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梅

（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契丹民族逐水草而居，于辽代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四时捺钵制。在辽庆陵壁画上，有春季捺钵的场景，有鹅、鸭、水鸟嬉戏水中。契丹族春季捺钵活动的场所一般要临近河流、池塘等，主要内容与海东青、天鹅、大雁、野鸭、鸳鸯、鹤、鹭鸳、鱼等相关，因此将春季捺钵活动称为“春水”，与春水活动相关的纹饰被称为“春水纹饰”。辽金时期，与春水活动相关的动物纹、植物纹被广泛应用，这就使春水纹饰的种类大大增加，这个时期春水纹饰样式之丰富令其他朝代不能比拟。春水动物纹饰多为长颈天鹅、雁、鹰隼等。春水植物纹饰多为莲、菱花等水生植物，此外还有水藻纹。动物纹饰和植物纹饰有单独应用，也有以芦苇、荷叶、莲蓬、水草等水生植物与动物纹饰组合而成的春水纹饰。

1 辽金“春水”纹饰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辽金春水纹饰的应用极为广泛，以辽金墓出土的器物为例，分别就佩饰、冠带、服饰以及生活用具类的春水纹饰加以说明。

1.1 佩饰、冠带、服饰类的春水纹饰

在辽金时期的佩饰、冠带、服饰上，春水动物纹样主要有仙鹤、鸳鸯、大雁、鹅、海东青、鱼纹等，春水植物纹样主要有缠枝草叶纹、莲花纹、水波纹等。动物纹样尤以鹅雁纹饰居多。

(1)天鹅纹饰。天鹅形象或展翅而飞，或曲颈而卧。这些纹饰带有明显的朴质自然特征，是典型的春水纹饰。吉林省舒兰县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出土的一对春水玉头饰，即为天鹅展翅飞翔[1]。哈尔滨新香坊金代墓地出土的一对玉雕天鹅，天鹅细颈，在波浪、荷叶与含苞待放的花蕾间俯卧[2]。

(2)大雁纹饰。辽代墓葬出土的纺织品几乎都能发现雁纹饰。辽耶律羽墓出土的绢地毬路纹大窠卷草双雁绣，中心是一对通体用盘金绣绣出的立雁，昂首挺胸，翅略展，足单立。与此类似，内蒙古兴安盟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雁衔绶带纹锦，上绣一对相对展翅的大雁，嘴衔打结绶带，立于花盘之上，造型十分优美。此外还有飞雁花卉纹锦、四雁纹绮等[3]。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出土的一件玉雁，造型生动质朴，敛翅，收爪，曲颈回首，贴于脊背，闭目合嘴，卧地憩息[4]。

(3)鹘捕鹅纹。动物纹样中，最典型的要属鹘捕鹅纹。海东青捕鹅是契丹春捺钵中常见的情景，在墓室壁画中描绘较多。内蒙古敖汉旗七家辽墓2号壁画、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三号墓壁画、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壁画、解放营子辽墓壁画等[5-8]都有该情景的存在。契丹春捺钵捕鹅所用的刺鹅锥在壁画中也有所体现。在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有一石男俑，腰系布帛带，结双环同心抽扣，左髋垂一刺鹅锥,悬挂于腰之上[9]。

鹘捕鹅纹是辽代契丹、金代女真的冠带、服饰中最为常见的题材。在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青色素罗垂脚幞头边沿左右两侧偏后处，各有佩一个镂雕鹅衔莲花纹青玉饰。在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的鎏金铜带銙也以鹘捕鹅纹为饰[10-11]。《金史.舆服志》的记载与此相符：“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12]。这种鹘捕鹅纹直至元明时期仍然可见，明朝梁庄王墓中的玉组佩上便有形态各异的鹘捕天鹅玉饰[13]。

(4)鱼纹。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双鱼玉佩，均为白玉立雕，一组为鱼身弯曲，另一组鱼身扁平[14]。金代的一枚“鱼戏莲蓬间”的佩饰，鱼尾向下，头置于莲叶之间,鱼身与莲蓬、莲叶相连，浑然一体[15]，极富春水纹饰之特色。

由此可见，天鹅、大雁与鱼在春水活动中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春水活动所要捕猎的对象，而且是随时令转徙的象征。这种春水纹饰是契丹、女真等民族随季节变换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是大自然的产物。

1.2 生活用具类的春水纹饰

辽金日常生活用具常以鹅雁纹为饰。例如，辽宁省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的双鹅交颈而卧的青玉双鹅形瓶，以及雕刻精细的双鹅带盖小盒[16]；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花银渣斗，器腹錾四组对雁团花[17]。

此外，鱼纹的应用也极广。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银勺，勺末端刻成双鱼形[18]；吉林省扶余出土的双鱼纹铜镜，背中间有半球形纽，纽外有对称的两条鲤鱼，张鳍摆尾，在水中游动，形象逼真。鱼纹在金代铜镜上的运用，不仅寓意着吉祥，同时也是春水活动的体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吉林省扶余市风华乡班德古城出土的金代莲鹭纹炉顶，有鹭鸶曲首静立，鹭鸶也是常见的春水纹饰[19]。这种典型的春水纹饰的运用，同样展现了契丹春捺钵、金代春水的场景。

生活用具之上的春水纹饰与《辽史》中“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弋猎网钩，春尽乃还”（补充文献），以及《金史》中“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21-22]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春水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凿冰捕鱼、纵鹰鹘捕鹅雁。捕鹅后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称为“头鹅宴”，可见鹅雁在春水活动中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鹅雁纹饰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春水纹饰来源于生活，体现了契丹春捺钵以及女真的春水习俗。春水纹饰是中国北方渔猎游牧民族独特的审美表现。在元代，春水纹饰仍然很流行，构图更为丰富。

2 辽金“春水”纹饰的生态内涵

辽代春捺钵是适应辽国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特征的结果。辽国境内地貌主要为草原、山林、水畔等，该地春季多风沙、夏季湿热多雨、冬季寒冷多雪，这种自然状况在北宋的一些文人笔记中有所描述，欧阳修、苏颂、苏辙在出使辽国途中写下的记行诗中就有一些反映当时自然状况的资料。

欧阳修在宋仁宗至和二年（辽道宗清宁元年，公元1055年）出使契丹时，所写诗词中就有许多描绘沿途景物的。至和二年所写《风吹沙》一诗便有所体现，“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揽鞍鞭马行勿迟，酒熟花开二月时”[22]。洪皓在《松漠纪闻》中也曾谈及：“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23]契丹春捺钵“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讲的便正是随季节、气候之变化而变化的生活方式，适应这种自然地理条件而产生。同样，春水纹饰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

春水活动期间，皇帝和群臣嫔妃要钓鱼、捕鹅、宴乐、议事。首先是“卓帐冰上，凿冰取鱼。”（“戎主于斫透冰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遂纵绳令去，其魚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得头鱼，设“头鱼宴”。在辽代墓葬壁画中，除了能看到生动形象的渔猎场面，还有鱼纹饰的广泛应用。鱼纹常被装饰在日常器皿中，巴林左旗哈拉哈达乡双胜村出土的辽代刻花三鱼戏莲碗，碗内饰有游鱼形象，也从侧面说明了鱼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冰雪融化后，便是另一项春水活动——驾鹰鹘捕鹅，得头鹅同样要设“头鹅宴”。“得头鹅者，例赏银绢”。[24]鹰坊使耶律杨六、宰相耶律孝杰（仁杰）、萧乐音奴，或因“获头鹅”，或因获海东青鹘而进官加职[25-27]。辽兴宗曾经以所画的《鹅雁》图送给宋仁宗。这些史料足以表明鹅雁在春水活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鹅雁纹饰在契丹人以及女真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如此广泛也便不难理解了。

辽金春水纹饰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的自身特点。纹饰风格比唐宋时期要朴素简单，体态更为健硕，表现出草原民族粗犷豪迈的特色以及审美情怀。因此可以说，辽金春水纹饰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具有天人合一的生态美。

3 结束语

辽金春水纹饰与契丹“春捺钵”、女真“春水”活动的内涵一致，既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也是人类民俗的产物。本文只仅通过“春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