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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民主的困境看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

2018-01-23李玫佳

中国市场 2018年3期

[摘 要]近年来,西方社会频繁发出中国“无民主”的言论,在国际社会上屡屡挑起事端,企图用西方的“民主一元论”来同化中国,使中国的政局动荡,方便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操纵与利用。然而中国以多年来的发展成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在中国,唯有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警惕被利用的“颜色革命”,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明天。文章从分析西方的民主困境来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以及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与重要性。

[关键词]西方民主;民主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DOI]10.13939/j.cnki.zgsc.2018.03.084

近年来,国际社会上纷争不断,某些别有用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大放阙词,攻击中国有严重的人权问题,称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企图干涉我国的内政与外交,给我国的周边环境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而且已经威胁到了我国的国防安全问题。研究西方民主的困境有利于我国不断认清自己的现有位置,不断地为现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做出更好的改善,走出更为美好光明的政治道路。

1 西式民主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民主的起源被认为来自古希腊。经过曲折的历程,民主达到了辉煌的顶端。然而,曾熠熠生辉的雅典民主却毁于马其顿入侵。古希腊的古城邦民主是由公民直接参与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已知的民主政体。然而在这样的一种平等的制度下,苏格拉底却被公投判处死刑,“民主的”处死了,这无疑是对这种政体莫大的嘲讽。[1]在马其顿入侵古希腊以后,民主政体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于在古罗马和整个漫长的中世纪,都没有再出现一星半点的民主痕迹,许良英、王来棣认为,雅典民主确实是人类民主的源头,其中包含着自由、平等、法治等因素。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原则,这已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可是,如果把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则很可能产生与民主理想完全相反的严重后果,而雅典人正是有意无意地犯了这种错误。”迄今为止,“民主”已有2500多年历史,但在头2300年左右,“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坏东西,直到近一百年,才开始变成“好东西”。[2]西方国家由于早期完成了工业革命,先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借着海外殖民与无情的奴隶买卖,提前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经济上得以占据优势地位。到了今天,民主成为某些西方国家的借口,他们借着“民主”的口号,利用新闻媒介的宣传来大肆鼓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别国群众,甚至利用金钱去收买间谍与卖国者,让这些人在本国内开展“顏色革命”等蛊惑人心的运动,搅乱别国的政治,好为自己所用。所以,西方的民主到了今天究竟还是否真的具有民主的效用,究竟那层虚伪的外壳被撕下后,还剩下一些什么,仍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2 西方民主的现有困境

西方认为自己的现有民主制度优于其他的政治制度,这说明了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自信,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西式民主的民主过程不过是充满讨价还价的肮脏的交易,政客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只为争夺权力来实现自己和背后财团的贪欲,这种民主是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无情压制,也就是所谓的“多数暴政”,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纯净无害的绝对民主。西方的民主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民主,而只是一种含有自欺欺人性质的“民主”。他们的民主是经过“改良”的民主,或者说是经过“阉割”的民主。[3]他们将“自由”和“宪政”作为民主之路的障碍,来限制民主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侵害,这样拥有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现有利益。而“代议”制度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自由竞争性选举”又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普通的民众实质上根本没有拥有所谓的民主,他们的诉求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所期待的只是几年一次的大选,而大选的候选人实际上是由大财团幕后支持的,为财团的利益服务的傀儡。普选的实现无法改变其选举的“贵族”和“寡头”色彩。[4]

2.1 美国大选丑闻

2016年的美国大选,当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总统争夺战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时候,爆发的希拉里“邮件门”也不禁令人联想到,美国政界已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这并不是由他人所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美国本国由斯诺登所爆出的“棱镜门”事件所影响——美国监视着别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会怀疑希拉里用私人邮箱收发工作邮件会泄露高级机密,害怕别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说明在西式民主制度下,民众根本是被幕后支持的资本势力所牵着走,在经济上是被抛弃的,所谓的参与民主过程只不过是在投票单上画上几笔而已,而这本不应被称作“民主”。

2.2 英国脱欧公投

2016年6月23日进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使英国脱离了欧盟,在此之前,1975年进行的英国脱欧公投却以绝对压倒性的投票优势使英国留在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究竟是什么让31年间民众的意愿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呢?公投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方式,难道真的就做到了让民众满意吗?在公投结果出来以后,英国首相卡梅伦辞职,而英国民众立刻要求重新公投,甚至伦敦市民要求脱离英国,通过公投建立“伦敦国”。公投就像一把利刃,来回摇摆,搅动着支持派和反对派,最终将社会秩序搅得一团乱,将国家的稳定割得支离破碎。这说明,结构化的民主,必须有制度化的民主作为支撑,由公民直接投票极易引起决策的失误,引发更大的灾难性后果与社会骚动,引发政局不稳。

3 中国政治发展现状

中国的政治道路是由中国本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随意决出的。在中国的现有国情下,我国仍然需要解决民族间的问题,平衡贫富间的差距,加大对人民基本生活的支持力度等,这些现状都决定了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只能走出自己特色的政治道路来。某些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里不惜大放阙词称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公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比如接见达赖,掺和中国与别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企图挑衅中国的底线,难道这就是西式民主吗?这只不过是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到处占便宜的强权政治。譬如美国警察的执法缺乏有力的监管与惩戒,社会风气偏袒白人警察,已经引起多次人民集会与游行示威,而美国政府却不作为。这些例子都能说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的内在并不像它的外表所宣扬的那么冠冕堂皇。而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可以有力地保障每个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endprint

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而言,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我国的政治选举是实实在在的选贤任能,与此相结合的是中国现有的民主选举制度,我国政党是为了人民谋福利的政党,不存在西方尔虞我诈的资本势力操控的情况。第二,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制,在中国,其他政党也可以对政务提出宝贵的建议,共同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付出努力,所以说,我国政党与政党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第三,我国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国,决策的执行力度非常强,这就大大提高了我国的行政效率,切切实实地实现了议而能决、决而能行的政治要求。第四,我国是党管军队,党指挥枪。[5]自从我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以后,我党就一直坚守毛主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论断,只有党掌管了军队,才能在关键时刻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政体的不动摇,这不仅是我国执政党所必须遵守的,也是我国人民所期盼的和平生活的基本保证。就这几点而言,我国政治制度确实是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6]

4 结 论

中国现在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中国人民共产党的领导下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经历试错而决定出来的。我们有完善的政法制度,并不是西方国家口中的“无民主”国家,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我们与他国为善,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世界范围内一些经济仍然不够发达的国家,这并不是为了利用和趁虚而入,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在实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后,还能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这是因为中国的现有制度是适合自己的政治道路。[7]我们这一套制度虽然还不是非常完备,但至少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集中全力去办大事;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不存在“党争”[8],随着党内领导更换机制的健康发展我们也没有为家族、为个人的权力之争;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斷兴旺发达,不断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祉。所以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也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背离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不能脱离基本方向,否则“改革”将成为背道而驰的改革;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已经行之有效的做法去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在西方“民主化”思潮的影响下,非常多的相对落后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而照搬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但事实上改变政体并没有使他们富起来,反而让他们陷入无比贫穷的境地。而在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中,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近50个国家和其他一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基本上在本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换句话说,世界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多数并没有富起来,反而因为走了并不适合自己的政治道路而陷入了异常苦难的境地。而我国历史发展也在不断地警示我们自己,仅仅想靠引进西方的制度来拯救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清朝末年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有最说服力的例证。[9]

我国的政体恰恰是最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最适宜我国发展的政体,我们绝不能放弃自己的政体而去套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更不能过多地用西方的民主来为我国的政治道路画蛇添足。我们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立场,不断地开辟属于中国自己的民主制度,为我国的政治事业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张永红.论西方民主的困境与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选择 [J].理论月刊,2012(5):104-106.

[2] 冯珊.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思想研究 [D].长春:吉林大学,2015.

[3] 漆程成,刘小溪.对西方民主困境的再思考 [J].国际政治研究,2016(1):61-75.

[4] 周瑞华,刘慧频.从西方民主困境看中国民主模式优越性 [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79-82.

[5] 时华忠,王立京.西方民主的困境及其借鉴意义 [J].江汉论坛,2015,8(8):62-65.

[6] 孙忠辉.论中国走改旗易帜邪路的危害性 [J].学理论,2005(11).

[7] 陈曙光,刘影.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及其批判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2).

[8] 陈曙光.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5).

[9] 孙旭丽.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者 [J].中国科技博览明细,2014(6).

[作者简介] 李玫佳(1992—),女,汉族,湖北荆州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政治学理论转页,研究方向:企业民主政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