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其方志学思想对民国志家影响很大，前人对此的研究也有众多的成果。比较著名的有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对章氏的生平及学术主张等有较为系统的研究；而对于章氏的方志学思想研究者也著述颇丰，乔治忠在《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结合章学诚的修志实践，分析了章氏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宏观研究章学诚方志思想的有张君炎的《试论章学诚的方志学说》[2]、刘耿生的《论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方志学思想》[3]以及沈松平《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4]。更多的是对章学诚提出的方志学核心思想的细化研究，如孔祥龙着重关注章学诚的谱牒入志思想，在《章学诚谱牒入志思想浅析》一文中分析了谱牒入志表述氏族的主张对方志学和谱牒学发展的影响[5]；刘克明则着眼于分析章氏的图学思想，在《章学诚方志图学思想探述》一文中强调了章氏的图学思想对于促进中国图学的发展和地方史志中图样的编绘的积极作用[6]；马春晖则在《章学诚方志艺文思想探述》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章氏对于方志艺文志的编纂理论及其阐述[7]；对于章学诚的方志编纂主张的研究则有何林夏《论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8]、杨军仕的《试论章学诚关于方志人物记述的主张及实践》[9]以及张铁诚的硕士论文《从“六经皆史”到“方志立三书”》[10]等。关于章学诚方志学思想影响的研究则有宋佳的硕士论文《论章学诚的方志思想在后世的影响》[11]、薛艳伟的《论章学诚的方志学说在晚清之回响》[12]。但是从近代转型的角度研究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的文章还较少，就笔者目力所及，只是散见于如刘开军的《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13]、沈松平的《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14]等，尚未见整体影响的有关研究。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图通过本文探究民国学者对章学诚方志思想中的近代因素的继承、发扬与民国修志实践的关系，侧重通过传统方志学和西学两个方面来分析对民国方志编修的影响，以求推动在方志学的近代转型研究的深入。

一、章学诚方志学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章学诚关于方志学有系统的论述，从方志的性质到修志体例均有涉及，对此前人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加赘言，仅就其理论中虽未能突破传统方志学理论束缚但已包含有近代因素的部分内容加以介绍。

章学诚通过多年的修志实践以及与同时代的志家交流、探讨，对于方志撰修有独到的见解，在其著述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方志理论，其中不乏具有近代意义的创见。关于对方志的认识方面，他提出“志属信史”[15](《修志十议》，P846)，反映了其“六经皆史”主张的发散，这一主张肯定了方志“史”的性质，厘清了方志作为史书与地理类书的区别，使得方志在地位上有所提高。章氏关于方志“史”的性质的阐述虽然并非首倡，其认识却十分独到。他强调“方志乃一方全史”[16](P56)，这就与近代方志编修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民国诸多方志即在传统志书所涵盖的内容外将记述范围扩大，尤其是对经济的关注，使方志记录的内容更为完备。此外，还应看到章氏在这一主张里所强调的“信”，既属信史，其内容的编纂即需考证，“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15](《修志十议》，P843)，强调保证志书的真实可靠，而不能一味地对前史加以因循抄袭，这个主张也符合近代对方志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要求。

章学诚关于方志的作用也有较多阐述，其所提出的“资政”与“存史”两大作用尤能代表章氏方志理论中的近代因素。在章学诚看来，方志的一大功用在于“经世”，他强调方志应该有裨风教、资世。这就必须避免以往方志抄撮旧史、编排附会的现象，而赋予方志本身以功用。他认为“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生勇，贪者廉立。”[17](P1288)体现有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虽然章氏主张的道德标准于今看来不免有阶级局限，但是其经世致用的意识对后世方志的编修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存史，章氏针对明清修志人员多为临时编凑，因此主张设置常设机构，其认为“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因此主张“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15](《州县请立志科议》，P589)这一主张几可视作当今“方志办公室”的雏形，体现出了章学诚超前的学术意识。

对于方志编撰理论，章氏也以远超同代志家的前瞻性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创制统一的修志体例。鉴于以往方志编写体例不一的混乱情形，章学诚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方志义例，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15](《方志立三书议》，P571)，学界对“方志立三书说”虽然褒贬不一，但是对章氏所倡的统一方志编修义例的意识多持肯定态度。针对以往方志体例漫涣缺少统属的问题，章氏提出了以“皇言”、“恩泽”作为统领，强调“史之有纪，肇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于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于是其主张“至于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15](《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P703)章氏的这一主张虽然囿于时代所限，仍带有皇权至上的思想，但其阐述的修志要有纲领的思想值得肯定，章氏后来在《湖北通志》的序例中又有关于“编年纪”的论述，这就较“皇言”“恩泽”进步很多。“史以纪事为主，纪事以编年为主。方志于纪事之体，往往缺而不备，或主五行祥异，或专沿革建置，或称兵事，或称杂纪，又或编次夹杂，混入诸门之中。不为全书纲领，今取自汉以后，凡当以年次者，统合为编年纪，附于皇朝编年纪后，备一方之记载。”“纪以编年为名，例仿纲目。大书分注，俾览者先知古今，了如指掌。”[18](P5)如此一来，则一改以往方志散漫无次的状况，有一条脉络可循。这一主张经后人发展形成大事记，在后世所修的诸多县志中都有体现。

此外，章学诚还批评了以往方志不注重图学，“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不闻可以为典则者，其弊有二：一则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于史裁也。一则厕于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系说命名，釐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也。夫表有经纬而无辞说，图有形象而无经纬，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而流俗相沿，苟为悦人耳目之具矣……今之州县舆图，往往即楮幅之广狭，为图体之舒缩；此则丹青绘事之故习，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继而提出了“今以开方计里为经，而以县乡村落为纬；使后之阅者，按格而稽，不爽铢黍”[15](《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P733)，这一主张虽仍未解决旧方志舆图在边界上极为模糊这一巨大缺点，但其提出的“经”“纬”概念已较前人所修舆图具体不少。尤其是其所强调的“开方计里”的舆图绘制方法，较之以往方志中较多采用的星野图更为实用。其后又在《湖北通志》凡例中强调“诸图开方计里，义取切实有用，不为华美之观”[18](P5)，章氏对方志中图的作用认识深刻，在其所修撰的志书中也较多运用了图作为辅助。

二、民国学者对章学诚方志学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从问世以来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以民国时期最为有代表性。胡适、梁启超对章学诚的推崇使得研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一度成为显学，“民国方志学家，无论是继承或者批评、扬弃传统方志学理论，都言必称章氏之学，其中不乏如李泰棻、傅振伦、黎锦熙、陈训正、余绍宋这样的佼佼者。”[11](P43)各志家对于章氏的方志学思想也有较多述及，章氏俨然成为传统方志学的标志，如傅振伦编著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在篇五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章学诚的方志学，李泰棻更是在其著作《方志学》中用了两章或介绍或驳议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万国鼎、寿鹏飞、瞿宣颖等方志学家也都各自在论文中对章学诚的方志思想有所论及，而民国志家对前文提到的章氏方志学思想中的近代因素尤为关注。

虽然民国时期关于方志性质的争论仍旧存在，但是主张方志为地理类书者业已式微，方志“史”的性质为人所接受，“志者，史也。史以明治乱兴衰之故，志以补郡国利病之书”[19]“方志者，以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也”[20]民国诸志家基本认可章氏所倡“志乃信史”的观点，在方志编修上也强调资料来源的可靠、详实，“一切材料，皆有来源，撷入篇中，即非原文，必注出处。所据旧籍，固应篇卷分明；即系新材，亦当源头清楚，如调查、报告，档案、试卷，凡所根据，逐段注明。双行小字，无碍行文；约旨要删，非同集句。所以昭质实谨严之义，免模糊影响之讥。”[21](P129)随着新史学运动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方志理论家已经开始用发展的眼光研究方志，李泰棻就已经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方志了，他认为“方志者，乃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22](P2)这不可不谓一大进步。

关于方志的作用，民国志家对于章氏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基本都予以接受，并且为之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由于时代所限，章学诚所谓的“经世致用”不过是强调“裨风教”与国史提供材料，民国学者对之有所扬弃，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整体注重民事、强调经济，学术方面又由于西学的广泛传入，民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方志学与西学进行联系，有志家将方志的作用阐释为“夷考方志之始，盖出自晋《乘》、楚《梼杌》、鲁《春秋》，而其综赅刑政、礼乐、风土、山川则托体书志，揆之近世科学，殆合史地而一之。史与地殊科而同用，相乘而互翼，原无严格之界划。故吾国四郡属地于史，而西洋地理学家又多以地释史，合史与地然后能经纬旁通，而为一切国家建设之所根据，此方志之为用也。”[23]除此之外，更多的志家还是将方志视作对于民生实用有参考价值的典籍。

章学诚提出的州县设立志科议，在民国也为政府所关注，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所谓的“州县志科”的内容做了调整。1928年，谭延闿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后，主张全面开展各地方志的撰修工作，民国政府于1929年12月颁行的《修志事例概要》中即规定“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等十人组织”[24](P139)，而《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也强调“市县政府所在地应设一文献委员会为永久机关，对于本市县文献材料负保存征集之责，各区得设分会分任调查事宜；文献委员会由市县政府组织，以教育局长、各区区长、各学校校长、各图书馆馆长、各教育馆馆长为当然委员，并得延聘本地方之硕学通儒及熟悉地方掌故者为委员，由各委员互推一人为委员长。”[25](P138)尽管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这一规定并未得到贯彻实行，但是亦足以体现民国志家乃至决策者对章学诚方志所提的州县设立志科建议的接受及发展。

章学诚所提出的创制方志编修体例的主张得到了民国多数志家的认同，但是其所创制的方志义例却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可。“方今事变，皆从前所未有，方志为一省、一县纪事之书，近日社会状况，与曩日大殊。即政府之建设，亦月异而岁不同，据事直书，方为信史，乌得以旧例相绳乎？”[26](P179)至于章氏为解决志书缺乏统属而提倡的“皇言”、“恩泽”等纪，更是被民国学者批判封建和为专制政体服务，但是对于章氏提倡的“编年纪”却予以接受，民国志家将之发展为“大事记”，在民国编著的多本志书中均有体现，或列于志前，或殿于志后，以为全志纲领。

关于在方志中图的运用，刘咸炘在《双流足征录》里有所阐发，他肯定了方志中图的作用，但是认为只有图还远远不够，强调图表并用。“考郡县之沿革，不难于名之废置，而难于疆域之广狭。疆域之变迁，尤重于名，往往其名则是，其地则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惟是古地志书，皆不详疆域。疆域非图不明，而图皆载县名，无轮廓。元和、太平、元丰诸《志》，虽载四至八到，仅及郡而不及县。至于域有徙治，乡有改隶，苟其名未改，则皆不书。晚近统志，县皆详至到矣，县志亦各载乡名，且有图矣，又止一时，而非通古。”于是他认为“惟就沿革总图，观其四境之大概。而世之修志，又仅立沿革表，不作沿革图，此志地者之大缺也。”[27](P969)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发展了章学诚关于图学的主张，创造性地提出了沿革表与沿革图并举的志地方法，制沿革图，割取四方并注写古名，再制沿革表中以古名、详注邻境，附在每代之后，这一主张虽有繁复，但较前人志书在疆域沿革方面确实便于理解查看。更多的志家则是肯定章学诚主张制图要“开方计里”，并自觉将这一思想应用于编纂志书的实践中，用实地精测或直接将经纬地图编入方志，使民国方志的地图更为可靠明晰。

三、传统与西学双重影响下的方志编修实践

晚清以降，学术界愈加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在西方学术思想与传统学术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发展，方志学领域也不例外。民国志家非惟在理论界进行探讨，更是直接将各自主张付诸于修志实践，在这一时期，有一大批方志付梓，据统计，民国时期编纂的方志达1187种，[28](P324)其中不乏诸如《城固县志》《重修浙江通志稿》《泗阳县志》等深受西学影响的志书，也有受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传统方志编修思想影响较多的《龙游县志》《歙县志》《奉天通志》等志书。但是深入探察这些民国方志则会发现这些志书在修志理论上无不带有传统与西学的双重影响，体现出浓厚的近代气息。

在民国县志的编修上，余绍宋的《龙游县志》最能体现受章学诚方志编修思想的影响，余氏在体例上甚至直接用了章氏所主张的“掌故”及“文征”，可以说余志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章学诚的修志思想，梁启超在该县志的序中对此大加赞赏。余氏虽有“至其一时代之政治制度，有所变易，尽可因其需要而别立新裁，本无循用旧志体例之必要。况不问旧志体例适用于今时与否，而但依类指归以为之续，则非依样葫芦，即是削趾就履，其非良志，可以断言”[29](P156)这样的论述，但是编修《龙游县志》时在体例上对章学诚所编诸志模仿颇多，以至于创新不足而为人所诟病，傅振伦即有“今观《龙游志》全书，知梁氏之言，实属妄誉溢美之词。不仅不能贯彻自定体例，且缺点很多。”接着列举余志的六大缺点，他认为：“此志仅可说是一邑文献的私家杂记，既未实地调查，不合现实，谈不上有裨实用的地方志书。虽经启超的荒谬宣传，并不能抬高其学术价值。”[30](P63)但是亦有值得称道之处，受当时西方现代科学、社会科学的影响，余绍宋在志书的编纂方法上也体现了时代特色，他在《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中废舆地图立经纬度数，注重民族、社会、党务、实业等内容，在古迹考中大量使用摄影，且余氏强调“凡能以表表明之事，悉用表，附于各部门之内”[31](P22)，这就使其所修的《重修浙江通志稿》较《龙游县志》更富现代特色，体现了其方志编修思想的变化，更具有了科学性，有学者指出：“图与表相结合，相得益彰。除此以外，《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还使用了前人未曾用过的现代科技——照片，如名胜、特产、陵墓、古物均附照片于后，如此删繁就简、文省事明，使志稿眉目清楚，也容纳了更多的信息，与章志相比又进了一步。”[14]

许承尧总纂的《歙县志》也体现出明显的受传统与西学双重影响的特点，许氏早年方志编修思想受西学影响较大，他在《歙县修志私议》中写道“盖值立宪预备年限诏下，国是大定，自治基础万端纷纭之日，必不暇斤斤侈文墨、口佚闻以事缋饰，而当求确有效益于今后之设施，故第一首宜著手者为测绘也，地图必用今法，必须精细，此为万政之原始，百端之所凭藉。若因袭苟简，用旧图，或用某某之新造图，以之计里索村镇，且不核实，他何论，是绝无所用也。第二宜调查实业，今后谋自治，不先从实业肇基，则地方税无所出，必贫竭，百事不举……第三宜调查户口，某年月某村某镇，男若干，女若干，学童若干，某土、某客，贾外者若干，某某业，某无业，宗教若何属，必详书。以上皆地图之附属品，随测量时调查，必精确，皆旧志所未详，而今必详者，为其可以备筹画，资考核，确有效益于今后之设施，故须以全力注之也。”[32](P242)关于地图、实业、户口的三点主张表明许承尧本人早期的方志编纂主张受西方社会思想影响较大，但是后期着手修纂《歙县志》时，其早年的诸多观点并未落实。民国二十六年刊刻的《歙县志》只在舆图和分野方面较之旧方志有所改善，民国《歙县志》地图有经纬，有例图，“程君霖生有志精测，曾捐资数千金要汪君采白诸人任其事，实地测绘三年乃成。于山川脉络最为详密，因商之程君得摄影本一袭。惜图中村落仍无标识，乃更加勘察增益并易原图，阴荫式山脉为晕滃式以求简显，庶将来政治军事皆可取资焉。”[33](P12)此外很明显的一点是改传统志书中沿袭不衰的“分野”为具有科学依据的“晷度”，体现出许志在修志方法上的科学性。但是该志也有诸多受传统影响的地方，如在体例上仍旧沿用章学诚等传统志家主张的列女传，食货志等，在内容上用卷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共四卷(《歙县志》共十六卷，笔者注)记列女，且多以节烈入志，食货志亦多遵旧志，表明该志仍受传统影响较大。

民国时期编纂有大量志书，但是多为县志，通志中付梓刊刻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树枬、吴廷燮等编纂的《奉天通志》，在其叙中有“奉志虽用旧例，统名曰志而叙大事、人物綦详，盖参用章氏之法，以备一方之史。似旧实新，似因实创。”[34](P1)从奉志体例来看，基本延续了传统志书的修纂体例，但是内容有所变更。例如改传统方志中的食货志为田亩志、实业志、物产志、财政志分列，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对实业志的编纂，已经跳脱了旧方志只志方物的罗列现象，对奉天省的农、工、商、矿、林、渔、畜牧以及蚕业等都分卷详述，极富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奉志采用了章氏编年纪的思想，首志即为大事志共五十卷(奉志共260卷，笔者注)，使奉天一省以大事为诸志之纲，条理甚为明晰。此外，王、吴二人还参与了《河北通志》的编纂工作，遗憾的是该志由于抗战爆发而未能刊刻。从建国后依据稿本出版的《河北通志稿》来看，其体例与内容亦显示出深受传统方志影响但又有所创新的特点。就其编修体例而言，“凡属旧志，如〈光绪志〉已有之篇目为〈通志稿〉沿用者，如关隘、古迹、陵墓、园亭宅墅、寺观、科举教育、津梁、堤闸、谣俗、方言、金石、元明列传、职官、艺文、宦绩等篇章，多以〈光绪志〉为蓝本，略加损益或袭用原文等，大多未脱旧志窠臼，功力颇为不足”[35](P247)明显体现出受传统方志编修的影响；而就《河北通志稿》出版目录来看，全书分地理志、经政志、民事志、食货志及文献志共五志，同光绪年间编纂的《畿辅通志》相比，删去了《帝制纪》以及“星野”等篇，且“五志中于民事、食货二志特详，从而彰显《通志稿》与《光绪志》之编纂旨趣明显不同，尤以突现‘吾民族之情态’为主旨”[35](P245)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本志体裁，虽仍旧贯，而宗旨微有不同。方志大都详于文献政典，而于民事殊略，本志则于民事加详。共和国民为重也。”[36](P5)体现出该志的编纂思想受到西方民本、科学思想的影响。

随着民众史观的传入，在方志学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体改矣，修书宗旨与往日微有不同。往日修志，于民事疏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26](P159)在民国方志的编修实践上，部分志家是在传统修志体例不变的基础上对民事、事业等内容予以重视，如邬庆时在主修《宝安县志》时即对此观点有所体现，“户口、氏族、语言、风俗、宗教、实业、团体此就县民之普通状态言之。选举、毕业、公职、仕宦、封荫、人物、耆寿，此就县民之特别分子言之。旧志详特别而略普通。今则先普通而后特别。”[37](P3)还应看到的是，邬氏修志虽然体现了一定程度上受西学的影响，但是传统方志编修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如在其总纂的另一部志书《龙门县志》中，虽是对民众多着笔墨，但是仍受节烈操守观念的影响，在人物志里对列女的记载依然是强调贞操、名节，即便是对民国人物也未能有所突破，《龙门县志》收录的民国时期仅有的何丽华、沈氏、刘氏三人，也全都是以节妇录入，邬氏在其方志编修实践表现出的这种受传统与西学影响的矛盾深刻体现出了方志学近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另一部分志家则是变革了方志编修体例，创立了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实业志，如前文提到的《奉天通志》《河北通志稿》等；变革传统志书中的“望族考”为“氏族考”，如余绍宋编纂的《龙游县志》，沈松平对这一变革的认识很深刻，他指出“章志有《望族表》，余志有《氏族考》，后者虽受前者的启发，但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余绍宋与章学诚对采用什么样的家族入志所见不同。章志以门第为人志标准，而余志则破除门第观念，意在用客观的记载反映当地社会结构”[14]尽管这些志家都根据时代变化变革了方志体例，但还是不难看出基本框架还是沿袭以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方志学，只是有所损益，呈现出明显的在传统与现代方志编修过渡的特点。

四、余论

作为传统方志学的代表人物，章学诚的方志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多年的修志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其所提出的诸多主张包含有一定的近代因素，“明清史学内部潜滋暗长的近代性因素，与西方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38]章氏方志学理论中的这些近代因素也为民国诸多方志学家所注意，结合时代发展对之进行扬弃，强调方志“史”的性质及“经世致用”的功能，发展了近代方志理论，并自觉将这些理论付诸修志实践，又在实践中丰富完善了方志编修理论。在民国的学术环境下，他们的理论深受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传统方志学思想和西学的双重影响，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志书，也打上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期的深刻烙印，使民国成为方志发展史上极富特色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