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红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1 从身体观到身体感：研究焦点的转变

“身体观”属于认识论，系针对“具体”存在物“身体”作一抽象的理解，意即把原初的“经验”加以“观念”化。然而观念指向“真实”，身体观所要指涉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身体，“身体观”的理论描述虽用以把握真实而具体的身体，然而具体的身体不断改变，“身体观”不过是将“具体身体”暂作抽象的描述。“身体观”不是目的而是工具、途径，因此只着重于身体观尚不足以深入挖掘传统医学对具体身体的了解。

如果说“身体观”是理论性、概括性的“认识”，则“身体感”所指涉的是“现象”。倘若大众肯认传统文化同时关注其体验、内省与超越的特质，这较之将具体而流变的身体加以观念化、抽象化更切合古人认识身体的方式，在时间中流动且细致独特的大多数身体感受难以收编到共时性的身体结构机制之中。

“中医经典文献的特色在于既有历史时代意义与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 也蕴含时人与医家的见解思维。[1]”因此，研究将以中医经典文献为蓝本，探讨医家如何体会“烦”证、如何对治诸子百家共同关怀的情绪，兹以“烦”证为实例来揭示传统医学对于身体感的重视。《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全书系经典文献中首部理法方药较为完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经典之作。在同一时空文化脉络中，怒、喜、悲、恐、惊、烦等情绪字汇，是一组传递共通意义的符码，其意义与价值是由社会文化传统所赋予，并为社会群体共同认定。“中医学对疾病的初步认识表现为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2]”是故无论儒家、道家、医家言烦，抑或辞章家、思想家、文字学家说烦，符号共相既同，则符号义理应当大致有同情共感。

2 烦证的自体感与他体感

古人借由知觉体验来认识人与疾病，疾病的场域并非独立于与疾病本身无关的偶发性身体部位。事实上，疾病场域内在于疾病，它是疾病之所以为该疾病的构成要件。在传统医家看来，人之病是该场域自身之变而形成疾病。易言之，疾病就是有变的身体场域，疾病场域就是疾病的本体。

2.1 “心”之烦

情绪性烦证的空间意涵 “心烦”成词者计23条经文(“心中烦”“心苦烦”“心中太烦”“心中饥烦”等)，约估《伤寒论》中101条烦证相关论述的1/5。试举其中1例：“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可与调胃承气汤。[3]”“心烦”之证无不具有如下特质，一是归属传统文化所共识，医家所界定的“火” “热”之证，或“热”入阳明，或胃有郁“热”，或“热”扰于心；二是其“火”“热”的作用场域，皆在心胸、腹胃之间，简称作胴体之“里”。《伤寒论》中情绪性“烦”证的作用空间指涉正基于与《内经》一致的身体观。《黄帝内经》谓“神”舍主于“心”，形体中具有空间意义的“心”乃无形之“神”寓居的所在。因此“神”所舍居的心胸部位，既是传统“心之官”运作的空间所在，同时也是《伤寒论》中情绪受扰动，或者扰动情绪(如“烦”证)的作用场域。由上述情绪性烦证的空间知觉可知，烦证不是一类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反映着病人置身于世界的生存与生活。除此之外，心、胸、腹、胃之交的“火”与“热”亦得为“燥”(干)“阴弱”(竭，津液衰少、枯竭)所取代。兹举例以明：“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4]”可见“火”“热”与“燥”为同消共长的一体两面：燔灼之后津液理应衰少，而津液枯竭火热自然更炽。因此，“燥”证一如“火”“热”之属，当“阴弱”“阴竭”“肾水枯少”“肾水虚竭”“肺伤液耗”等证见于心胸之际便产生情绪的扰动不安。

2.2 “口”之烦：烦证的口感与现象

“烦”字的基本构形是一火到头。就空间而言，烦证的作用场域理应有上达头部之义。但遍览《伤寒论》全书，却不见眼烦、耳烦抑或鼻烦，五官中唯独舌见烦证，足见口舌为呈现烦证、感知烦证的场域。《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曰：“服桂枝汤，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5]”

“大烦渴”意指口舌既渴且烦，乃系口腔感受。饮水数升的现象乃是口、舌觉“烦”的指标。人们可由“口”觉燥渴之际所欲饮水量的多寡，判别“烦”证的重轻。而于烦证中有“不能饮”者，自当属证之最轻者。口是“烦”证的作用场域，渴为烦证必有的身体感受；而渴欲饮水的“口感”与其后饮水量的多寡，则标志着“烦”证的轻重缓急。

2.3 “肌里骨节与全身具体”之烦：病位深度的知觉体验

《伤寒论》所涉及感知“烦”的场域，除前述心胸口舌外，尚有四肢骨节、一身骨节乃至全身具体，但此证的展延深度也就仅止于体表的肌骨而已。兹举大青龙汤证中的“热兼肌里”“骨节烦疼”为例：“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6]”尽管作用场域不同，形构“烦”证的首要特质同为火、热、燥，此由“骨节”等烦疼并见“阳热”“亢热”可知。

综观上述烦的自体感，其知觉场域是由心、口、肌、骨节、四肢以及身体之间的空隙构成。知觉体验的“烦”始终是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分明的界线。追本溯源，“人”作为身体主体，知觉能力向世界开启，人的身体便构成一个知觉场域，人乃是必须借由身体来收受知觉的主体。个别的疾病场域固然是为便于标帜某种症状体验而划出的身体局部，但它并不是临时知觉被动地让疾病来落脚，待病愈之后又被动地与该疾病知觉脱离关系，有如船过水无痕。事实上，身体具有收受各种知觉体验的潜在感受力，而一旦某种知觉体验在身体某部位发生，身体便会形成辨认此种知觉的能力；即使一时的知觉体验后消逝，感受同类知觉的能力还是会留在身体里。所以，疾病场域被体验的知觉部位一旦建立就不可能被取消。“烦”属于感觉场域的一部分，一旦被感知其后的体验便只能是不同程度、不同部位的“烦”或者“不烦”。“不烦”并非分辨烦感的知觉力欠缺，而是烦感暂时不在，亦此 “不烦”仍然联系着人们和烦证之间的存有。

3 烦证中的“火”性：火概念意义与存在意义

烦证的作用场域有心胸、口舌、肌里、骨节之别，同属传统医学中的“火”“热”之证，却展演为身体各场域之烦。在某种意义上，身体(无论医者抑或患者)在进入某个知觉主体的生活之前只是一个自然体，一旦知觉能力启动，运作的场域便由颜色、声音、触觉等具体感觉性质所构成。医家并不用纯粹的性质来描述对病人的所见所感，医家所论的性质都是落实在身体某部位的一种属性。只有当颜色展现在身体表面，如“面热赤”“面色青黄”“目内际黄”“口伤烂赤”“舌上白胎滑”时，颜色才能被确定。同理推之，没有纯粹的烦，只有归属于具体身体场域中的烦。医家设身处地的重视知觉体验的认识取径则赋予感觉性质一种生命意义，此意义乃是由我们知觉主体来把握。

考察经典文献中的“火”可以发现，同条经文中并见物理之火与体内火、热者多例：“太阳病，二日反躁，凡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7]”如何看待“火邪”“火气”的概念及其与烦证的联系？ 在《伤寒论》中凭借知觉体验的认识进路，火等概念与心中之烦等“身体感”两相涵括，一者包含在另一者之中，每一种身体感都含有一种意义。确切地说，“火”的概念具有来自知觉体验的意义，一种感觉性质与其他感觉性质逐渐联系在一起，形成传统文化情境与医家身体论述中的符号系统。

笔者不将“火”与“烦”视为因果两端。“火”概念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普通意义的指涉范畴。不同病因所导致的体内情况以及所呈现的疾病证候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可见致病因素虽非具象之“火”，但是所致疾病在体内的作用机序却与病因为具象之“火”者相类。医家遂以“火”这个外部符号来统筹相类的病机与病候。“火”证者固可肇始于普通意义之火，亦可能起因于无关乎普通意义的火，由此可知，外部符号的意义与其说是由词语的普通意义构成，还不如说是内部认识改变了词语的普通意义。

4 “烦”证的向度：身体感中“火”的大小与方向

传统医家所认识的生理与病理乃是理的“常”与“变”，彼此间不是分峙性的对立而是在知觉体验上形成相互诠解的互补关系。“烦证”既被视为体内火、热、燥感的病，则“心不烦”“口不烦”所指的是“常态指标”，而当“烦”发于心、口等即表示体内火气过盛。所谓“阳气”即指“阳邪”。那么，相应于阳气之“重”显然有一“常态”，即为人体处于标准状态即不“烦”，倘若超过“烦”的感受便油然而生。

不“烦”即处于常态中的人体，它相对于病变的状态形成了标准，一旦热邪超过此标准便即发“烦”，甚而当邪热之气愈盛烦的程度将愈大。一旦心、口、肌里、骨节等作用场域之中发烦的现象愈趋严重，就标志着体内烦证的病候愈趋强大。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既以知觉体验为进路，然毕竟火、热无形血现象可感，于是在“辨证论治”的疗则下，遂分疏日常生活中烦证的身体感，作出程度性与进阶性的区别，以便经由“现象”的指标来掌握体内气机流转的“火候”。

在心胸此一作用场域中，中医经典文献关于人体内火、热、燥气则以“心不烦”为常态。以此基准辨析“烦”证的进阶，火、热的程度有大有小，所呈的“烦”证自然有重有轻，而先民如何度量这相对渐进性的身体“烦”感变化？自“不烦”而“心烦”乃至于“心中懊悔”是烦证的身体感进阶，或说是一种度量指标，藉由“现象”的程度改变来区别体内火、热之气的大小，进而更精确地掌握烦证身体感的诸多变化。

当着意于烦的阶层性描述，亦不能忽略传统医家视身体为一不可切割的整体概念。因此，“心不烦-心烦-心中懊悔”以及“不烦不渴-烦而不渴-既烦且渴”等人体内不同场域与程度的证候，绝非彼此平行、互不相干。由经典文献不单可从心之“烦”证列出人体内火、热之气的度量指标，口烦、肌里骨节之“烦”都可分别体察出一种进程性的描写，但这些呈现与不同场域的“烦”彼此互相影响。

以上举凡内心烦乱之感、燥渴之感等皆属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中“自体感”范畴。而医家更推广“烦”证的身体感，由“他体感”来认识气机中“火”的大小与烦证的轻重。触觉体验黏附在身体的表面，医者无法把此般经验独立于被接触的病患身体之外。相应地作为触觉主体，医家终须通过自己的身体去感知世界。于是当医家守在患者面前，一个运动的空间即在医家的手下展开，患者的身体在触摸意向中而非在认识意向中向医者呈现。

烦证的轻重与体内火热的大小相因相契。“烦”为“一把烧到头部的火”，人体的常变之气似有方向性。在上述以知觉体验为认识进路的辨证论治过程中，受治对象并不是为思维性主体而存在，而是为望闻切等知觉而存在。正因被感知的世界只能在其方向上被理解，故而传统医家不能在对象之前保持超然抽离的状态，亦不能把受治对象从其处境中切割分离出来。

5 烦证场域与医理合流

当以身体感为研究视域考察经典文献中烦证的作用场域、火性所指、盛衰程度时，不难发现“烦”证既作用于意识层面更展演于口舌、肌骨、四肢等场域。烦证的情绪、口感与肌骨之间的病位深度始终是在自体或他体的处境之中，在知觉体验的认识进路里方得以“感”同“身”受。

烦证中“火”性的动作意义与概念意义分属知觉体验的内部认识与沟通词语的“外部符号”，可见烦证的“火”性属于身体场域中的烦。通过烦证自体感与他体感的探究，人们得以理解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内心烦乱之感、燥烦口感、眠卧之感，以及医者脉感、患者手感等知觉现象的常态与程度差异。

研究不复从心性论角度探究内心烦乱者本心的操持与诚意的有无，而是从身体感的研究视域体察在传统医典文脉系统中烦字的义界解读、现象场域与生灭机转。烦等情绪的遮拨与空无是传统医家思想体道的关键与焦点所在，身体感的研究进路不仅呼应着身体研究中心神及形气的双向牵引，同时也暗示着医理合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