的不满，促使石评梅写下了《女师大惨剧的经过》《血尸》《痛哭和珍！》，对于苦难中国中不幸女子命運的同情，让石评梅积极致力于妇女解放活动，写下《〈妇女周刊〉发刊词》《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等。然而，这些并不能代表石评梅对革命始终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白云庵》中的老伯伯曾经参加革命，然而革命的动因只是因为无法释怀自己的一段感情;《匹马嘶风录》中的“哥哥”是被流弹打死的;《归来》中马子凌的父亲“到底是为什么死的，至如今都是悬案”。《红鬃马》的主题则更为驳杂，仿佛如果父亲与“革命军”的首领不是老相识，根本无法摆脱一场噩梦似的逃难。严格意义上说，石评梅早期的很多“革命”工作，都是在革命的外围，对于革命的本质属性等方面，石评梅的总体认识还是模糊的、混乱的。直到认识共产党人高君宇，石评梅才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才开始真正学习。无奈二人先后早逝，石评梅后期的“革命”文学作品，绝大多数只是仓促展开，与其前期的作品比较，并没有过多的质的飞跃。

二、恋爱和女性的配角地位与女性主体地位的坚守

正如1935年茅盾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中总结的公式那样，当时文坛上绝大多数“革命+恋爱”的文字作品无怪乎“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以及“革命产生了恋爱”。“革命+恋爱”表面上似乎能够达到一种二者相互交织的相辅相成，然而在同样作为革命家的矛盾看来，“革命”终究是大于“恋爱”的。蒋光慈当然亦是如此。《少年漂泊者》中，汪中一路上漂泊，流浪，直到做学徒期间与掌柜的女儿玉梅相恋。作为掌柜的女儿，玉梅的结局是被蒋光慈故意“安排”的一场死亡，作为无产阶级的汪中，不能与之结合，正是玉梅之死方能凸显作为无产阶级的汪中的一种高贵与光荣。虽然伴随着“五四”启蒙精神在现代中国的传播，甚至对于女性解放的呼吁最早还是由现代中国的男性提出的，但是无法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男性作家的意识形态里仍然有意无意地保持着高高在上的男性中心主义。《短裤党》中的秋华本是一个有独立性的、努力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然而蒋光慈出于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安排，居然让秋华最终妥协回归到传统家庭生活，相夫教子。

简单地说，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试图突破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规约的一种反抗与努力。《妇女周刊》的发刊词中，石评梅写道：“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中，石评梅又提到女性的参政问题。虽然石评梅对革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女性意识方面，石评梅是清醒的、自觉的。因此，石评梅笔下的女革命者们呈现出与蒋光慈作品完全不同的风貌。

石评梅的《红鬃马》与《匹马嘶风录》似乎正是蒋光慈以男性革命者为中心的作品的反拨。与以男性作为主体，女性作为陪衬不同，石评梅是在女性身边安插一位男性英雄，故事的结局不是女主的过早死亡，反而是男性英雄牺牲，女主则继续勇敢、坚强地革命与生活。如果说梦雄与珊姐驻守雁门关之后，还是过了一段革命加恋爱的美妙生活，那么《匹马嘶风录》中的吴云生无疑“出师未捷”便“身先死”了。弥足珍贵的是，除了勇敢坚强的革命者一面，石评梅仍然保留了何雪樵作为女子应有的对于失去爱人的痛哭：虽然已经自愿将儿女之情置之度外了，然而何雪樵仍然觉得“眼前忽然有许多金星向四边迸散，顿时，全宇宙都黑了”。何雪樵因其具有真实的人性，从而避免成为蒋氏笔下的脸谱化人物。

同时，在“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方面，石评梅尽管找寻不到更妥帖的解决方案，但是从来也不像其他男性作家那样刻意回避。《匹马嘶风录》中，吴云生致何雪樵的信中提到：“我的生命中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是属于你的，愿把我的灵魂做你座下永禁的俘虏，另一个世界我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中的一个走卒。”《寄到狱里去》中说：“你不是也和天辛一样，有两个生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爱情。”

三、结语

石评梅的“两个世界说”或者源于其恋人高君宇的某些言论，或者也是当时石评梅正在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留给他们的时间能更多一点，更长一些，双方或许能达成较为一致的某些看法。然而，时间以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中断了石评梅与高君宇的沟通与交流。高君宇去世后，孤独难捱的石评梅似乎有所顿悟，但也终究跟随恋人而去，什么都没有来得及书写成文。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