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丹

[摘要]因为历史和地缘因素影响，韩国亡于日本给中国朝野带来极大震动，被称为“近代中国的教科书”的《申报》对于此事件有着大量的报道，而对韩国的同情和由此延伸的对本国国运的担忧、对日本国虚伪面貌的清醒认知，构成了这一系列报道的主题，从中可以看出晚清末期国人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奋发自强的决心。

[关键词]日韩合并申报中国舆论

1910年8月，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韩国终被觊觎其已久的日本吞并。从明治维新日渐强盛以后，日本对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侵略野心愈发强烈。经过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专条》，日本得到了像宗主国中国一样在朝鲜的保护国地位，“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到1895年《马关条约》，使朝鲜彻底脱离中国的控制，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1904～1907三年间年先后三次强迫韩国签订不同的《日韩协约》，夺取了韩国的财政、外交、行政和军事等国家大权，韩国实际上已亡于日本。1910年缔结《日韩合并条约》，正式以合约的形式吞并朝鲜。近代著名革命志士、知识分子梁启超对于日韩合并有不少精彩的论断，在其文章《日本并吞朝鲜记》中，他将该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中日争韩、日俄争韩、日本役韓、日本并韩，这一论断基本被史学界认可。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吞并韩国的计划可谓谋略深远，一步步使朝鲜沦为其殖民地。

事件中的两个主角于中国而言，一个是领土接壤、曾经的藩属国朝鲜，另一个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曾经长期不如己的“蕞尔小国”东洋日本，它们的政局变动无疑会对中国所处的东亚局势造成重大变化，更何况除朝鲜之外，日本对于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都存着侵吞的野心。在短短几十年间，日本已经实现了吞并朝鲜的目标，作为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中国而言，对日韩合并这件大事自然有极大的反应。

用报纸杂志作为资料进行研究，了解当时人对事物的看法，在历史研究中不鲜见，其中，使用《申报》这一“近代中国的教科书”来研究近代历史上的一些大事件也越来越普遍。《申报》是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刊于上海的一份中文刊物，1949年5月27日终刊，是近现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集新闻、论说、副刊、广告等于一体，形式完备，内容丰富，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具有很高的史料利用价值和研究参考作用。而《申报》全文数据库的创建以及相关史料汇编（如石源华先生主编的《<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也为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

《申报》对于日韩合并的报道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次报道日韩合并的官方文件

从《申报》多次大篇幅、全文刊载日韩合并的官方文件，可以看出其对于日韩合并的重视。

对于在日韩合并中非常重要的《日韩合并条约》，《申报》不厌其烦地反复刊载。在日韩合并第一时间，《申报》在1910年8月27日的报道中即有以《哀哉！日韩合邦之条约》为名，大略登载条约内容，而此时日本政府还未正式将条约内容通知各国；8月29日《再纪日韩合邦条约之内容》，“据驻日通信员探明报告，立意大略相同，而措辞略有出入，本馆以此事关系甚大，不厌繁复，特录于左”；8月31日，时隔仅一天后，再次刊登《日韩合并条约及宣言书》，并在标题之后的括号中注明“条约大致已两纪前报，兹觅到全文照译如左”。五天之内三次以不同理由刊登《日韩合并条约》，可见对此事的重视。

三次刊载的条约大致内容并无不同，与后世流传的《日韩合并条约》也无太大出入，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1）确立韩国皇族、贵族和两班官员的地位：韩皇族的地位和荣耀遵照日本皇族的规格，两班官员按照功劳大小得相应赏金，隐含内容即为大部分韩官员退出政坛，不再参与国家管理；

（2）外国与韩国签订的条约与获得的特权的处理：治外法权撤除，其余徐图修订；

（3）合并之后韩国的政事管理格局：改国号为朝鲜，新设总督府于京城（今首尔）进行管辖，寺内正毅为第一任总督，山县有朋为民政长官，政区管理上撤十三道、改设县治，京城新设府治。

从三次登载的细微差异看，第一次和第三次刊登的条约基本是照录从日本国得到的稿件，故语气也如原条约一般恭敬，尤其是第三稿，是由条约的原稿翻译而成，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日本国在拟定条约时的冠冕堂皇：

“日本国皇帝陛下及韩国皇帝陛下念及两国关系格外亲密，思欲增进相互之幸福及确保东洋永久平和，并确信非以韩国并和于日本帝国不能达此目的……韩国皇帝陛下、太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并其皇妃及后裔享有与彼等品位相当之尊称、威严及名誉，且允供与充足之岁费以保持之……（日本国政府）竭力保护、遵守现行法规之韩民之生命产业，并图增进守法韩民之幸福”。

而第二次报道则是由中国通信员发回的消息，拆穿条约表面富丽堂皇的美好愿景，直述条约的基本内容和日本可以得到的好处。且截一部分语句来观其态度：

“韩国皇帝举一切之领土权悉让日本皇帝，自愿放弃独立国之一切主权……韩皇废为日本之准皇族”。

两相比较，日本的真实面目，《申报》的读者当然自会明了。

之后的九月四日，在日韩合并尘埃落定，相关官方文件次第面世之后，《申报》在当日的报道开辟了《韩国灭亡之痛思》的专题报道，在该专题报道中，全文刊登有关日韩合并的官方文件：《日皇并合韩国之诏书》《韩皇宣示和邦之诏书》《日皇礼遇韩国皇族之诏书》《朝鲜总督施政之纲领》《韩国亡民户口之调查》，从这些文件中，时人可以清楚地看出韩国事实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且不论日本政府在韩国的统治是否如条约中所言增进了守法韩民的幸福，毕竟普通人的生活历史记载较少，那日本对于韩国皇族和韩国官员承诺的待遇是否一如条约中所言呢？可想而知是基本不可能的。《申报》对此亦有后续报道，并且在文字中讽刺日本所谓的对韩国李王和皇族的“优惠”政策，同情亡国之君和亡国之民，警示本国万不可走上邻国灭亡的老路。endprint

如在1910年9月9日的报纸中，《申报》在《日韩合并余哀》一文中以小标题“韩太子之末路”写了有关韩太子的一篇报道。内容是自韩国亡于日本后，留学日本的韩太子“其住所之护卫兵及教育长各项事务官一律撤去，此后以个人资格待之。其一切经费本由日韩两国负担，现由日政府饬令李王独立支付”，并写出皇太子本人的态度，“骤见侍从撤去，寂寞伶仃，亦不免私自饮泣”。韩太子作为亡国之贵族的命运固然让人唏嘘，但若清国亡于日人，则满清贵胄也可能是同等命运。

接着在1910年12月2日以《亡国之君亦感激涕零否》写韩皇被日本媒体轻视。本已定好朝鲜王来日朝观，但因在日韩国留学生和韩国国民担忧李王这一去即不能复返，故请日皇勿让韩皇赴日。日本报纸据此对韩皇居高临下地批判日：“我皇上海岳之洪量，岂以此区区李王之来朝与否为圣虑哉，惟李王果知义情两字，则当感我皇上之洪恩而不可不来京谢恩”，《申报》对此感怀“呜呼，此恩何恩哉”。第二年，即1911年李王依然按日政府的命令赴东京人鸿门宴，《申报》对此事件的态度从题目中即可见一斑：《亡国君王单骑朝日》。而对于原先承诺的由日本负担韩皇支出的条款也渐为日人所不满，《亡国君主之末路》载“日本各报均反对政府以日洋一百五十万元给予高丽前皇，因该皇帝无事功直受此款，故主张应将此款大为减少云”。

因《申报》中此类报道很多，故对其余报道进行总结，不再赘述。日本对于韩国各个阶层的态度大体如下：对贵族表面上优待，但实际上，之后不久便需贵族自己承担费用；国王表面自由但其实并不自由，连住的宫殿都需听从日本的安排，“闻日政府已为之建筑别邸于东京，其本邸仍设朝鲜京城，惟现在之皇宫须改为都督府，不复为朝鲜王安身之处矣”，且日本国已为他在东京设立“别邸”，身为一国君主的李王随时有可能被送往日本；原韩国大臣基本不能参与政治大事的决策，“日政府恐其别生二心……惟不准干涉政治问题”；对于韩国舆论界严加控制，“不准民间再营新闻事业”。

这些报道中涉及的历史事实大部分历史书中均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对于报道此类消息的文字表达，绝大多数都有“哀”、“亡”、“悲惨”、“可悲”、“血泪”等字眼。从中可看出《申报》舆论对于韩国国民的同情，更有对本国政府和人民的警示意味在其中：如若本国再不改革图强的话，这些因为亡国而产生的悲惨景象随时随地可能加诸中国官民身上。

二、报道英美列强对于韩国亡于日的看法：淡漠。甚至对日行为表示赞赏

早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初，《申报》即刊登了《英报关于日韩合邦之评论》，在所引的几份英国报刊中，有担忧日本扩张对于本国利益带来的不良影响，有批判日本的残酷手段，但也有被日本人的宣传手段迷惑、或者是处于某种政治考虑，竟然认为日本政府治理国家的能力强、此举有利于韩国本身的发展和东亚的和平繁荣等，“日日新闻谓日本必将以尊重关于合邦事务之责任昭示天下。斯丹达报则称日本今可博世界之美誉，谓日人兼有自治、治人之能力”。半年之后，在来自自伦敦的电报中，英人认为不应因为坚持在朝鲜的治外法权而得罪日本，“须知日本为我英联盟国，其待我英人极为公平且极重友谊”。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故而联合与俄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有利益冲突的日本，因此与日本关系甚为友好，1902年与日本结成英日同盟，所以对于日本吞并朝鲜并无很大异议。而美国也表达了相似的态度，日本吞并韩国的消息传出之后，《申报》得自纽约5月25日的消息称：美国皆信日本并吞韩国事在旦夕，惟并无反对之议论。可见英美列强对于韩国亡于日的看法：淡漠，甚至对日行为表示赞赏。

《申报》对英美政界舆论的刊载，不仅是转达了英美对于日本吞并韩国这一侵略行为的淡漠态度，更是表明了中国人已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英美诸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道义使自己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不会再像甲午战争时一味等待列强所谓的“调停”来终结中日矛盾。

三、报道日韩合并后韩人和日人对我国东北边境的威胁

在日韩合并后，虽然大部分韩人痛恨日本吞并祖国，但亦有部分韩人因日本势力的支持在中国境内日益猖狂，因而产生了不少纠纷。《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并表达了担忧之情。

1910年7月30日《考察归化韩民之举动》中提及清朝政府官员担心迁居吉林的韩人“其中贤否不齐，甚有依仗外人，欺凌狡猾者，若辈倘竟受人唆使，后患更不堪设想”，故要求东北各省督抚，严密侦查，杜绝隐患。在1910年11月4日的报道中，《韩侨隐患已伏》一文透露出《申报》编者对于日本并韩之后部分韩侨不端行为的担忧，“韩人自失国籍以后，其流寓于吾国境内者日多一日，而尤以延吉为最。我若遇事与彼龃龉，日人必出而干涉”；两个月后，1911年的1月11日，《申报》刊载了吉林延吉的韩侨态度骄横，给中方管理带来极大不便，“吉林延吉府南界朝鲜韩民越界垦荒……以日籍自居，动与我国官府为难”，且当韩民与商家口角时，竟殴伤前来调解的中国警察，并且将此事向日本控诉，而日本也是不分是非曲直，“日官即向延吉府强词交涉，并声言须索相当之赔偿”。日人亦阻挠中国政府对于韩侨的正规管理，1911年4月，日本代理公使公然提出“所有奉吉两省各处朝鲜人民入我国籍之事，该国不能承认”的无理要求。在中方管理无法到位的情况下，韩人大批移居满洲必然产生一系列纠纷，“现有大批韩人移居满洲，每日有一百五十人之多，中政府颇为注意”。1914年爆发延吉韩侨暴动案，此后几十年间，韩侨与中国国民不睦的事件屡有传出，终于在1931年爆发了著名的“万宝山事件”，并因此引發了韩国国内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给在韩华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冲突的产生，日本的挑拨起了很大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日韩合并后，日本控制范围的扩张便利了其向我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扩张，“自日韩合并后，日人在东三省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近日闻又拟在吉林省城另建都督府一处，添设官员以为居中控制之势”，日人以朝鲜为大本营势力范围向我国东北地区不断扩张。endprint

四、报道朝野对本国国运的深切担忧

日本吞并韩国给中国带来的强烈的危机和思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清帝国终于在世界面前显露了它的落后与软弱，败于先进发达的西洋国家尚情有可原，败于一直被轻视的小国、东邻日本，且后者在五十年代也同样如清朝一般遭遇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的荼毒，但却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并打败曾经的东亚第一强国，更不用说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爆发，而身为战争主战场的大清王朝竟然无力维护自己国土的合法权益。大清帝国的命运已渐渐与朝鲜类似。而此番朝鲜在形式上的独立仅仅十几年后，却终被锐意进取的大日本帝国吞并，这对于大清王朝而言不能不说不是个晴天霹雳，对于广大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更不啻一声警钟，使他们更紧迫地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法。从上到下，从居庙堂之高的皇亲贵族，到处江湖之远的爱国志士，无不愈发为本国的命运担忧，主张尽快立宪的呼声也愈加强烈。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满清贵族和官员提出的主要方法是加快之前预定的立宪进程，以收复民心、振兴国家。申报报道了朝野因为日本吞并韩国而产生的对本国国运的深切担忧以及朝野人士提出的解决对策。

在日韩合并之后不久，“某亲贵以日韩合邦事陈诉摄政王（即溥仪生父爱新觉罗·载沣），语极沉痛。王谕国家固贵上下一心”。两天之后，摄政王即亲自向皇太后奏明日俄和约、日韩合邦对于东三省造成的危害，“摄政王以日俄协约日韩合邦均于东三省大有关系，谕饬枢垣，妥筹对付，并奏明皇太后，慈宫闻后甚为忧虑。”，“皇太后召见摄政王，复询日韩合并事，谕令速筹对付”。而对于韩国亡于日本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韩人自弃”，因此主张“切筹广开言路办法，务使上下一心以固根本”。洵贝勒由日本启行后即发长电报到北京城，“陈述日本对付韩国之处心积虑，及韩国所以致此之原因，力请朝廷以收拾民心整饬官常为急务”。韩国与中国领土接壤的地缘地理位置，被日吞并后势必有利于日方在东北的势力扩张，本年末，直督陈夔龙即代表顺直谘议局议长阎凤阁等、商务总会总理王贤宝等、在津学界请愿同志会温世霖等三千八百五十九人呈军机处，认为日本“以吞韩之余，欲直捣辽宁，不过数十时耳”，因此在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中国各界都十分担忧东北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危亡，官民呼吁立宪强国，“国势危急，迫于眉睫，非明年即开国会不足以救危亡，谨联名合词呈请代奏……今全国上下自朝廷以至庶人皆认国会为救亡无上良策”。固然韩国被日本吞并有韩国和日本两方面的原因，而且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日本的侵略野心，但是日本的侵略擴张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吸取韩国的教训，自强兴国。

结语

通过对《申报》在日韩合并前后的舆论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于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一事实的清醒认识，不被日本当局所声称的东亚繁荣的圈套蒙蔽，在同情韩国之外，对于西方列强也有了更多理性思考，改革政治以救亡图存的呼声愈发强烈。日本吞并韩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政府立宪的进程，但因为晚清政治积重难返以及清政府立宪政策中本身存在的弊端，立宪在短时间内未能达到理想效果，一年之后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新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模式的国家，国人在探索国家出路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