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颖慧

[摘要]贺拉斯，古罗马文艺黄金时期文艺批评家和诗人，文艺理论专著《诗艺》不仅对西方文艺和关学思想影响深远，其中的一些分论点对翻译理论以及教育实践也有启示作用。本文客观分析了贺拉斯的文艺思想、教育思想以及翻译思想并展开理论综述，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对贺拉斯的思想文献研究纵深发展。

[关键词]贺拉斯；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翻译思想

一、引言

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古罗马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和诗人，他是古罗马文艺鼎盛时期也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奥古斯都时代的见证者和奠基者，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由于深受古希腊古典文学艺术的影响，他在继承和借鉴了希腊文学内容和模式的基础上，又不受古希腊文艺的限制，巧妙添加了罗马自身文学的特色以及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和总结，促进了罗马各种文学体裁如悲剧、喜剧、史诗的迅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相接近，同时也成就了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和文艺的新思潮，对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在贺拉斯的文艺理论专著《诗艺》中都有体现。

《诗艺》言简意赅，哲学意味浓厚，建立在古罗马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旨在提供诗人一些文学创作的方法，在西方乃至世界文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该书中，贺拉斯“不仅对当时罗马的文学现状进行整体把握，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评论心得为基准，对其所涉及的文学创作原则、创作过程、艺术价值、艺术批评等一般性规律进行理性思考”。贺拉斯不仅在文艺思想上颇有建树，对教育方法和翻译模式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因此，对贺拉斯的思想文献进行研究并系统梳理，对后世有着积极的教育实践意义。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以及翻译思想对贺拉斯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综述。

二、文艺思想

谈及古罗马文明，必然会涉及到古希腊文明，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古罗马的文艺思想承接于古希腊时期，身处古罗马文艺的黄金时代，贺拉斯深受古希腊文艺理论这一学术背景的影响。古希腊文艺理论的巅峰之作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对《诗学》的继承和传递对西方文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诗艺》在“欧洲古代文艺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上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开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和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之端，对16至18世纪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戏剧和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贺拉斯的文艺思想在其著作《诗艺》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贺拉斯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他的文艺思想。第一，他对文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了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诗人不仅要模仿学习希腊古典，还要学会如何去创造，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的文学特色；第二，关于文艺创作问题，贺拉斯确立了文艺创作的古典主义原则。他认为不管是形式还是结构，古希腊文艺都值得借鉴。在体裁、格式、音韵等结构上要向古希腊文艺看齐，但在语言上要推陈出新；而在形式上，“要求做到协调适中、妥帖得体、恰到好处，即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即要讲究一定的范式，要如希腊古典文艺一样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个体，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要与其年龄、身份相吻合，同时也要把握作品的语言风格，这就是文艺形式創作需要遵循的“合式原则”。此外，在对文艺思想内容的把握上，贺拉斯提出了理性化原则，即表达要条理清晰，情节要合情合理。第三，贺拉斯对诗人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要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具备判断力和完美的表达能力。

纵观国内近十年针对贺拉斯文艺思想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专注《诗艺》的研究上。薛永武（2001）认为贺拉斯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由诗人修养论、创作原则论、创作过程论、艺术价值论和艺术批评论五个部分组成的，在古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是对西方文艺史的一个重要贡献；翟洪涛（2011）将贺拉斯的文艺思想与郎吉努斯相对比，他认为两者都提倡文艺的真实性和主张作品结构的统一性，但是在如何学习希腊古典文艺方面又存在分歧，如在文艺创作中判断力和想象力的冲突，亦有在文艺功用上教益和感染力的矛盾；刘慧贤（2013）在其硕士论文中将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与《诗艺》从理论基础、表达方式、整体结构以及艺术构思等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观点是相通的，但在一些细节问题方面又有所不同，对于今后的文学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贺拉斯的文艺思想对于中外文论的发展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教育思想

贺拉斯认为艺术在具有审美娱乐功能的同时，不论对社会还是人生还具有教育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艺术拥有激发人心的力量，并能指引人生方向，这就是艺术的教化作用。贺拉斯成功地将文艺的审美娱乐功能与教育功能有机结合并统一起来，在西方文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寓教于乐”的主张。这种主张把“文艺的审美功能‘娱和认识教育作用‘教成功地调和在一起，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和认识教育作用的关系”。“寓教于乐”这一观点只是贺拉斯针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提出的，并没具体论述，但是这一思想在后世涉及不同领域，并得到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如研究者从文学角度出发，或者发展的视角来阐释“寓教于乐”的内涵，在动画、电影、综艺等领域也得到了不同应用。这一观点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与当代教育相结合，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论证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如将其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这就是贺拉斯“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衍变和生成。“寓教于乐”这一教育思想和孔子的“乐教”思想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不谋而合，并且在当代教育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

国内外学者对贺拉斯“寓教于乐”的主张做出了不同广度和深度的研究。李双燕（2010）将其与孔子的诗歌功能观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他们都肯定了诗歌的教育和娱乐功能；黄进（2006）则对这一思想做了深度研究，将“寓教于乐”与德育教育结合起来，并以大众传媒的方式将“寓教于乐”贯穿德育教育的全过程；段振良（2008）从文学的角度来阐述了赫拉斯的教育思想，认为这一理念不仅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并精确概括了“教”与“乐”的关系。

四、翻译思想

贺拉斯对翻译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译者在翻译时要忠实于原作，但也不要逐词死译，这就是贺拉斯在翻译界颇具影响力的翻译模式即“忠实翻译”。“忠实”针对的是译文读者，因此译者需要兼顾原语和译人语，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协商折中，最终实现有效成功的交际。贺拉斯模式对翻译的要求更加灵活，但是又不脱离文本和文化的框架，这就是翻译时要根据语境来调整翻译策略的翻译原则。贺拉斯也提出了“特权语言”的概念，就是要求译者翻译时要偏向特权语言一拉丁语，这就意味着外来语在翻译时要被同化，这也是贺拉斯的翻译思想倾向于“归化”的体现，但是他这一概念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遭到了施莱尔马赫的反对，他强调“忠实翻译”要保留源文化的民族特色，促进文化的多元性，有向“异化”靠近的趋势，二者的翻译思想相对对立，各有侧重也是对“归化”和“异化”的早期探讨。

对于贺拉斯的翻译思想，国内学者主要倾向于纵向的对比研究。如范秋月（2015）将杰罗姆和贺拉斯的翻译模式进行对比，指出两者忠实翻译的思想观主旨一致，但忠实对象不同；也有研究者别出心裁，从贺拉斯提出的合式原则着手，如王颖迪（2010）认为合式原则有多面性，不止针对文学创作，同时兼具翻译元素，对翻译过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两者都要求文章结构统一以及注意语言和风格的对等问题，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有效实用的方法。

五、结语

国内针对贺拉斯的思想文献研究，虽不是很多，但研究角度相对全面，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学者普遍认为对于贺拉斯的思想进行研究，不论是在对现代文学的发展、翻译理论的充实与以及当代教育的实践都有着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同时也发现关于贺拉斯的文献，没有突破前人研究，主要体现在观点雷同，创新性略显不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