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志 超 喻 琴

（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31）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打工的队伍中，“民工潮”、“打工热”等社会现象频发，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较2015年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增长3.4%，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增长0.3%，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①。“打工音乐”正是以拥有如此庞大基数的农民工为主体所创作的音乐类型。“打工音乐”具有歌词直白、叙事性强、曲调简单、方言演唱等审美特性，是当今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音乐现象，是底层人民、边缘群体内心的真实声音。

1984年，《特区文学》刊发了来深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自此打工者和知识分子就开始了自觉的“打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而与“打工文学”不同的是，虽然有大量歌曲多少涉及了“打工”题材，像1985年王菲首张专辑中的《故乡从来不拒绝我》、1990年胡慧中《城市行囊》、1991年打工电视剧《外来妹》中的主题曲《我不想说》、1997年南下打工潮的印证金学峰的《老乡》，但是具有较为明确的“打工”主题创作意识和农民工受众意识是比较晚的，直到1997年陈星首张个人专辑《流浪歌》中的《新打工谣》、直到2002年劳动节“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立、2004年全国首个打工歌曲创作基地落户东莞（塘厦）才逐渐形成，“打工音乐”的社会实践才逐渐丰富。学者们较多以个案研究来切入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音乐现象，比如对“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创作与实践的研究。还有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农民工音乐生活的受众研究。而把“打工音乐”作为一种音乐主题范畴和音乐话语来研究、以“新工人美学”的视野加以把握、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高度来研究都是微乎其微的。

一、新时期以来“打工音乐”研究的历史进程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较多的涉及农民工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农民工的概念、政治属性、社会保障、子弟教育、城市融入等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而对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关注则较少。“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下的城市”，他们对“打工音乐”的研究从早期的典型个案研究为起点，逐渐渗透到对农民工的受众研究、对策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来寻求“打工音乐”的整体建构。

2003-2017年，随着“打工青年艺术团”音乐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不断丰富，学界对艺术团的关注和重视不断加深，并以此为典型个案从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社会组织形式、运营模式、文化实践等视角对艺术团进行深入剖析与研究。2003年张之正《为打工者歌唱_记孙恒的北京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作为较早对艺术团研究的文章，主要以介绍性的姿态讲述了艺术团建团历程、音乐创作背景、打工文化服务社的创立。2005年李云雷通过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音乐及其实践来探寻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维度，他认为艺术团的音乐创作延续了20世纪“左翼文艺”关怀民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唱出了打工者的现实处境和身份认同，是一种反抗资本文化霸权的“自我表达”，也是一种变革社会关系的尝试。但是他们也面临着被意识形态规避、立场与审美的更高统一、打动更多人等现实问题，而出路只有在艺术与现实之间不断的尝试。2005年宗波《我们为劳动者歌唱_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孙恒访谈》以访谈的形式，通过对艺术团团长孙恒的亲口陈述，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团呈现出来。2007年，狄金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_以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例》通过将歌曲文本置入一定的“意义域”中来解读，探析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状态、内心状态以及农民工对自身的劳动价值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对农民工服务中的社工模式进行了反思与探索。在“打工青年艺术团”不断创作与实践过程中，2009年刘勇进系统归纳了艺术团的特征、社会功能，分析了艺术团的发展困境，并提出了对策建议。2016年学者郭春林在《形式的文化政治意义—试论新工人艺术团音乐实践的形式》中，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着重分析不同层面的形式在“新工人艺术团”的音乐实践中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意义。他认为新工人艺术团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其音乐创作及演唱以与文化工业决裂的姿态，以免费和深入基层的传播形式实践着一种更具未来性的创作，以充满现场感和现实感的音乐内容、民谣、民歌曲调、方言等形式实践着一种真正的“人民文艺观”。在随后杨宇静的两篇文章《“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的文化实践》和《“新工人艺术团”文化实践的力量与困境》中，都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讨艺术团。笔者认为“新工人艺术团”的产生顺应了当代中国工人在当下的自我表征需求，成为新工人文化发展的典范，推动了新工人文化在全国的传播。虽然艺术团具有情感共鸣、群体意识和社会批评等力量，但也面临着独立生产的艰难与权利话语收编的危险等困境。

2008-2014年，对农民工受众的研究从早期的民族学视角、社会学视角转向对农民工音乐生活的研究。2008年蓝雪霏《闽东福安市畲族农民工音乐生活问题调查》揭开了农民工音乐受众研究的序幕，这篇文章借助民族学现场调研来调查少数民族畲族农民工音乐生活现状，鉴于目前“唱畲歌”传统不乐观的形式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为“唱畲歌”的回归做点实事。2009年吕彪《农民工权益保障路在何方_从网络歌曲“我想找对象”说起》，笔者通过民工自导自演MV《我想找对象》引发了对民工现状的思考，并从权益保障的角度来思考农民工的成因、现状、建议。是一篇以音乐为窗口窥探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文章。2012年发表于音乐传播期刊的《当代城市农民工音乐生活调查与思考》是一篇基于问卷调查得出的农民工受众分析，文章分析了农民工受众的特征、接受方式，并总结了音乐生活在农民工社会功能。最后笔者也提出了对农民工生活建设的意见，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应共同维护农民工音乐生活。2014年同样是基于问卷调查的文章《音乐生活中的困境_外出农民工音乐生活现状调查》则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笔者选取了东莞这一打工重镇的200余名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总结出了农民工音乐生活的几个主要问题，音乐在农民工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他们参与的音乐活动单一；他所收听的音乐以流行歌曲为主，而其它音乐资源较难获取；获取音乐资源的方式单一，音乐欣赏条件简陋；对音乐的看法多样；收入的流行歌曲以网络歌曲为主；基于调查结果，笔者认为网络音乐与农民工音乐接受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但也是一种“精神困境”。

2013-2018年，构建“新工人文化”、“新工人美学”的尝试。2013年第二十三期青年文艺论坛以《新工人艺术团_创作与实践》为主题，通过不同学者与艺术团主要成员之间的访谈对话深度剖析了艺术团的社会实践与音乐创作，有学者指出艺术团的创作与实践是艺术行动主义，是用音乐来干预社会。还有学者指出在他们的歌曲创作中，农民工从“他们”转向“我们”、“我”，且“我”和“我们”没有丝毫冲突，是个人与集体的和谐统一。还指出艺术团的音乐创作缺乏对农民工爱情的表现，是受左翼文化传统的影响。更有学者指出“新工人美学”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话题，虽然还处在萌芽和发展的阶段，但是以后的发展需要我们继续努力。2015年施咏《走四方_中国当代城市“民工歌曲”现状与走向》把农民工音乐生活相关题材歌曲以“民工歌曲”加以整体把握，总结了“民工歌曲”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分析了“民工歌曲”的多元传播方式、音乐形态特征、表现主题，呼吁更多的音乐人关注农民工的音乐生活、关注民工题材的歌曲。2016年《打工文艺传播的价值分析》把“打工音乐”与文学、影视、戏剧、文化活动等打工文艺一起加以整体把握，总结了打工文艺传播价值的五个方面，体面劳动与赋权：在社会对话中保护新工人群体的权益；革命与人文：在话语中传播人本思想；主动表达与主体性：新工人文化身份建构；抗争与发展：参与式传播的内涵；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书写和传播国家情怀。

二、新时期以来“打工音乐”研究的维面展开

（一）“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创作与实践研究

“打工青年艺术团”自2002年劳动节创建以来，发行了9张打工专辑，以北京皮村为发源地，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民间劳动NGO组织，举办了多届“打工春晚”，创办了“打工艺术博物馆”打工者自己的博物馆，并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工人大学等打工族服务机构，拍摄了打工电影《顺利进城》、《命题人生》、纪录片《皮村》，编排了戏剧作品《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城市的村庄》。一系列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以访谈对话的形式或者论坛的形式对艺术团的创作与社会实践进行深度剖析，还有学者以艺术团的音乐创作及其实践为例来探寻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又或者站在文化实践的立场认为艺术团的创作与实践是当代大众认识中国的镜像。

（二）对农民工受众音乐生活的调查与思考

音乐社会学主张把音乐创作者、音乐作品、音乐受众当作音乐生产的三位一体的整体，对音乐受众的研究是建立“传而必通”的音乐传播效果、“良性互动”的音乐创作关系、“循环升级”的音乐生产模式的必要条件。目前，学界对“打工音乐”主要受众农民工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与学科视野来进行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和现场走访等形式收集相关信息，以特定地区的农民工为研究范围，来分析目前农民工的音乐生活现状以及对策建议，以此呼吁政府与社会力量来关注与支持农民工音乐文化建设。

（三）对“打工音乐”整体建构的尝试

有学者在尝试对“民工歌曲”进行整体把握，把“民工歌曲”界定为1989年“民工潮”以后，以农民工群体原创、或以音乐专业人士代言创作、演唱（含填词翻唱）。以民工群体中自发流放、或以网络等各类媒介制作传播，反映当代农民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为题材，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歌曲。并分析了“民工歌曲”的音乐形态特征、表现主题、社会意义与价值、多元制作传播方式，试图把握“民工歌曲”的现状与走向。

三、新时期以来的“打工音乐”研究评析

（一）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

笔者以“打工音乐（歌曲）”、“农民工音乐（歌曲）”、“新工人音乐（歌曲）”等相关关键词检索，对“打工音乐”的研究不过数十篇文章，而“打工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社会实践却比比皆是，“打工青年艺术团”、“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广厦重庆一建农民工合唱团”、“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打工歌曲创作大赛”、“全国农民工歌曲创作基地”、“打工春晚”、“工友之家”、“大地民谣”、“农民工之歌”、“劳动者赞歌”、“新打工谣”、“农民工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陈星”、“旭日阳刚”等等实例启示着我们对“打工音乐”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认为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关系，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这适用于“打工音乐”的现状。

（二）新工人受众研究不足

对“打工音乐”的主要受众农民工研究方法单一、农民工分类研究缺乏。之前笔者提到的对“打工音乐”受众研究中，对农民工音乐文化生活的研究都是以问卷调查或现场走访的形式进行的，产生的结果难免过于笼统、主观，缺乏说服力。对农民工受众的把握都是从整体加以把握，现实情况却是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性别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音乐生活，比如占农民工总数50%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与老一辈的农民工有着决然不同的音乐生活，而学界对他们的分类研究是缺失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有着绝然不同的特征，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新鲜事物较快，是未来城市建设和工业化的主力军。这亟需我们对其音乐生活加以正确引导，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支撑。

（三）“打工诗歌”的界定有待商榷

目前学界把“打工诗歌”归为“打工文学”的范畴中进行把握，且得到较多学者的赞同与支持。中国自古以来的“诗乐”传统是把诗歌纳入到“乐”的范畴中的，因诗歌注重韵律、节奏、对比关系而更倾向于“乐”。笔者认为如果把“打工诗歌”纳入“打工音乐”中加以分析和研究，对“打工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研究将会有新的方向。

（四）典型个案较多，宏观把握稀缺

综合“打工音乐”的研究现状，对“打工音乐”的宏观把握是稀缺的，对个案“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研究比较集中和典型。伴随着社会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行，不同时期“打工音乐”的创作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和审美内涵，是窥探不同时期农民工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窗口，这都需要我们加以把握和梳理，这对当今农民工文化建设和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以建立“新工人美学”的高度，以现实主义音乐创作传统来把握，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为目标，那么对“打工音乐”的研究将更加有力、系统。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