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炯

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论民粹主义的理性》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民粹主义”这个几乎无法定义的术语。在他看来，既有研究要么忽视民粹主义，要么只是作为一种现象来分析，除了诉诸道德谴责，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推进，因为我们仍然不清楚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因而，要得出不同以往的新结论，就需要与先前的分析范式划界。这一划界首先需要确定：分析民粹主义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如果按照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把“团体(group)”作为分析单位，那么民粹主义就被当作一个既定团体的动员形式或意识形态，抑或是组成团体的方式。但组成团体的方式不止民粹主义一种，总会有其它的社会逻辑使得不同于民粹主义的认同类型存在。所以，对民粹主义接合实践的标准的再定位，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比团体更小的单位。拉克劳选择了“社会要求(social demand)”，正是看中“demand”在英语中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既可表示一种“需求(request)”，也可表示一种“主张(claim)”。他认为可以在“需求”到“主张”的变化中捕捉到“民粹主义”的三个结构性维度的缩影：“多元要求统一于等同链条(equivalential chain)；把社会一分为二的内在分野(internal frontier)结构；等同链条通过建构大众认同(popular identity)而得到巩固。”*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77.

一、等同链条：从民主要求到大众要求

拉克劳首先设想民粹主义的原初状态，分析这些相互分离的要求如何出现，以及它们是怎样接合起来的。在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区里有一大群农村移民，他们希望地方政府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此时的要求只是需求，一旦要求满足了，这个事就结束了。但如果没有满足，那么他们可能会开始逐渐意识到其它一些同样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如医疗、教育等。如果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僵持不下，那么这些要求将会聚集起来，而既定的制度系统将愈发无力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之所以是不同的方式，是因为这些要求实际上互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解。一种等同在这些要求之间建立起来。我们能很自然地预想到结果：“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干预解决，那么制度系统与人民的分歧将会越来越深。”*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74.

按照拉克劳的观点，这些原本相互分离的、未满足的“民主要求(democratic demand)”*为什么拉克劳要用“民主的”来称呼这些要求，而不是“特殊的(specific)”或“分离的(isolated)”？他在书中第四章的附录专门作了解释。这里的“democratic”不与某个特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关，它只是描述性的，表示要求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且这些要求的出现以某种排除或匮乏为前提。参见Ernesto Laclau, Why Call Some Demand “Democratic”? ;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p.125-128.，通过接合进等同链条中，转变为更广泛的“大众要求(popular demand)”。正是这些大众要求开始建构“人民(people)”这一潜在的历史行动者。拉克劳认为这是最原初的民粹主义结构，从中不难发现民粹主义产生的三个前提，其中前两个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内在的对抗分野分离了人民与权力；第二，这些要求的等同地接合使“人民”得以出现。还有第三个前提，它只有在政治动员达到较高层次时才会真正出现，即这些要求被统一到一个稳定的意指(signification)体系里，即形成统一符号。链接诸要求的等同链条要想得到巩固，只有通过链条的不断延展和寻求符号的统一。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小范围的地区暴动没有取得大革命时期暴动那样的成效。因为要求的等同链条没有延伸到其它社会成员的要求，没有把其它要求接合到等同链条中。等同链条越延伸，进入这个结构中的链接(link)就越混杂。乔治·鲁德(George Rudé)在分析群体暴动时写道：“群体之所以成为暴民是以下因素的混合：饥饿和恐惧、强烈的社会不满、渴望立即改革、想要摧毁一个敌人或呼唤一个英雄，等等。不可能是其中哪一个在唱独角戏。”*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1730-1848) , New York-London-Sydney: John Wiley & Sons,1964, p.217.等同链条是形成大众要求的前提，也是民粹主义出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它总是试图不断地接合那些未满足的民主要求，以实现自身的充分延展。

二、构建社会：等同与差异的博弈

如果说大众要求的构成以多元民主要求的等同为前提，那么相互分离的民主要求则面对着这一等同化的过程。但民主要求的分离并非绝对，如果一个要求没有进入到与其它要求的等同关系中，那是因为这个要求已经被满足了。这个已满足的要求不再是分离的，而是被印刻在一个制度性的或差异的总体(totality)中。所以，可能有两种“社会(the social)”构造：一是社会中相互链接的特殊性之间仅仅是差异的；二是社会部分地接受特殊性的差异，但重点在这些等同的差异之间的共同点。拉克劳称前者为差异逻辑，后者为等同逻辑。自然地，我们会认为民粹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差异逻辑的消退和等同逻辑的延伸。这确实对很多情况是适用的，但未免太过简单化。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不是等同与差异的“零和博弈”*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因此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甚至差异和等同不得不相互照应。但这如何可能呢？

对此，拉克劳如此解释：例如，在以福利国家为最终视域的社会中，差异逻辑被认为是建构社会的唯一合法路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要求互不相同，社会始终无法实现总体化。事实上，在建立这个社会时遇到的那些阻碍(如个体无止境的贪婪、不断扩张的利益等)会强迫社会的拥趸去认同敌人，同时再引入一种建立在等同逻辑之上的社会分离话语。如此，聚集在保卫国家周围的集体主体就出现了。等同逻辑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首先，等同不试图消除差异。在零和博弈的例子中，因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要求消解了，等同随之建立起来。实际上，差异会继续存在于等同之中，作为后者的基础并维持它们之间的张力。法国大革命的复杂历史就体现了这一张力：“控制国家的人不屈服于工人的要求，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而工人任何时候都无法自治到可以抛弃革命阵营的程度。”*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0.所以，“等同和差异虽然在根本上无法一致，但它们同时作为建构社会的前提条件，依然彼此互相需要。社会不过处在它们之间无法化约的张力的中心”*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0.。

等同与差异的博弈对民粹主义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拉克劳认为，一方面所有社会认同的建构都建立在差异与等同的相遇点之上，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的“总体化(totalization)”需要以一个差异的要素表达一个不可能的整体，所以在社会中存在着根本的不平衡。一个特定的认同将从整个差异的领域中被选中，成为它总体化功能的化身。正如在民粹主义的总体化语境里，“人民”不是作为共同体的总体，而是作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它希望被当作唯一合法的总体。拉克劳认为回到“人民”的古典术语能使这一区别变得明朗：“people”可以是“populus(人民)”，也可以是“plebs(庶民)”。*“人民”是政治学和哲学中最难理解且意思最含糊的术语之一，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演变，通常无法确定到底“人民”是指所有国民的全体，还是指国民中的普通百姓。如在罗马共和国前期，populus(人民)与plebs(庶民)是有区别的，populus还包括贵族。虽然绝大多数公民都是plebs，但populus往往用来指称贵族，而不是plebs。那时的共和国实际上只是贵族以“populus”的名义运作的政治体制。在拉克劳对这两个词的使用上，我们姑且接受一个不严谨的区分：populus指向作为整体的人民，是一种虚幻的、缺席的完满；plebs指向作为部分的人民，是真实在场的部分。对“人民”概念的讨论，可参见[意]阿甘本：《什么是人民？》，《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法]巴迪欧：《“人民”一词用法的24个笔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ef2b20102vopw.html；蓝江：《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理论探讨》2016年第4期；吴冠军：《“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群众路线”》，《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在制度主义的总体化话语中，这个区别只是同质化空间中的一种差异，“populus”和“plebs”不是一种对抗关系。但民粹主义的“人民”意味着更多：“plebs”宣称它是唯一合法的“populus”，是一个想要作为共同体的总体来发挥作用的部分。*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2.所以，在共同体的空间里将发生“plebs”与“populus”的激进划界。共同体中对权力的反抗非常活跃，它需要得到大众要求的链条中所有链接的认同，而这一认同的原则就是围绕一个共同的标准，把所有那些相互差异的主张具体化为一个肯定的符号表达。至此，拉克劳认为确定民粹主义的“等同链条”只是第一步，民粹主义还需要因社会的内在分野而产生的对抗。

三、内在分野：对抗而非差异

内在的对抗分野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但如果从一个阵营走向另一个阵营，那么面对的是差异关系，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并非是真正激进的。拉克劳认为，分歧的激进性意味着它在概念上不可表达。如果完全以纯粹概念化的意义来重组事件发生的序列，那么必然无法形成对抗性的分歧，而且冲突将表现为一个完全附庸于理性过程的现象。“在人民表现对抗关系的方式与对抗关系的真正意义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4.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contradiction)”完全无法把握处于危机关头的社会对抗。矛盾是辩证序列的一部分，它完全能被概念地把握。如果对抗是构成性的，那么对抗的力量就表现为一种外在性，而不像矛盾那样内在于概念的、辩证的序列中。所以对抗可以被克服，但不能被辩证地回溯。这一构成性的对抗，抑或说这一激进的分野，需要一个“断裂的(broken)”空间。为什么？拉克劳对“断裂”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断裂的第一个也是根本的维度是“缺乏(lack)”，即在协调统一的社会中出现“缺口(gap)”。从缺口出发看不到共同体的“完满(fulness)”，而“‘人民’的建构将试图赋予那个缺席的完满以一个名称(name)”*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5.。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这种最原初的缺口，那么就不可能会有对抗、分野以至最后有“人民”。有“缺乏”才可能有“要求”，“要求”所要求的正是缺乏的东西。

第二个维度是“凝缩作用(condensation)”。拉克劳在此借用了弗洛伊德在释梦时使用的概念。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梦”的解释里，“凝缩”指的是以简单的图像来表达大量复杂的意义，即梦的隐意被浓缩到一个个简单的图像中，这些图像都是记忆中的梦的显意。“研究者在比较梦的显意与隐意时，首先会注意到，梦中进行了大量的凝缩工作。梦的显意通常简洁、贫乏、紧凑，相比之下梦的隐意却冗长而丰富。梦的显意假如可以写在半页纸上，对于隐意的分析就会需要6倍、8倍甚至12倍的篇幅。”*[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方厚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61页。将“凝缩”移置到政治语境将意味着，划分社会阵营的前提是出现一些凝缩了整个对抗性阵营意义的“能指(signifiers)”*“能指(signifer)”与“所指(signified)”是索绪尔语言学创造的术语。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的要素是符号(sign)，符号又分为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能指和所指结合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号。大致而言，能指是符号的音象(sound-image)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心理印迹，并不是指物理的音象和有形可见的符号；所指是符号的音象所代表的意义。。对敌对力量往往会形成诸如“政权”“寡头”“统治阶级”等能指，对被压迫者则会形成诸如“人民”“民族”“沉默的大多数”等能指。拉克劳认为在这个凝缩过程中不得不区分两方面：“一面是话语地构成社会分离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角色；另一面是在特定环境中扮演这一角色的‘本体的(ontic)’内容。”*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7.这一区分很关键，因为“本体的”内容可能在某一阶段耗尽了自己扮演“本体论”角色的能力，但对这一角色的需要仍然存在。鉴于“本体的”内容和“本体论的”功能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本体论的”功能可能被一个完全相反的政治符号能指表现出来。

第三个维度是在那些业已成为“大众的”复杂要求中等同与差异的张力。等同链条中任何一个民主要求的印记(inscription)都是一个混杂的“诅咒(blessing)”*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8.“blessing”是拉克劳使用的反语。。一方面，这个印记给予这一要求以有形的存在，使其不再是一个漂浮的、暂时的存在，话语的、制度的集合确保它能长期幸存(survival)。另一方面，“人民”有其运动规律，无法保证这些规律一定会牺牲那些个体民主要求中的需求。拉克劳认为“民主要求”像刺猬一样，分开会感觉寒冷，靠近取暖又会伤害彼此。这个冷暖拘束发生的区域并非风平浪静，它开始有它自己的要求。往往在等同与差异的接合中会发生真实、极端的可能：在统治系统里，每个个体要求被当作差异的要求被消化吸收了，随之而来的是它与其它要求的等同链条也瓦解了。“民粹主义的命运与政治分野的命运密切相关；如果这一分野不存在了，那么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民’也解体了。”*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9.以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为例。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改革激起民众的暴力反抗，宪章派的反国家话语显然是激励和融合社会抗议的理想话语。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即国家以更人道的合法途径解决人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等诉求，也愈发认识到政治权力不应干涉市场力量。等同的联系松弛下来，大众要求逐渐分解为多元的民主要求。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不再是两个对抗集团之间的事，而是愈发成为一个在更大的社会层面协商解决差异要求的问题”*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2.。所以当工人阶级再度出现时，他们会发现与直接碰撞国家相比，与国家协商谈判能更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具体要求。

因而，“如果等同的关系没有具体化(crystallize)为确定的话语认同，那么这种等同仍然给人以不确定的结合感。”*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3.具体化之后的话语认同不是把“民主要求”表达为“等同的(equivalent)”，而是表达为“等同链接(equivalential link)”。所以，在拉克劳看来，“具体化”是建构民粹主义之“人民”的关键，其实现离不开大众认同的建构。

四、大众认同：“空洞能指”的生产

回到“‘plebs’作为‘populus’这一总体来表现自身”*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3.这一观点。拉克劳认为这一说法蕴涵两层意思：一是“populus”是一个集合社会关系的虚构总体；二是“plebs”希望创构一个真正普遍的“populus”，“plebs”作为一个确定的特殊性，以一个理想化的总体“populus”来认同自身。在这个认同作用里，多元的等同链接通过围绕大众认同的凝缩而成为“奇异点(singularity)”*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4.。凝缩过程的原材料显然只有特殊的个体要求，如果等同链接要在个体要求之间建立，就必须建构一种大众认同。拉克劳指出把握大众认同建构的关键在于：

第一，大众认同具体成为的那个要求是内在分离的。一方面，它仍是一个特殊的要求；另一方面，其特殊性指向一些与它自身相当不同的东西，即指向等同要求的整个链条。它既是特殊的要求，又成为更普遍的能指。这一更普遍的意义必然传导到链条的其它链接上，因此整个链条可能分离成“要求的特殊性(particularism)”与“要求在链条中的印刻所赋予的大众意义(popular signification)”。这两部分的张力表现为：“一个要求越虚弱无力，它就越依赖于它结构中的大众印刻；反之亦然，这个要求在话语上和法理上越自主，它就越不依赖等同接合。”*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5.这个依赖关系的断裂将导致大众阵营的解体，就像19世纪英国的情况。

第二，大众认同与“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s)”*拉克劳对“空洞能指”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Ernesto Laclau, 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 ；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1997, pp.36-46.的生产。任何大众认同都需要围绕一些能指(如文字、图像)凝缩，这些能指指向整个等同链条。这一链条越长，这些能指离它们最初的特殊要求就越远。也就是说，链条表达相对普遍性的功能将战胜它表达特殊主张的功能。大众认同从等同链条的一个外延点开始愈发丰富，但是它自身的内涵愈发贫乏，因为它为了囊括那些几乎完全异质的社会要求，不得不把那些特殊的内容从自身中驱逐出去，“大众认同作为一个部分的空洞能指在起作用”*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6.。“空洞能指”指的是在意义系统里有一块不可表达的构成性空间，这是作为主体的“我”可能意指的空洞，是在意义中的“空无(void)”*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05.。好比“0”意味着没有数字，但为了给这个数字的缺席命名，我们称之为“0”。“0”虽然是一个数字，但它指涉的不是“数字”，而是数字的“缺席(absent)”。所以“空洞能指”自身是空洞的，它放逐了它的本意，却包含其它可能的各种意义。拉克劳强调，不要将“空洞(emptiness)”与“抽象(abstraction)”混为一谈，即不要把大众符号表达的共同特征当作最终的肯定特征。在等同的关系里，这些要求不分享肯定的东西，事实上它们全都没有得到满足。以“正义”“平等”“自由”等术语为例，拉克劳认为试图给这些术语以肯定的定义、赋予其概念化的内容是徒劳的，因为它们的语义学角色不在于表达任何肯定的内容，而在于作为一种完满的名称发挥作用；但这一完满是持续缺席的，即必须有“不正义”“不平等”“不自由”存在，“正义”“平等”“自由”才有意义。这些术语只是赋予一种缺失的完满以一个“名称”，而没有概念性的内容，“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一个空洞的术语”*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7.。

通过上述讨论，回到民粹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将会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答案：

第一，民粹主义术语(更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的符号)为何是“含糊不清(imprecision)”和“暧昧不明(vagueness)”的？往往因为这些特点，很多研究者并不认为这些符号是重要的，因为民粹主义包含许多不同的政治现象，这些政治现象可能基于不同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不可避免是含糊与暧昧的。但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的符号表达了民主要求，它无法还原为它所表达的东西。当然，在地区斗争中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彼时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要求和我们要对抗的敌人。一旦试图通过接合其它更多的要求，以建构更大的大众认同和树立更全面的敌人，会立马发现诸如此类是难以确定的。随着“空洞能指”的生产，符号驱逐了它自身的特殊意义。“含糊不清”和“暧昧不明”不是由于民粹主义发生的境遇不同，而更应看作是“空洞能指”的表达，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大众认同的建构。如果忽视这些民粹主义的符号，将无法理解大众认同，民粹主义的结构也将是不完整的。

第二，领袖为什么占据中心位置？最常见的解释是“暗示(suggestion)”、“操纵(manipulation)”或两者的结合，这是群体理论家曾使用的范畴并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就算接受这些解释，能被解释的也只是领袖的主观意向，至于为什么“操纵”可以成功，则仍然不明确。拉克劳认为，在大众认同的结构中已经暗示了领袖的关键作用，但这一暗示难以察觉。“大众符号(或大众认同)作为印刻的表面(surface of inscription)，它不是消极地表现印刻在其中的东西，而是通过这个表现的过程创构它所表现的东西。”*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9.如果大众符号只是表现那些印刻其中的东西，那么无论话语的或霸权的结构怎样统一，它总是处在为总体命名之前。如果大众符号通过表现的过程来创构它所表现的东西，那么这种统一就从概念化的秩序变为“名义上的(nominal)”即有名无实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那些通过名称来保持异质要素相互等同的诸集合，成为一系列的“奇异点”。一个社会越无法通过内在的差异机制保持协调一致，它就越依赖于这个“点”。奇异点的极端形式是个体形式，所以会有这样一层推进关系：“等同逻辑导致奇异点，奇异点使那个统一团体与领袖之名的认同作用发生。”*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00.在这一意义上，领袖的中心位置只是一种表象，甚至可能是一种假象。这可以看作是群体对领袖的认同，但按照拉克劳的思路，这其实是群体对领袖名称的认同。有克里斯玛型领袖个体存在的民粹主义其实是一种极端形式，真正决定民粹主义之所以然的中心不在于领袖，而在于那个作为奇异点发挥作用的“名称”存在。

五、结语：作为政治逻辑的民粹主义

拉克劳认为，理解民粹主义时，“不是在理解一类有着特殊社会基础和特殊意识形态导向的运动，而是在理解一种政治逻辑”*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17.。他把社会逻辑当作一个满是规则的体系，这个体系划出一片视域，其中一些对象是可表达的，其它则被排除在外。但政治逻辑不同：“社会逻辑遵循规则，而政治逻辑则与社会制度有关。不过这一制度不是一个任意武断的政法秩序，而是产生于社会要求之外、又内在于所有社会改变之中。这一改变发生在等同与差异的各种接合中，其中等同环节意味着构成全面的政治主体，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要求的多元化。这一过程转而要求建构内在的分野，并认同那些业已制度化的所谓‘其他人’。”*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17.拉克劳始终坚持他在1977年的看法，即“所有为‘民粹主义’确定内容的企图终将失败”*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 London: NLB,1977, p.143。所以他所建构和分析的“民粹主义”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等同链条”“内在分野”与“大众认同”三个维度，正是在上引政治逻辑的运演中统一起来，共同构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民粹主义”。所以，现实中这些结构无论在何时何地结合，无论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内容是什么，我们总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民粹主义存在。或许正如拉克劳所言，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逻辑，只要还有政治存在，就不可能为民粹主义的命运画上终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