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是鲁迅、周作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本文摘自他最新出版的《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

我出生在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40、50后”为一阶段；“60、70后”为一阶段；“80后、90后”为一阶段。

我和“40、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我196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那时候，我的学生基本上都是“40后”。我的父亲曾留学美国，与胡适是同学。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我父亲是名单中的农林部长。我小学、中学、大学读的都是南京和北京的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

一下子去了最边远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了我的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应对：我当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些不知所措，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此后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做出某些调整。我一到贵州，当地的人事部门就告诉我说：只要进了贵州的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学校明确表示不批准。这样，我就必须做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

那么，我又是如何坚持理想的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这个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我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就决定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现实的理想”，并由此开启了我自觉充当青年朋友的人生之路。

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而且搬到了学生宿舍，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我的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中，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

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革”结束，我才获得了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了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十八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的贵州的“40后”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但我与这些“40后”学生的交往，也让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的许多学生都被打成了“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尤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的一个学生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其实不是我这个圈子里的学生，而是护士班的一个女生，她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我甚至连她的样貌都记不清楚了。

只因为她为我说了句公道话，就被扣上了“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帽子，成了“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大，就投湖自杀了。她的死让我觉得，我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是有罪的！从此，这种负罪感便如梦魇般永远没有离开过我。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或许正是因为有这具沉重的尸体的存在，我后来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从而得到了走出了校门的机会。我走向了工厂、农村，乃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的社会人群，我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

1974年前后，我周围又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他们的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属于“50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这种“读书会”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們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一直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又面临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和我的“40、50后”朋友，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又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好理论准备。

要做好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而高远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文化程度不高（除了我这个大学生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当时能够读到的只有马列、毛泽东与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是聚在一起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群人从一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了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

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作出牺牲。当然，我们一起读书，也不全是如此严肃，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也经常在一起唱歌、朗诵、爬山、游泳、做游戏，甚至谈恋爱。后来，一位朋友曾赋诗一首，描述我们当年的生活：“更难忘，娄山湖畔（这是我所住的地方），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岗，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和清汤。”可以说，我和“40、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未完待续）

据《视野》钱理群/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