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山东历城人。清朝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后入四库馆编纂《四库全书》，“博洽贯通，为时推许”①徐世昌等.清儒学案（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3998.，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等多种重要文献。他一生嗜书如命，筑贷书园，积书十万卷，并对世人开放；倡“儒藏说”②（清）周永年.儒藏说.山东藏书家史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386-389.，主张建立“儒藏”，保存典籍以嘉惠士林。关于其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以及他的文献学和图书馆学思想，已有学者撰文论述③张学军.周永年对《四库全书》的贡献［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02-104.田建良.周永年《儒藏说》及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图书馆学刊，2005（5）：33-34.刘伟，马曼丽.周永年交游及其文献学思想考略［J］.新世纪图书馆，2009（4）：53-55.。然而，学者对周永年的方志学理论及实践却鲜有提及。本文结合周永年纂修《乾隆历城县志》《乾隆东昌府志》和《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的经历，考察其对方志学的贡献。

一、三志基本情况

《乾隆历城县志》五十卷首一卷，胡德琳纂修，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该志“丁亥春开局始事，三易寒暑……其书方籍手告成”，可见，该志实修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大致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修成。《乾隆历城县志》卷首为圣制、宸翰，县志图，下分列总纪二，地域考三，水考四，建置考四，古迹考五，艺文考四，金石考三，封建表一，职官表一，选举表四，袭爵表一，敕封表一，宦绩录一，列传十四，杂缀二。梁启超认为此志“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足可称道④梁启超.粱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581-4582.。

《乾隆东昌府志》五十卷首一卷，胡德琳总裁，周永年等纂修，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该志篆修工作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上承万历《东昌府志》，历时两年，数易其稿，至三十九年（1774）修成，四十二年（1777）付梓印行。该志卷前为图考，卷首圣制、宸翰，下分别是总纪三，山水二，户赋三，地域五，建制七，古迹三，经籍一，金石二，封建一，职官五，选举三，宦绩三，列传十二，遗文一，遗诗一，杂缀一。该志体例颇为人称道，公认为清代方志中的佳作。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三十四卷首一卷，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该志由胡德琳开局修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后胡氏离任，蓝应桂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续成之，并付梓刻印①（清）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王道亨序[Z］.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该志卷前为图，卷首圣制，下分别是纪年一，舆地五，建置四，古迹七，封建一，职官一，选举一，宦绩二，人物六，列女二，艺文拾遗三，杂缀一。

以上三志，均由胡德琳纂修，周永年纂辑。其中，内容的取舍，体例的安排，都有一脉相承之势。是我们探讨周永年方志思想的基本史料。

二、周永年的方志观

周永年的方志观，是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在亲力亲为的修志实践活动中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进一步指导着自身的修志实践。他的修志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圣制、宸翰置于卷首，皇权至上

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文人，周永年的皇权观念根深蒂固。圣制、宸翰，即帝王所作并流传下来的文字，具体到三志来讲就是帝王所作的赋、诗文等。《乾隆历城县志》凡例云“自古胜地名区，文人学士游踪不乏而帝王之宸翰则不易得”，故“恭录卷首，以别于历代臣公之作，而列圣宸翰之在境内者，亦备载焉”②（清）胡德琳，纂修，（清）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乾隆历城县志·凡例［Z］.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该志收录清世祖、圣祖、世宗、高宗所作碑文、刻石文字多条。《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凡例亦云：“恭惟圣祖仁皇帝。今上皇帝数次巡幸所得圣制独多，洵足为山川生色，俱敬录卷首，而碑版赐额联句亦备载焉”③（清）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凡例［Z］.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该志收录多条高宗所作诗文、碑刻文字。《乾隆东昌府志》虽无具体对圣制、宸翰的说明，但也毫不犹豫的将其置于卷首，收录清圣祖、高宗所作赋、诗文多条。帝王所作文字，有时虽价值不高，但皆因是帝王所作，为表示对皇权的尊敬，冠于全书之首，皇权至上的思想可见一斑。这也是文字狱横行时代，知识分子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向皇权示好的重要手段。同时，在这里也体现出清朝官府对地方志编纂的严密控制和审查。三部县志皆是由胡德琳主政该县时所纂修，作为清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他必须要保证州县志体现出对皇权的最高敬意。

（二）总纪、纪年置于卷前，以编年方式记录历史事件

周永年非常重视大事记的重要性，主张志体宜将按年编排的总纪或者纪年置于志书前面，简明扼要的记述地方发生的大事。《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凡例云：“山左《安邱志》最为有名，前有总纪一卷，今仿其例，先之以纪年，一州之大事皆为提纲挈领。”④（清）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凡例［Z］.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乾隆历城县志》卷一为总纪，“爰论次依古以来之大事着于篇”⑤（清）胡德琳，纂修，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乾隆历城县志·卷一总纪［Z］.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乾隆东昌府志》亦是卷一至三先列总纪三卷，按朝代编年顺序序列值得记载之事，后面才是舆地、建制等内容。周永年在方志编纂过程中，注重按年编排大事记的内容，充分展现了他修志过程中良好的大局观。与下面将要谈到的效法纪传体编纂志书思想相结合，是编年与纪传有机结合的典范。

（三）经籍（艺文）、金石、遗文、遗诗严格区分，彰显目录学功用

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方志等，都有将图书典籍，汇编成目录的习惯，谓之“艺文志”或“经籍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乾隆江南通志》等，多是收录图书典籍。方志中有的也将金石、诗文、奏疏等收录，亦多称“艺文”，如《雍正江西通志》《乾隆潮州府志》《道光遵义府志》等。艺文（经籍）志的编纂，章学诚主张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自序1.之用，然后世方志多有将金石、诗文、奏疏等收入其中，使艺文（经籍）志的本义尽失。周永年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主张经籍（艺文）、金石、遗文、遗诗严格区分，不应混为一谈。“旧志有艺文纪变采异三目，今依范氏吴郡志之例，其诗文之有关掌故者，附于各门，而本郡历代著述已别为经籍一门，其有无所附丽而又不可不载者，列着遗文遗诗各一卷，至若稗官绪论有裨考据，亦列杂缀一门”②（清）胡德琳，总裁，周永年，等，纂修.乾隆东昌府志·凡例［Z］.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周永年在《乾隆历城县志》中也指出：“古书多取赋诗杂文为艺文志，既乖古法，复令览者病其繁芜”③（清）胡德琳，纂修，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乾隆历城县志·凡例［Z］.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而是采取将其“分隶各门”之法。在《乾隆济宁直隶州志》中，周永年对图书、诗文等的安排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把图书典籍“分见各类”“有不尽者别为拾遗”④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三十一艺文拾遗上［Z］.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这样，艺文志仅录经史子集等图书典籍，更能彰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功能。

（四）死后盖棺论定，不为生者立传

关于为生人立传，《乾隆历城县志》给出了严厉的批评，“近志多为生者立传，于义法为舛矣”，对于王敷彝“官评去后而定，乡评没后而定，其秩官现任及士大夫宦游家食者虽贤，姑俟异日”⑤（清）胡德琳，总裁，周永年，等，纂修.乾隆东昌府志·凡例［Z］.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的说法表示赞同。在《乾隆东昌府志》中，周永年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人品之贤否，居官之循良，论定总在身后，且志传主于表扬美盛，使其人尚在仕籍，安知不以为贡谀耶？故宦绩、列传以存殁为断，惟列女则以旌表采访为凭”。⑥（清）胡德琳，总裁，周永年，等，纂修.乾隆东昌府志·凡例［Z］.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唯一可以例外的就是列女，立传不以生死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受到“旌表采访”作为凭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也是这种意见，凡例云：“宦绩之循良，人品之纯粹，日久自有定论，故不为生者立传，惟节妇不在此例。”⑦（清）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凡例［Z］.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杨卓轩先生将清代地方志中列女群的主要类型归结为“节妇、烈妇与贞女”⑧杨卓轩.以清代地方志为载体对列女构成及其贞节观的研究［J］.沧桑，2014（1）：17.三种，为表彰这些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守节妇女，清朝各级政府通力配合，大加宣扬。据郭松义先生的研究，从清初到后来的皇帝，陆续扩大了表彰的范围，但仍有很多符合条件者被拒之门外。⑨郭松义.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J］.浙江社会科学，2001（1）：124-132.可见，在清代，列女受到旌表并非易事，一定是事迹突出者才能得到此等“荣誉”。而一旦受到旌表，就成为了所有妇女的模范，很少会在生前做出不合礼数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到旌表的列女，已经盖棺论定，生前自可立传。古来方志学家，不为生者立传的原则却多不适用于列女，可见封建社会对妇女守节控制之严。

（五）纪传体修志，图、表、考（志）、传、录五种体裁并行

对于方志的编修体裁，周永年主张效法纪传体⑩它首创于《史记》，分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汉书》继之，并改书为志，取消世家编入列传。后历代正史皆因之。史书的写法，并加以适当发展，采取图、表、考（志）、传、录五种体裁。其中，图乃志书的特色，直观形象，不可或缺。章学诚对此曾有精彩论述，“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于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图之要义,所以更甚于表也。古人口耳之学,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贵其心领而神会也。至于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擿埴矣”。①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31-732.表，由谱发展而来，《史通·表历》云：“盖谱之建名,起于周氏。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②张振珮.史通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55.它具有用较少的语言囊括众多信息的优势，备受史家青睐。《历城县志》设有封建表一，职官表一，选举表四，袭爵表一，敕封表一，文字简介，表格达意；《东昌府志》设有职官五，选举三，《济宁直隶州志》设有封建一，职官一，选举一，虽无表之形，实有表之实。考（志）、传是志书的主体部分，《历城县志》计有地域考三，水考四，建置考四，古迹考五，艺文考四，金石考三，《东昌府志》计有山水二，户赋三，地域五，建制七，古迹三，经籍一，金石二，《济宁直隶州志》计有舆地五，建置四，古迹七，均为考（志）体；《历城县志》设有列传十四，《东昌府志》设有列传十二，《济宁直隶州志》设有列传十。录，即附录，节选无法编入图、表、考（志）、传的内容。《历城县志》设有杂缀二，《东昌府志》设有遗文一，遗诗一，杂缀一，《济宁直隶州志》设有艺文拾遗三，杂缀一，它们虽无录之名称，但具有录的性质，属录的范畴。五种体裁有机配合，便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纪传体地方志书。

（六）重在纂辑，不寓褒贬

周永年认为，最大限度的占有原始资料是纂辑志书的前提和基础。胡德琳描述《历城县志》纂修过程时说说：“凡历代掌故，风土之记，寰宇之志，及直省通志，名人总集，下逮稗官小记，无不搜罗；金石之文消泐残卷，无不抉剔；山川之脉络、沟渠之分并，皆亲至其地，综览而条析之。虽不敢谓毫发无遗憾而订误者十之三，补缺者十之五”“详而不失之芜，核而不失之凿”③（清）胡德琳，纂修，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乾隆历城县志·胡德琳序［Z］.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王亶望也在《东昌府志》序中指出：“凡属风土之记，金石之文，以及子史别集，搜决无不遍”“其体大，其思精，其考事详以覈，而其发例简以严”。④（清）胡德琳，总裁，周永年，等，纂修.乾隆东昌府志·王亶望序［Z］.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可见，二志的纂辑，周永年等编纂者用功甚勤，既搜集纸本文字资料，也不放过实地考察采访所得金石、传说资料，最大程度上汇聚了二志编纂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搜罗完毕，如何对材料进行剪辑利用，周氏的观点是重在纂辑，不寓褒贬。《历城县志》凡例指出，“各史有传者，皆录其全文”“其别书所载有出于史传外者，并叙入。或本传太长，间为删节，或用节本”“总纪无取繁冗，而灾详赈恤既不见于别门，则不妨谶悉其月日，或详或略，一扔所抄之书，非能寓褒贬也”。⑤（清）胡德琳，纂修，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乾隆历城县志·凡例［Z］.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周永年在《济宁直隶州志》中指出，关于丁赋，“府志所编有互异者，亦两存以备后人之考据”⑥（清）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等，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凡例［Z］.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事实求是的态度可见一斑。

（七）重视考据，不著虚辞

周永年作为乾嘉考据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该派所主张的“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原则也深深浸透到其方志学的编纂过程中。关于《乾隆历城县志》总的原则，周永年主张宜仿朱彝尊《日下旧闻》，“所钞群书皆分注予下”，无一字不著来历。其所引资料，“或略加引括者，则曰‘见’；或曰据其未见原书，而抄自他书者，亦曰‘见’；至后来人物为前人之书所未及者，则书采访诸君之名氏。既与古人之书相配，且以见取舍之出于公论也”。⑦（清）胡德琳，总裁，周永年，等，纂修.乾隆东昌府志·王亶望序［Z］.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关于星野地域“皆详考而后析之”⑧（清）胡德琳，总裁，周永年，等，纂修.乾隆东昌府志·王亶望序［Z］.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关于地理，因多讹误，故多加“详细辩于给条下”。徐绩云：《历城县志》“金石考详审精核，可与欧赵诸家所录并传；艺文考略述篇目大指而不列其文，文之有关国故者则散见于地域、建制、山川、古迹诸篇，尤为不诡于历代史家之法。其于户口、田赋兼列往代之额与一切吏牍之文，则陆清献为灵寿志书遗意皆为不苟”“其叙列山水条理井然，一洗近代志书之陋，而其网罗之博，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①（清）胡德琳，纂修，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乾隆历城县志·徐绩序［Z］.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梁启超评价《历城县志》说：“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②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粱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583.。对于志书中的名宦人物，周永年强调“凡名宦人物之传之见于史者，并以史传为主而以志参之。史无者，则用旧志。旧志无而见于他书，则注其出处，以示征信”。③（清）胡德琳，纂修，周永年，李文藻，等，纂辑.乾隆历城县志·徐绩序［Z］.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这种一切以文献记载为修志基础的做法，直接体现了周氏无证不信、不著虚辞的科学态度。

三、结语

作为一代文献学家和藏书家，周永年在校勘《永乐大典》，倡导“儒藏说”，聚书藏书并对外开放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同时，周永年又是一位重视乡邦文献的方志纂修实践家。他注意吸取前人经验，又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用自己的方志观念指导志书纂修，修成历城、东昌、济宁三志。通过总结周永年的方志纂修实践和思想，有利于我们对周永年进行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研究，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