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舒

[摘要]“五一口号”的提出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结果，这种对话，协商，并取得斗争共识的民主形式，鼓舞了长期坚持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而且是标志性的重要意义。而他们对邀请的接受与拒绝也表现出其内心情感的变化。

[关键词]知识分子；北上响应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百姓看到光明，可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野心使百姓再一次陷入深渊。长期被国民党蒙蔽的知识分子终于看清楚他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此时，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它提出各民主党派聚在一起，以对话，协商的模式共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口号的发出，让这些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五一口号”的内容发布到香港之后，得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联合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声明中他们写道，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合时，并且让大家感到十分激动，兴奋与快慰的事情，他们愿意响应这个提议，愿意以这种协商的方式为中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对“五一口号”的响应

一些知识分子清楚地知道，即将到来的这个新中国，他们对其虽然是陌生的，但是值得期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当下的局面与转折，除旧布新，无可避免。国共两党协商签署的“双十协定”，旧政协的举行，重庆会谈的召开，这些都使知识分子对当时结束一党专政、和平建国的政治决策抱有希望，他们相信国家将会和平发展，但事实却让他们非常失望。政治局势的混乱，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不断上涨，经济的滑坡，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都让他们灰心；人民群眾的生活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更是心如刀绞。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一点点地毁灭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曾抱存的希望与信任。由此，于无形当中把知识分子推向倡导并致力于联合政府的新政权一中国共产党。同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使大批知识分子选择“北上”。

新旧政权的交替，格局不断地变化，许多未知无法预测，前进的道路虽难以接受，但他们不愿流亡他乡；面对民族的未来，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跃跃欲试，期待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毛泽东主席在“五一口号”发布之后，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这样写道：“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李济深、沈钧儒收到信函之后，激动不已，即刻召集了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表明他们积极响应中共号召的决心，同意并期待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人士“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孤立蒋介石的伪装民主思想，掀去南京独裁政府的面具，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旅港各界人士的声明，在香港掀起了一个“迎接新政协”的热潮，各界人士的响应、拥护都幻化成文字，在1948年中旬的《华商报》上一篇接一篇的刊登。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回应，标志着一个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与合作。

二、对北上邀请的回应

社会各界对于“五一口号”的积极响应，使中共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在这种形式之下，中共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而会议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敲定与会人员。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时刻更加需要知识分子聚在一起，共商国是。虽有少数知识分子会犹豫在中共的带领下，他们会失去“自由”的学术之风，但是面对从中共发出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邀请，许多知识分子还是怀揣着梦想，决定北上。对北上邀请的回应，是知识分子心态变化最开始的一个写照。

许多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共中央的邀请的时候也是怀有迟疑的，比如张元济先生。在中共的邀请函还未送到这位老先生手里的时候，在他与老友陈叔通的通信中，便得知自己被列为新政协代表的消息，可他马上就回信拒绝了这个“身份”。而且当他正式收到中共邀请的时候，数次回信婉拒，左思右想，难以决定北上。且日记中写到“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中共再次诚意相邀，使其从原来的辞谢婉拒，到之后的观望犹豫发生了些许的转变。面对北上的诚意邀请，张元济开始松动，一直到最后，当其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之后，才决定接受邀请，北上赴会。这位经历过中国动荡的知识分子，他的心中对祖国抱有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深情与期待，他的北上行程承载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的希望与梦想。

身为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他的学术造诣与社会地位使他的选择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们想要将这些知识分子带去台湾，为他们还未湮灭的野心储备力量，可是一切并不如其所愿。面对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的邀请，竺可桢果断拒绝，并提出要辞去浙大校长一职。竺可桢毫不犹豫的留在大陆并最终选择北上，是因为他对国民党贪腐、暴戾的不满，宋子文、孔祥熙明目张胆的贪污使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而蒋介石为了自身欲望，一次又一次的压迫学生，更是让他深恶痛绝。当然，中共地下党不断的争取与团结也一直在转变他的心态。收到中共的新年信函，虽没有表露其内心的变动，但是竺可桢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去了解中国共产党。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使。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之站岗者倦侧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这种感性认识，使他最终答应了中共北上的邀请。

当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最终拒绝北上。虽然对国民党执政深感失望，但是面对陌生的中国共产党，他们也不敢轻易北上。比如陈光甫，在国民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他的社会声望让蒋介石十分想招致麾下。不过，由于他对国民党的失望与不满，加之信息的匮乏，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对于中共的邀请，他思虑再三，他曾写道：“思想复杂，颇思至美一行，即可解决上海之一切烦恼。”但想法归根结底只能是想法，现实的形势还是要面对，经济会议的邀请使他去往了香港，香港的整齐与繁荣又使这位知识分子感叹不已。由于不了解所导致的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偏见，让他对于这个政权还处于观望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中共的争取与劝说从未停止过。

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共对新政协充分的准备，再加上他们的亲身经历，使他们愿意相信共产党。所以，当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当中共中央的邀请到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北上。有果断、有犹豫、也有拒绝，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导致知识分子在面对北上邀请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当然在“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国民党特务与英国方面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监视，致使大部分在香港避难的知识分子十分厌烦，这种恶化的局面，也成为知识分子考虑北上的因素。这大范围的监视，也为后来中共安排知识分子安全北上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共产党的真诚相邀，时时从解放区传来的百姓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更加加速了知识分子北上的进程。无论国家的局势如何动荡不安，人们内心所坚守的信念是不会更改的，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土地，知识分子对其倾注的感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