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悦 玲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唐前，小说虽然取得了志怪、志人、博物的兴盛，也出现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小说作品，但总体而言，在“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古训及“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正统思想观念下[1]1377，小说文体地位仍十分卑下。此时小说创作与评论，无论是在作品生成、行文笔法，还是认知观念上，都体现出明显的“补史”特征。小说与“史”“家族相似性”的表现也较之后世小说更为明显。对此进行分析，既有利于认识中国古代小说早期的面目特征，也有利于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成长。

一、拾“史”之遗的题材选择

《文心雕龙·史传》中，刘勰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2]252这段话，固是针对史传而言，但实际也是对小说创作缘起的明确说明。唐前小说作家，要么是史官，要么是对历史典籍极为熟悉。在嗜奇爱异审美心理驱使下，他们或把“史传”认为荒诞无稽、弃之不用的材料另行收集，或把历史典籍中“奇异”的事情专门誊抄摘录，传播于世。这样一来，便使此时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呈现出对“史”的拾遗补阙特征。

小说因“史”而作的这一特征，我们从最早以“小说”命名的《殷芸小说》产生中，可首先看出。殷芸，字灌疏，陈郡长平(今河南省西华县)人。按《梁书》《南史》记载，殷芸才华不凡，天监(公元502-519年)初年被梁武帝萧衍任命为西中郎主薄，后又做过临川王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豫章王萧综的长史。《殷芸小说》的编纂，正是其掌书活动之外的产物。关于该书成书，后人多有记述。《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十卷。”注云：“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3]《史通·杂说》中，刘知几云：“刘敬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致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4]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说：“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5]由这些记述，可看出，《殷芸小说》不仅是其掌书活动之外的产物，并且书中所记，也是对正史放逐内容的收纳，在题材内容上呈现出对“史”的拾遗补阙特征。也正为此，在时人观念中，直接将其作“史之外乘”来看待。

小说创作的这一特征，我们从王嘉《拾遗记》的命名及创作中，也可以充分看出。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初隐东阳谷，后迁终南山。他屡拒符坚所召，姚苌入长安，被逼以自随，后为苌所杀。《拾遗记》即为其所作。《拾遗记》又名为《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书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后经梁萧绮叙录，以十卷的规模行之于世。对于该书成书，梁萧绮于《拾遗记序》中有明确交代，他指出：

当伪秦之季，王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为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荆棘霜露，岂独悲于前王；鞠为禾黍，弥深嗟于兹代！故使典章散灭，馆焚埃，皇图帝册，殆无一存，故此书多有亡散。文起羲、炎以来，事讫于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6]

由萧绮交代可看出，王子年《拾遗记》编纂，正是出于对史书所记散逸内容的补阙，它以“拾遗”命名，原因也正在于此。

《拾遗记》创作的这一“补史”特征，我们从其与司马迁《史记》对孔子降生的记载比较中可清楚看出。关于孔子降生，司马迁《史记》这样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拾遗记》中，对孔子的降生则是这样记载的：“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以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则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将此两种记载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后者增加了大量前书中所没有的“幻异”情节，补前书之所遗的特征非常明显。

事实上，不只上述两部作品，在他如郭宪《洞冥记》、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吴均《续齐谐记》等作品中，无论是作家自陈，还是他人对作品评价，也都或多或少地揭示出这些作品在题材内容上对“史”的拾遗补阙特征。这一特征的浓郁，说明小说与“史”存在着紧密关联。

二、与“史”相近的观念笔法

史传以征实尚信为灵魂，其标准，用《汉书·司马迁传赞》的话来概括，即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010就此时小说创作来讲，尽管其中所记多鬼怪神异之事，但作者却以“实录”撰写之，时人亦以“实录”看待之。

对于此，我们从干宝《搜神记》创作及时人对其评价可首先看出。《晋书》载：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7]

由《晋书》所载可看出，《搜神记》所记虽为“神祗灵异”之事，但无论干宝，还是当时之人，都是将其作为真实发生事情看待的。也正为此，干宝称其书“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8]19，时人亦以“鬼之董狐”来评价干宝[9]。

小说创作的“实录”观念，我们于裴启《语林》的遭遇也可看出。晋哀帝隆和年间(361-362)，裴启收集“汉、魏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成《语林》，书共十卷。至隋、唐之世，该书亡佚，但其中许多文字却流传下来。该书创作不久，甚为流行。后来之所以散佚，《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四条有如下记载：

虞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朗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虞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10]

由此记述可看出，裴启《语林》从广为传诵到后来被鄙视，原因无他，仅在于其中关于谢安的两条记载遭到谢安本人的否认。这说明在当时人观念中，是普遍以“实录”标准来要求小说创作的。另外，若以逆向的思维，也可以看出，裴启《语林》的绝大部分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另在叙事笔法上，此时小说创作也与史传如出一辙。这不只表现于具体作品直接以“记”“志”“传”“录”等带有史学标记的名称命名，更表现于创作目的、达意方式以及审美追求等诸方面。

关于此，我们以世人高度赞扬的“春秋笔法”为参照可充分看出。《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谓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11]是对“春秋笔法”最为精炼的概括。《文心雕龙·史传》篇所谓的“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云云，[2]247更是对“春秋笔法”的进一步阐释。“春秋笔法”作为经典史学叙事方式，无论是其“惩恶劝善”的叙事原则，“尽而不汙”、直书其事的叙事立场，还是尚简用晦、词婉而旨深的叙事风格，都作为一种“元叙事”，对此时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采用时的显与晦，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总的倾向上看，在此时小说中，时时可见“春秋笔法”的影子。

关于此，我们以《还冤记》作品为例即可看出。《还冤记》主要取材于历史，所述皆是佛家报应之说，属于典型的“证鬼神之不诬”“释氏辅教之书”。但尽管如此，在该书内容书写中，几乎不涉及阴间冥界情景，而是主要记述人间冤报之事。“冤报”之所以发生，皆在于受报主人公对社会公认的伦理价值观念的违背。如《杜伯》《孔基》《弘氏》等篇中，受报人之所以获得冤报，或是因为一己之私，轻信谗言，草菅人命；或是因为反天忘父，背恩灭师；或是因为图财害命，构人以罪。这些方面，就其内涵来讲，无一不是对一般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背弃。如此之故，他们遭到的恶报也极为严厉。如果结合孔子《春秋》编纂以“事”见“义”“礼义之大宗”目的来看，《还冤记》在创作题旨上无疑与《春秋》有殊途同归之意。

在题旨传达方式与审美追求上，《还冤记》与《春秋》也大致相当。就《春秋》来说，作家编订的目的虽是明人伦之“义”，但作者却并不让“义”直接呈现出来，而是借由“事”的叙述传达出来，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来体现。《春秋》这一见“义”方式，在上引小说中也得到了积极继承。在这些小说叙述中，不论是对受报主人公的草菅人命、背恩灭师，还是对其谋财害命的行为，作者始终未下任何褒贬的评价。但尽管如此，在主人公行事与他们行为的最终结果之间，却隐含着“恶有恶报”的叙述逻辑。这一叙述逻辑的存在，将作者褒贬的情感态度清晰地传达出来。另《春秋》叙事以简为主，上引小说作品也同样这样。在它们故事叙述中，作家既未有对故事发生环境的着意描写，也未有对主人公心理的生动刻画，更未有对诗、词的引用。作者只是以某件事情为中心，对主人公的言与行给予了大致的勾勒。小说叙事的这一特征，如与后来的唐传奇相较，就不难看出其尚简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从其本质来讲，显然是对《春秋》叙事的有意借鉴。

三、以“史”为据的评论考释

在中国，“史官”建制，无代无之，相传轩辕氏时代的仓颉、沮诵，即已“实居其职”。三代时期，史官建制更为丰富，以《周官》《礼记》所记来看，其时“史职”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太史掌管国家六典，小史掌管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代建国，不仅专设兰台之职以为著述之所，并将《诗》《书》《礼》《易》《春秋》立于学官、奉为“五经”，史书价值得到进一步提高。

小说与史传同属叙事文学范畴，在“史籍”地位日益重要的权力话语推动下，被排斥于九家之外的小说，通过依附于大道的“史”，以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可靠论证，自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唐前的小说评论，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途径。干宝本身为史学家，曾“以尚书郎领国史”。其所编撰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显然是以“史笔”来书写的。在该书创作中，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实状况，干宝诚惶诚恐，于序言中以“史”自辩云：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8]19

在干宝看来：自己编纂《搜神记》，主要来源于对典籍记载中相关故事的撷取，并非自己耳闻目睹，因而失实之处在所不免；史书作为国家方册，两说之处不乏其见，可见闻见之难，自古而然，国家不因此而废弃史传编纂，是因为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自己编纂《搜神记》，如对古事记载有失实之处，则非自己个人过错，若对近世之事记载有虚错之处，则愿与先贤前儒一样承受人们的批评。在这样的阐释中，我们不难看出干宝以史为据，为自己小说可能的“失实”提供辩护的努力。

这样的努力同样体现于晋代郭璞对《山海经》的校注。内容上，该书主要以山川里道记载为主，《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兢子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杂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竝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12]1205

对这样一部“百不一真”的作品，晋郭璞为其作注时，以史为据，论述其所记为真云：

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穆王西征见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锦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遂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锺山之岭，玩帝者之宝，勒石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艳草奇鸟怪兽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烛银之宝，归而殖养之于中国。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盗骊，左骖騄耳，造父为御，奔戎为右，万里长骛，以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轹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穷欢极娱，然后旋归。案《史记》说穆王得盗骊、騄耳、骅骝之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亦与《竹书》同。《左传》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竹书》所载，则是其事也。而谯周之徒，足为通识瑰儒，而雅不平此，验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马迁叙《大宛传》亦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征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13]

在此论证中，郭璞以新出土的历史文献《竹书》及《穆天子传》为据，对时人以《山海经》所记“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的怀疑给予澄清，说明该作品的记实特征。

事实上，以“史”为据的评论考释，在唐前小说批评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此不再赘。

题材内容上对“史”拾遗补阙，观念笔法上与“史”相近，评论考释中以“史”为据，小说创作与评论的上述表现，使小说创作体现出浓郁的“补史”特征，使小说与“史”表现出明显的“家族相似性”特征。这些特征的浓郁，一方面使人们对小说作品的文类归属实难界定，此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感慨云：“案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12]1204另一方面也使小说虚构、娱乐本质特征难以获得充分发展，小说文体属性不够十分明朗。小说只有摆脱了对“史”的归依，才能使本身文体特征与存在价值获得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