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

这次采访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大师”。虽然，所谓“年轻”，也是51岁了;但在“大师”中，确属年轻系。

用他取得的成绩去对应他人生时间轴，会发现：

“行差踏错”，基本不属于他的人生范畴。步步惊心，步步经心，但就是没有彷徨、徘徊、歧途……或者准确说时日短到可以忽略不计。

面对这个概括，寡言的张铁成，认真想想，也乐了：“是挺顺的，我很感恩。”

世事如万花筒，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了一种呈现，那一定是角度问题。否则，老子这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会流传至今。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人们对福祸的看法及应对。巧了，张铁成就是那种乐呵呵。总能从所谓“祸”中发现“福”的人。因为他有最大的心理支撑：对艺术釉玉雕的痴爱。

如此，步步惊心时，他根本不懂去瞻前顾后，而是步步经心，随心而去。

从沉迷绘画的顽童、“泡”在故宫写生的少年，到设计制作玉器的青年，再到屡建奇功、醉心传承的中年，热爱就像一种信仰，让他所有的选择，看上去都笃定、简单。所谓的干扰因素，对他形不成干扰。即便近了他的身，也进不了他的心。随风，散了。

那就让我们在风里寻一寻，找一找张铁成的另一面。试着去还原一位鲜活的大师，一位深情的丈夫，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位咫尺的普通人。只是，这次我们不再细说从头，而是直接从张铁成的作品之一—奥运“金镶玉”奖牌，最受全球关注的高潮时间节点，切入了。

与奥运的缘分，剪不断，理还乱

时间闪回。

2008年8月9日上午，北京奥运首金，被捷克女子射击选手卡埃蒙斯摘得。国际奥委会罗格先生为她佩戴上首枚“金镶玉”奖牌。直播的电视前，—位不惑男子热泪长流。手机响，短信：“我们的金牌挂在运动员身上了，呵呵，高兴！”

男子就是张铁成，给他发短信的是一起并肩战斗了两年多之久的队友：美院奖牌创作团队。

从20岁要求自己如入定老僧一样进入工作状态的人，20年的一以贯之，沉默寡言、情绪平和，已经成了生活习惯。怎么就哭了？

张铁成与奥运的缘分，故事太多、太长、太曲折，还真是李煜那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奥运结束，这样的心境让他难以自洽。于是，把自己逼进了清华大学艺术学院，进修学习，调整心态。

带学生娃，“黑马”杀进奖牌设计终选

那是2006年3月，张铁成被推荐、加入中央美术学院奥运奖牌创作团队。和一些在校的学生娃，一起参与奥运奖牌的设计和打样工作。在整个奖牌玉环设计、打样当中，制作时间紧张、方案多次改动，各种厚度、尺寸大小的实验品、样品，用了300余片玉。张铁成和自己公司的台伙人、老搭档、师姐王建，无条件配合、无偿提供玉料、免费制作加工。

当时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打破国际奥组委对奖牌的既定全金属认知，解释清楚中国玉文化及其价值。张铁成笑笑，有回味的复杂：

“其实，他们知道我们做的是真不错，但却颠覆了西方的传统理念。他们以往是用全金属表达那种荣誉观、价值观，突然来了一个中国的价值观。美学上，他们都懂。只是你们的好，影响我们的好了。他们强调，玉器是天然的东西，会有色差和纹理变化。而我们给运动员的奖牌，都要一样的好。我们回应，我们给每一位运动员的，都是唯一。讲究唯一性，我们中国人以此为尊。全都一模一样，不高级。我们就是要用温润的玉化解你们纯金属的冰冷，打破你们千人一面的那种感觉。你们千人一面工业化，我们枚枚唯一，体现出一种更高的美学境界与更深的精神内涵。”

终于，他带着学生娃，提交了奖牌玉石搭配方案：金牌选用白玉，银牌选用青白玉，铜牌选用青玉，获得了奥组委的批准。

国际奥委会认为：“北京奥运会奖牌被证明是一件艺术品。它们高贵，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我们对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方案表示祝贺！”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奖牌设计竟然来自学校的设计团队和工艺家们而非专业的国际设计公司，这在奥运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张铁成他们从169件投标作品中，杀进前10，再力拔头筹，夺下标的。然而，接下来迎接他和团队的，是预算、工艺、苛求……一系列超出想象的跌宕起伏。

我摔摔摔，摔坏200多块奖牌样品

那时，张铁成时时处于待命状态，因为时时都有可能紧急。国际奥组委突然提要求：以往历届奥运会都有一个现象，运动员高兴以后，会把奖牌扔到天上，有些是团体之间互相扔。奖牌，必須扛摔！ 张铁成耐心解释：“我们中国人对玉是特别尊敬的，都是这样捧着给对方，不可能扔它啊！”可人家坚持：

第一，要扔，必须扔，往天上扔！

第二，不能用胶粘，不环保！

第三，两个月内，拿出方案！

第四，前三个条件任何一条不达标，换回全金属奖牌！

哈哈，聊到这里，看着张铁成，我不厚道地笑场了。因为他的样子，就是典型的东方男子的传统神态：想急，急不得;想恼，恼不得;无奈写在脸上，解决办法都在心里和手上;如玉，温润却从未缺硬度。

张铁成也笑：“就只能玩儿命给改。后来把那边加宽，增大边的承重。可那也不能摔，因为金牌实际上是纯银制的，只是镀了不少于六克的金。金很软，一摔就变形了，没法弄。后来，又想出一个主意，利用高压锅的原理。高压锅那锅圈中间不是叉一个密封条吗？我们在奖牌的侧面开了一道槽，O形槽，加了一个硅胶的O形线圈。然后，在里边金属上，也开了个槽。玉一放进去，咔哒，就卡紧了。奖牌底面也是往深了做了个两毫米的硅胶垫，然后，就开始摔，一米、两米、三米……”

感受一下张铁成那时的心境：摔坏一块，玉碎一片，心疼一次（自家公司无偿提供的玉料）。人世间有些“仗”打起来，并不都是气吞万里如虎，有些只能苦练内功如咬狗不吠。大家想起比萨斜塔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故事了吗？不管是铁球，还是奖牌，都是物理实验。不同的是，伽利略为验证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张铁成为求证自己是对的。终于，摔了200多块后，成！

张铁成接下来的话，又一次下意识体现了他典型的东方传统思维方式，完全就是自己“补刀”，他很认真：

“10年后，我又见了很多运动员。我真问了：你们有摔奖牌的吗？运动员说：我们就是这样啊，摔啊！我们运动员一高兴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仔细想，这就是奥运啊，以人为本。运动员他想怎么着，你就按着他来。你不能说你这个设计很好，这不对。我觉得人家提出问题，你能不能解决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说人家不对，你不能从别人那里找原因。我们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会提供更好的，是吧？”

这样层层递进、解决问题的自省意识，虽敦厚、稚拙，却叉让人油然生出敬意的质地与光泽。

百转千回，奖牌制作回归

奖牌的故事，远远还没完。

那时候，还是座机，张铁成小院门口的座机，突然响了，奥组委来电：“和田玉很贵，我们肯定做不起，你能不能找到其他玉代替？比如岫玉。”

张铁成一口回绝：“岫玉不行。”

追问原因，张铁成说：“岫玉特别透，在自然环境下时间长了，料会变千失水，颜色变灰、变白。金银铜牌，它的色彩变化不能有那么大色差。”

因为料的问题，奥运奖牌一度辗转到青海制作。到了2008年5月，奥组委到上海，第一次去看金属与玉环的组装。结果，大出所料：3000枚奖牌，金、银、铜各1000枚。量外径没问题，但它就是不圆，要么不同心，要么搁不进去，要么露着一块儿……虽然进行了补做，但那边企业说预算超支太多，做不了了。这就到了6月份了，青白玉的还差400多个，由于和田玉被指定为奖牌用玉，原料价格已经涨了十几倍，成本实在太高了。

张铁成说：“当时我们正在全力赶制残奥奖牌，领导开会说，再加钱，买料去，赶紧做，你们能不能完成？我噌站起来，说我能，6月底，我就给你做出来。北京工美集团的领导拉着我说，你怎么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能这么表态，知道吗？要给自己留余地啊，万一有闪失呢。我说，说了就说了，就这样。”

张铁成叉厚道地给自己“补刀”：

“其实是7月20日以后，才基本做好。总有不合格的，就得重新来。一旦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奥运开幕奖牌不能挂在运动员身上，我们就是奥运的千古罪人。每天看着车间里奥运开幕倒计时牌，时间一天一天的临近，我承担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有时半夜被噩梦惊醒，身上都是冷汗。大家谁也记不清已经多少个星期没有休息了，记不清这已经是第几次出差了，为攻克一个技术难题加班到晚上是经常的事……”

故事讲到这里，张铁成看到奥运首金热泪长流，算不算有理、有据、有节？今生奥运一诺，哪能等来世？这届必践，即便万水干山。

与奥运的前缘，奥运徽宝秘密工程

张铁成与奥运的前缘，是在2003年，“非典”那年。4月26日，玉尊源公司收到北京工美集团公司邀请，参加一个玉印加工的招标活动。张铁成骑上自行车和搭档王建就去了，并不知道要做什么。

“工美总工艺师郭鸣，看了我带去的在故宫、历史博物馆临摹的玉玺画稿，认为我们有能力完成任务。于是，我们才知道：接下来要做的是北京奥运会会徽的载体—一奥运徽宝。那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由于是重大工程，需要秘密进行。精雕细琢，圆满完成。”

2005年经北京奥组委批准授权，北京工美集团监制，限量发行的2008方“奥运徽宝典藏版”。仅三个月，销售一空，开创了制作高端奥运纪念收藏品的先河。弘扬中国传统玉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并创出了单项产品销售额超亿元的优异成绩，这在当时全国玉器行业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奥运徼宝典藏版”每方的售价是5.6万元，现在最便宜的也得100万元，涨了几十倍，有些吉祥号卖到了200多万元，创造了奥运文化藏品的收藏奇迹。张铁成现在被“解密”了，他说：“其实，这是我们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制作的。从2003年底就开始为这项工作备料，由于当时资金有限，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了两个一百万。那时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无疑是一场赌注。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产品大卖，把借款连本带利都还清了。我和搭档王建一人买了一方带号的奥运徽宝，分别是56号和86号，作为对这项特殊经历的纪念。”

追随“猫王”孙菊生画猫，泡在故宫

故事高潮之后，让我们回归金色童年。寻觅一点天真、执拗、专注与成长，作为情绪上的缓冲与些许释放。

小男孩爱画画，坐得住还特有主意

1967年4月，張铁成出生在北京地坛附近的冶金部机关宿舍大院。与著名画家“猫王”孙菊生先生同在一个大院生活，随孙菊生之子孙大洪习画，八九岁的孩童，都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偏偏这一位就坐得住，临摹孙菊生先生的猫，学得有模有样。

小学五年级，全校从几百个学生中选拔两个孩子去少年官学习绘画。张铁成被选中，高高兴兴去国画班听了半节课，被告知自己是油画班的学生。去油画教室一看，里面打着灯光的石膏像、画板、画架子……完全不是自己熟悉的笔墨纸砚，张铁成特有主意，背着小书包，头也不回，走了。张铁成自己总结：“其实这个小小的插曲就像一个人生的预告片，一生对理想的坚持，对名利的淡泊，以及对机遇的选择都体现其中了。”

中学时代，学校里有几个学期都没有美术老师，张铁成的美术课，真有体育老师教的。“有一段时间美术课由一位会画画的体育老师代课。这位老师第一节课教大家画熊猫，一个圆，两个圆……口诀念下来，一只生动可爱的熊猫完成了！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细节，却教会了我在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认知：即艺术是有方法可循的。一学期下来，各种课本上的空白之处画满了孙悟空、猪八戒、盔甲人物、刀枪剑戟……”

考上玉器界的“黄埔军校”，冬天课堂是故宫

初中临毕业，《北京晚报》中缝的一则招生简章，把张铁成引到了未来职业的门口。他顺利通过临摹海选、专业课、文化课的考试，成为1000人遴选出的26个幸运儿之一，入选北京玉器厂技工学校第二届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