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好

摘 要：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曹魏经学；学术渊源；发展演变；经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2-0132-07

自皮锡瑞“中衰”论出笼后，直至当代学术界，对魏晋经学成就评估严重失衡。魏晋，虽经历汉末动乱，国家太学衰微，经学独尊地位丧失，但是“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鸿儒硕学，无乏于时”（《晋书·儒林传》），因此魏晋经学非但没有“中衰”，而且以顽强的生命力始终在乱离时世的夹缝中生存，并经历由崛起到新变、繁荣的历程。

曹魏是漢末经学衰落后的崛起——新变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学学者林立。见诸史籍，曹魏经学家可考者有54人，举其要者有十余人。在学术渊源上，一源于汉末官方经学，以王朗、陈群、邴原为代表。这一类学者以汉末经学名家为师，其学术渊源与汉末官学有密切关联，其学风也带有汉末经学的影响及其嬗变的痕迹。或由今文转向古文；或以古文为主，兼治今文。曹魏前期经学家的学风特点，既上承两汉，也影响了曹魏经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二源于青州学派，以崔琰、孙炎、王基为代表。这一类学者均受业郑玄，或专治古文经学；或以古文经学为根柢，附益今文经学。然皆恪守郑玄门户，不满王肃之学，故纷纷著书批判王学，是郑、王之争的核心人物。三源于荆州学派，以邯郸淳、王肃、隗禧为代表。这一类学者或客居荆州，受荆州学派影响深刻；或直接受业于荆州学派的经学家。其学术特点基本持守荆州学风，或治古文经学；或以古文经学为根柢，汲取今文经学。此外，王弼经学间接渊源于荆州之学，何晏经学则继承汉代张禹而来，皆以古文为根柢。第二，经学著述丰硕。由于曹魏经学学者相对较多，加之统治者注重经学文化建设，部分学者又具有相当自觉的学术意识，从而使曹魏经学著述也十分丰富。稽考历代史志，以及朱彝尊《经义考》、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等典籍，剔除所记载的异名同书，以及误载前代的经学著述，共辑得曹魏经学著作128种，其中《易》26种，《书》7种，《诗》11种，《礼》19种，《乐》9种，《春秋》24种，《孝经》10种，《论语》10种，群经12种。以上统计的数据还不包括小学类经籍，以及《隋书·经籍志》所记误载的宋均纬书29种。

曹魏时期还产生了不少儒家类子书，见诸史籍的有《中论》《典论》《周生子要论》《王子正论》《杜氏体论》《袁子正论》等。此外，郑默、刘劭等所撰之《中经》《皇览》，都是博集儒家经典的类书，其经学意义十分重要。

从现存经学著作看，曹魏经学以《易》《礼》《春秋》《诗》学最为发达，因为《易》探究天人关系，《礼》规范人伦秩序，《春秋》寄托大一统观念，而《诗》是教化人伦的范本，都与现实政治联系密切。可见这一时期的经学发展，大抵是在经历乱世之后，以重构新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为指归。

一、曹魏经学之学风演变

曹魏经学扫除了谶纬神学内容，而回归儒家经典研究。既有渊源于汉代的朝廷官学、汉末的地方郡学，也有源于汉代经师的私人讲学，所以曹魏经学在本质上并未割断与两汉经学的学缘联系。然而，由于时势的变迁，汉末学风的浸染，曹魏学风在对汉代学风的延续中也有新变。以经学理论形态而言，有以古文为主；有以今文为主，也有融合今古文者；还有以古文经学为根柢，而创立新的理论形态。如果综合考察地缘学术与理论形态两个方面，青州学派则以古文为主，附益今文；荆州学派由今文而转向古文。其中由今文而转向古文经学，再由古文而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

1.恪守业师之学风这类学者以师承为主，主要受郑玄学风和谢该学风影响。或专治古文经学为主，或今古文兼治。

孙炎、王基、崔琰所师之郑玄，字康成，“（初）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①。江藩又考证曰：“康成虽云受书于张恭祖，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事，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②这说明郑玄学风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先是入太学师第五元先，治今文；后又先后受业马融、张恭祖，治古文；最终归趣于孔安国之古文。这种今古文兼习，最后转向古文的求学经历，遂形成郑学以古文为根柢，附益今文的学风特点。而这一学风在弟子传承中又略有区别：王基专攻古文经学，著有《毛诗驳》《毛诗申郑义》《毛诗答问》《毛诗驳谱》等，其经学特点乃是恪守郑学，不满王肃之学，故论《诗》多持郑义而与王学抗衡，是郑、王之争的发轫者。孙炎、崔琰则今古文兼治。根据史籍所载，崔琰虽立郑玄之门未及期年，然其学统则出于郑学，且习《论语》《韩诗》，兼融今古文经学；孙炎撰有《易例》《毛诗注》《礼记音义隐》《礼记注》《春秋三传注》《春秋外传国语注》《春秋例》等。其治《易》不详所出，《礼》则承其师，同出高堂氏一派；且合“春秋三传”而释之，具有融合今古文的趋向。

乐详所师之谢该，字文仪，“善明《春秋左氏》，为一代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③。谢该推崇范升、卫宏。范升乃今文学家，习梁丘贺《易》学；卫宏“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后汉书》载其为《毛诗序》的作者，是纯粹的古文学家。而《左传》是今古文之争的核心著作，谢该治《左传》，乐详师之，师徒皆是纯粹的古文经学家。endprint

邴原亦青州之学的代表人物。其学师承最为复杂，先师孙嵩，再师韩卓，又宗陈寔、亲卢植。孙嵩史籍无传，其学不详，然据《后汉书·郑玄传》《赵歧传》简略记载可知，孙嵩与郑玄同郡且官青州刺史，学推郑玄，后寓居荆州，又成为荆州学派的一员。卢植“少與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后汉书·卢植传》）。陈寔、韩卓经学著作不存，其经学渊源史无明载，然二人皆以纯粹的儒德而有名当世，当以传统儒学为传授核心。综合考察，邴原早年远游求学，师事安丘孙嵩，后又转益多师。学成，返回故里北海，以讲学注经为业，与郑玄齐名。邴原之学亦当与郑玄近似，皆以马融为源头，因北海属青州，故是“青州学派”的重要人物。其学风以融合今古文为特点。

2.由今文而转向古文经学这类学者先习今文，后来转向古文，以王朗王肃父子为代表。

朗所师之杨赐，“少传家学”。其曾祖宝、祖震并受欧阳《尚书》，父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后汉书·杨震传》）。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之曰：“赐为杨震之孙，杨秉之子。秉传言‘少传父业，赐传言‘少传家学。赐治《鲁诗》，则知震及秉亦皆治《鲁诗》也。”④欧阳《尚书》、京氏《易》及《鲁诗》属今文经学。杨赐传习家学，尤长于京氏《易》和《鲁诗》，王朗师从杨赐学习今文经学，然而后来却以著《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释驳》《周官传》等古文经而闻名于世，这表明王朗经历了一个由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转变的过程。王肃深受家学影响，后又师承宋忠。宋忠乃杨厚门徒，厚家学深厚，其祖春卿“善图谶学”，父统“就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亦善图谶（《后汉书·杨厚传》）。可见，宋忠经学亦以今文经学为起点，后来转向古文经学，并兼治扬雄《太玄》。无论从师学还是从家学上说，王肃经学也是兼融今古文经学，后来转向古文经学。王肃经学名显于当代，影响于后世。其经学兼融并蓄，博采众说，并借以司马昭岳父之尊，其学说纳入官学。然因其后来师承宋忠，不好郑玄，引起了著名的郑、王之争。这场论争几乎贯穿了此后整个魏晋经学。

3.由古文而转向玄学经学

以古文经学为根柢，创立崭新的理论形态，是何晏、王弼。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志》卷九《曹爽传》载：“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其经学著作多已散佚，唯《论语集解》十卷行于世。此书以张禹《论语》为底本而为之义说，“张禹本授《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疏”⑤。《论语》有齐、鲁、古三家，一般认为《齐论》为今文，《古论》为古文，《鲁论》乃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从版本上说，亦当属于古文。皇侃《论语义疏序》：何晏乃“因《鲁论》集季长等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⑥。可见《论语集解》以张禹《鲁论》为底本，又取马融等七人古注、孔安国《古论》注，故《论语集解》亦古文为根柢，其学风亦属于古文家。此外，《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何晏《周易解》四条，张湛《列子注》大量引用其《道论》《无名论》，对于解读何晏经学也大有裨益。

王弼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三国志》卷二十八《锺会传》裴注载：“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今保存完整的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另有《论语释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并录之。王弼经学渊源于荆州古文经学，粲父王业乃王粲之继子，刘表外孙。王粲避乱荆州，是荆州学派中重要人物，故王弼与荆州之学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注《易》摈弃象数而阐释义理，《论语释疑》亦以形上思辨的形式，阐释儒家经典，从而开义理学派的先河，不惟对魏晋哲学，对后代哲学也影响深远。

何晏、王弼虽以古文为根柢，却又能无复依傍，独树一帜，是谓之“新学”。就其性质而言，则可称之为“玄学经学”。援道入儒是其基本的学风倾向，以阐释经学的形式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曹魏经学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流派。从现存的经学著作说，何晏经学重在集成性，王弼经学重在创新性。经学发展至王弼，才真正完成了“以道家思想的义理去阐释经学的微言大义”的转变过程。

此外，糜信、严干治《公羊》学，属今文学派；董遇、钟繇是一代儒宗，治《左氏传》，为古文学派；刘劭、隗禧、袁准遍治诸经，亦兼融今古文经学。

如果从经学发生的地域上考察，影响曹魏经学的师承关系及其理论形态，主要有两大地方学派：一是青州之学，一是荆州之学。汉末动乱，太学衰微，学子失去了进学之阶，于是郡国之学与私家之学兴盛，沿袭渐久，遂形成文化学术的地域特征。

青州之学之郑玄、邴原，皆以马融为渊源，然博学多师，以古文为宗，兼融今文。特别是郑玄，“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抉破町畦，混淆家法，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及谶纬之学，融会贯通，创造了一个统一的经学体系。因此，在理论形态上，郑玄是以古文经学为主，附益今文经学之义，可谓之兼容调和派⑦。

荆州之学的代表人物宋忠，先习今文，著《易纬注》《乐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⑧，后来才转向古文，研究《易》学和扬雄《太玄经》，从而成为荆州学派中著名的古文经学学者。其治《易》亦出于扬雄，“宋忠治易探玄，名盛一时”⑨。在理论形态上，宋忠经学是由今文转向古文，且接受了扬雄融合儒道的思想倾向，后期基本摈弃了谶纬之学，这又表现出与融合今古文且止于恪守儒学的郑学有很大不同，既埋下了郑、王之争的伏笔，也初步显现出南北学风的差异。

然而，青州之学与荆州之学亦非界限判然。一方面，由于经学家的流动迁徙，使青州与荆州形成了学缘上的交叉渗透，如孙嵩先居青州，学推郑玄，后寓荆州，又是荆州学派成员。另一方面，宋忠经学与郑学经学亦有相同的学术渊源关系。马国翰《周易宋氏注序》云：“考衷（忠）于七经、纬谶、《世本》、扬子《太玄经》皆有注。其学大抵与郑康成相似。”⑩如宋忠与郑玄之《易》学皆出于费氏《易》，费直是古文《易》学的开创者。这恰恰揭示了曹魏经学多元并存而又以融合今古文为基本特点。宋忠、郑玄分别是荆州经学、青州经学的核心人物，二人的学风转向，既标志着汉末经学学风的转向，也深刻影响魏晋尤其是三国经学的学风。endprint

概括言之，举凡汉代古文经学，曹魏则多承袭之；汉代今文经学，曹魏则多扬弃之，从而形成曹魏经学有继承有新变的学风特点。具体地说，远承马融，近师郑玄一派，以古文经学为根柢，兼融今文经学，可谓之“折中调和派”；远承杨赐，近师宋忠一派，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可谓之“古文经学派”。唯有何晏、王弼之学，虽以古文经学为根柢，但又以玄学家的眼光研究经学，开经学研究之新学一派，可谓之“玄学经学派”。

二、曹魏经学之发展轨迹

从青州之学之形成，到荆州之学之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之始盛，到何、王新学之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及其转变，这是曹魏经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饱学之士多归中原，经学中心开始北移。荆州之学的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曹魏经学的开始。然而，曹魏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艰难崛起的过程。

虽然建安八年（203）曹操即下令郡国修文学，县置校官，试图恢复儒学，然而由于动乱，中原儒生云散蛮荒，聚集于曹魏集团的文士虽也“妙思六经，逍遥百氏”（曹丕《与吴质书》），更多却是以军国文书或诗赋擅长。

直至曹丕践祚，重开太学，设置科考，“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B11。又修复熹平《石经》，采缀遗籍，集中诸文士编撰《中经》《皇览》，重修孔庙，奉祀孔子，并诏令郡国，擢次选用“儒通经术、吏达文法”者，全面重构中央集权政治文化，经学才出现重振的气象。但是国家教育的断裂，学术精神的坠落，经学人才的匮乏，亦非朝夕可以改变，故《魏略》云：“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B12其博士经学之荒疏于此可见一斑。

至明帝曹叡即位，奉行先帝“尊儒贵学”“以经学为先”的政治文化政策，并鼓励“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且罢退“浮华不务道本”B13之士，以诱于官禄的方式试图扭转学风，但也因时局、士风、博士经学粗疏、经学取士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而收效甚微，至太和、青龙年间，“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虛者各竞逐也”B14。直至景初中，曹叡下诏选取“其科郎吏高才解经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再次鼓励学者“穷极经道”，并诱以“爵禄荣宠”。至此，曹魏官方经学稍见起色。可是，“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正始中，朝廷“诏议圜丘”，竟“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国家太学虽衰落如此，然由于君主重视经学之发展，为经学发展提供了丰沃的政治文化土壤，在客观上却为私人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王肃经学崭露头角，以及所引起的郑、王之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曹魏经学的形成与发展。

王肃虽于黄初出仕，然其经学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却在太和年间。《三国志·王基传》曰：“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王）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此后郑学门人孙炎等亦加入这一场论争之中。王肃少好郑玄，长师宋忠，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驳斥郑学，固然与其恪守古文经学的立场有关，然其本质乃在于争得学术的话语霸权而已。后来，王肃凭借晋宣王翁丈的特殊地位，在政治权力的庇荫下，使其经学立于学官，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曹魏经学的顶峰。特别指出的是，郑学出标志着汉代经学发展的转向，王学出则标志着曹魏经学发展的成熟。

王肃经学从今文而转向古文，虽以反对郑学的面貌出现，但其治经恰恰遵循郑玄的理路，而且其经学著作的具体论述也并非专与郑学对立，有驳斥也有吸收。但是，王肃因为论战的需要，综辑儒家经典，即使并非伪造，也解构了经典的神圣性，无意中构成了对经典权威的挑战。汉代谶纬之学兴，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王肃综辑儒家经典，为我所用，也导致了古文经学的衰落。所以在王肃经学盛行之时，何、王玄学经学也随之勃兴。

如果说何晏经学兼容并包，其特点乃在于集其成，那么王弼则与何晏不同。王弼经学虽以古文经学为根柢，然其注经则纯粹以玄学家眼光审视经学，建立了一个全新阐释范式——“玄学经学”。建立在古文经学根柢上的玄学经学，所表现的理论形态与古文经学却大相径庭。古文经学无论如何发展，始终离不开章句训诂，其义理阐释也始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玄学经学则不同，完全以抽象思辨为形式，以本末、有无为思辨的逻辑起点，建立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儒家经典成了玄学家阐释自我哲学思想的工具，经典的神圣性在玄学经学中也被解构了。

学界多认为玄学兴起，造成了儒学式微，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吴雁南主编《中国经学史》作了中肯评价：“魏晋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是儒家所关切的‘天人关系问题，但它以其思辨哲理，从新的角度审视和论证‘天人关系，从而赋予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以新的内涵。其次，魏晋玄学在治学方式上一反两汉经学家烦琐论证，并扬弃两汉神学目的论，而以道家思想的义理去阐释经学的微言大义，使经学的学风和内涵都为之巨变。”B15玄学家尊孔子为圣人，以天人关系为哲学的基本着眼点，以名教为核心，以《易》学为主轴。在理论形态上，乃是儒学的哲学化，是儒学由思想领域向哲学领域的一次转化B16。概括言之，曹魏经学之发展，从国家太学的角度说，的确呈现出“中衰”迹象；从学者著述的角度说，却又是呈现出衰瑟中的崛起。然而，如果没有统治者重振儒学、复兴经学的文化政策，私人经学的繁荣也是难以想象的。曹魏经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王肃经学和何、王新学上。王肃经学主要还是在郑玄、宋忠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何晏尤其是王弼的经学则是一种全新的经学阐释范式，表达的也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如果没有王弼经学的诞生，宋明理学的出现也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何、王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玄学上，也表现在经学上。endprint

三、曹魏经学之基本特点

在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在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在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在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又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是曹魏经学发展的基本特点。

1.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

首先，曹魏经学依然存在着恪守今古文经学门户的现象。今文经学在曹魏虽呈现衰瑟的局面，但几乎所有的经学家都有过研习今文经学的历史，王朗王肃父子最为典型；且其中仍有少数经学学者专治今文经学，如糜信、严干。糜信著《春秋说要》《理何氏汉议》《注何氏春秋汉议》，申理何休之议，而附以己说。何休是东汉著名今文学家，其《春秋穀梁》学著作受到郑玄的猛烈抨击，糜信申理何休之议，意在驳斥郑玄，显然是恪守今文经学的门户。严干善《春秋公羊》学，钟繇赞《左氏》为“太官”，而贬《公羊》为“卖饼家”，严干常与之辨析二经的长短，干虽口讷而缺乏辩才，但矢志不渝地恪守今文《公羊》学的门户。也有少数学者专治古文经学，如乐详专治《春秋左传》；邯郸淳是著名的大儒，魏初传授古文《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者，唯其一人，足见也是以古文经学而著名于世。其次，以古文经学为主，汲取今文经学之长，从而形成兼融今古文的学术倾向。郑玄以古文为主、附益今文的释经范式，虽遭王肃不遗余力的批判，但郑玄学风浸染日深，曹魏经学在扬弃郑学今文谶纬时又保留了郑学兼融今古的经学特点。董遇、贾洪、杜宽、钟繇、劉桢、刘璠、周生烈、袁准等都具有这种学术特点。即使恪守古文经学的王肃，也多因循郑玄治学理路，其《周易注》即出自费氏古文《易》学，所推崇的马融是传授郑玄费氏《易》学的业师，可见其与郑玄在学术渊源上有着同宗的关系。然而，钟繇《周易训》、管辂《易传》、刘邠《易注》、荀煇《周易注》，又皆兼融今古文。如《辂别传》载：“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且以“金木水火土鬼神之事”论《易》，所取乃今文经学的路数；然而，刘邠“好《易》而不能精。与辂相见，意甚喜欢，自说注《易》向讫也。辂言：‘今明府欲劳不世之神，经纬大道，诚富美之秋。”B17其《易注》试图明“经纬大道”，足见也是兼融今文经学。再次，曹魏经学多元并存的特点，还表现在王弼援道家学说以阐释儒家经典。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提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B18此变迁主要乃在荆州之学勃兴，弘扬扬雄融合儒道之思想，经学阐释由章句而转向义理，直接开玄学经学之门户。如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引用庄子筌蹄之喻，阐释言象意之间的递生与超越关系；《论语释疑》援老子之道阐释儒家之道等，都鲜明地显现出融合儒道的思想倾向，形成了一种新的经学阐释范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所以曹魏经学，不仅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还创造了新的阐释范式，表现出新的理论形态。

2.传授方式上，州郡之学、私学和家学相当发达

不仅荆州之学影响深远，而且曹魏亦相继形成了一些其他地方之学。如贾洪“历守三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三国志·王肃传》裴注）；杜畿治理河东，“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三国志·杜畿传》）。曹魏也有一些经学家，如邴原在故里设立私学，教授生徒；王烈先是以颍川陈太丘为师，“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遂建学校，敦崇庠序”（《三国志·田畴传》裴注）。另有一些经学学者因为避乱逃往边地，亦设立私学教授生徒。如田畴避乱，入徐无山中，“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三国志·田畴传》）。国渊师事郑玄，笃学好古，后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常讲学于山岩”（《三国志·国渊传》裴注）。设馆授徒，不仅传授经学，而且还教化一方，使人知礼义，境内安宁。

曹魏时期，家学虽不及汉代发达，但作为一种经学传授方式也普遍存在。一些父子皆为经学家者，一般都有家学渊源，如袁涣袁准父子，王朗王肃父子，钟繇锺会父子。或是先受家学，后入太学，如锺会少受母训，习经学。“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B19可见锺会深厚的经学修养，主要得益于少时母亲的不倦教诲。当然，经学传授方式往往并非单一的，而是双向或是多向的。或家学与师学并重，如王肃；或转益多师，如邴原。然从整体上说，多数“学者不愿聚集京师，因以造成京师人才缺乏”B20的局面，学不在官而在师，是曹魏经学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与汉代经学鼎盛时期有着明显不同。

3.发展进程上，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

汉代经学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今古文之争，或今古文内部不同流派之争。余波所及，直至晚清。这种学术上的论争，虽或掺杂着政治因素，或夹带着个人意气和门户之见，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经学的发展。争论双方为了压倒对方，争得学术的话语霸权，就必须不断深化、完善、提升自己的理论体系，自然也推进了学术创新。

曹魏经学驳难蜂起，首先缘生于青州学派与荆州学派之间地域学术的不同。郑玄之学虽被曹丕《典论》称之为“学之渊府”，然“儒者未以通人许之”，或“竞设异端，百家互起”；或“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后汉书·郑玄传》）。荆州学派，虽不以专攻郑玄为指归，然其经学与郑学不同，初步显现出南北经学分庭抗礼的迹象。直至王肃，专驳郑学，形成了著名的郑、王之争。这一学术之争，固然因学术渊源之不同所致，其中也夹杂着不少政治因素。正始六年，齐王芳诏故司徒王朗作《易传》，并作为诸生课试教材。而后又立王肃经学著作于学官，王学逐渐占据上风。然而，曹髦亲临太学所论之经义，依据郑玄经义驳斥王肃，显然包含着贬斥王肃的意味。而曹髦贬斥王学，又与其在政治上隶属司马氏集团有关。此后，何晏王弼异军突起，“自《王易》《何论》行，郑学二书转为所掩。是则王、何虽不似王肃明攻郑君，而实隐为郑敌”B21。玄学经学摈弃章句训诂，注重发挥义理，自铸新说，终于形成了曹魏经学的郑学、王学、玄学经学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玄学经学的内部也有因观点不同而争执不下的现象，如王弼作《周易大衍义论》、荀融作《难王弼大衍义》；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主张言尽意和不尽意的统一，嵇康作《周易言不尽意论》主张言不尽意，欧阳建作《言尽意论》又与嵇康不同等，虽非恪守门户，却因观点不同而争议蜂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