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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高昌吉利”钱的年代及性质

2018-01-23吕媛媛

吐鲁番学研究 2018年1期
关键词:高昌吐鲁番钱币

吕媛媛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高昌吉利”钱共计3枚,分别重12.13、11.05、10.05克,直径平均为2.6厘米左右,穿径平均为0.8厘米左右,铜质,大而厚重,制作精良,圆形方孔,有内外廓,正面铸“高昌吉利”四字,背素面。钱文为隶书环读,字体刚正遒劲,布局匀称。“高”字下部左右直接与穿孔相连,“昌”字两日字中间的一横,都是左联右离,“利”字最具特征,其右面的“刂”中的短竖是以“丶”来代替的,这也是鉴定“高昌吉利”钱的关键之处①盛观熙:《再论“高昌吉利”钱》,《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150页。。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这3枚“高昌吉利”钱,系20世纪初日本大谷光瑞探险团在新疆吐鲁番获得的。大谷光瑞(1876—1948)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1900年去欧洲考察宗教时,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心在回程途中前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大谷探险队自1902年至1914年之间,共进行了三次探险,分别是第一次探险(1902—1904)、第二次探险(1908—1909)、第三次探险(1910—1914)。

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主要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宗主职位,大谷收集品随之分散。一部分今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一部分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还有一部分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大部分收集品在1916年被运到旅顺,寄存于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27年卖给关东厅博物馆,即今天的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这3枚“高昌吉利”钱就是大谷收集品中的珍品。

日本学者片山章雄曾在其《关于高昌吉利钱》一文中介绍过大谷探险队获得的4枚“高昌吉利”钱,他根据橘瑞超1910年末的信件“新疆通信抄”上记有“曾游时,得‘高昌吉利’铜钱一”(《新西域记》下卷,1937年,第728页)的记载,推测获得的时间为1908—1914年间,即主要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探险时获得的。①片山章雄著,于志勇译:《关于高昌吉利钱》,《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60页。这4枚中,有一枚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其余3枚现藏于旅顺博物馆。大谷探险队第二、第三次探险时,都曾在吐鲁番活动过,并掠夺了大量文物。但是,由于他们未经过专业训练,所进行的发掘也不是科学系统的发掘,所以很多文物的来源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查,只能根据后来的科学考察发掘进行比对。

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已知“高昌吉利”钱有30多枚,如果包括国内出土的、海外传世的、科学考古发掘发现的、古籍图谱记载的、中外文物和博物馆(据说中国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各收藏有10余枚,确实情况待查)、收藏家个人所收藏的“高昌吉利”钱,估计其总数量绝对不会少于50枚。②盛观熙:《再论“高昌吉利”钱》,第145页。但近来另有学者粗略统计,其数目可达100枚开外。③钱伯泉:《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吉利”的铸作时间和钱币性质》,《新疆钱币》2006年第1期,第2页。但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的目前只有3枚,一枚是1973年新疆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室发掘出土的,值得一提的是与此钱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方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的麴文姿墓志;另一枚是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发掘的唐代窖藏文物中发现的;还有一枚是2004年10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在对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墓地进行抢救发掘时于238号墓室出土的,这批墓葬时代为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上述这些“高昌吉利”钱,绝大部分都出自于新疆吐鲁番地区,即高昌故城附近。旅顺博物馆收藏的3枚,也有可能来自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东面哈拉和卓(Karakhoja)附近。关于“高昌”名称的由来,《北史》、《魏书》的《高昌传》,《旧唐书》的《地理志》等都记载地势或地形“高敞”而得名,如《北史·高昌传》载:“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周多大山……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④[唐]李延寿:《北史》卷九七《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2页。而王素先生依据敦煌出土的西汉居摄三年(公元8年)四月简牍中“就人敦煌高昌里滑护”的记载,以及英藏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残卷的记载,认为高昌最初应是自凉州敦煌县高昌里被派往西域高昌故城一带屯戍的士卒们,为表示对故里的怀念,将筑壁而居的聚居之地命名为高昌壁。⑤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2-74页。

在西汉汉武帝时,高昌是匈奴控制的车师前国的领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率众投降汉朝,汉朝统一了西域,包括车师前国旧地。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在车师前国置戊己校尉,主管屯田事宜,之后又在高昌故城一带设置高昌壁屯田。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置戊己校尉,屯驻高昌壁东约20公里的柳中,高昌壁成为保护柳中的军事性质的斥侯垒,即“高昌垒”。西晋咸和二年(327年),前凉张骏在此设置高昌郡,高昌正式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重心,之后又先后被前秦、后凉(吕氏)、北凉(段氏)、西凉、北凉(沮渠氏)所据。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攻陷高昌,以此为北凉都城,自称凉王,揭开了高昌王国时代的序幕。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柔然贵族击灭北凉沮渠氏高昌,立阚伯周为王。其后又经历了张氏、马氏两个短期政权。北魏景明二年(501年),右长史麴嘉被推为王,麴氏高昌兴起,共传十王,历时140年。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灭麴氏高昌,在此置西州,开始了唐王朝的统治。唐贞元八年(792年),吐蕃攻陷西州,之后吐蕃与回鹘对西州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最终被并入漠北回鹘汗国的控制范围。唐咸通七年(866年),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在高昌建立了王国,史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统治。

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以及足够的出土实物证明,目前关于“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铸造地点以及其性质用途等问题,史学界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但随着近年来“高昌吉利”钱面世的逐渐增多,尤其是出现了经科学系统考古发掘的“高昌吉利”钱,使这些疑问开始有了解决线索。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目前中外钱币学界大都公认其铸造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从前述三次科学考古发掘所出土的“高昌吉利”钱来看,可以肯定其铸造年代的下限为公元640年麴氏高昌王国被灭之前。至于铸造年代的上限,理论上要从高昌称王时期算起,即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攻陷高昌后开始。也就是说,“高昌吉利”钱铸造年代的大致范围在公元442至640年之间。

但从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统治高昌时期直到公元501年麴氏高昌建立的几十年间,高昌政权频繁更迭,几易其主,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更谈不上发展经济,铸造发行货币了。所以,这一时期不存在铸造“高昌吉利”钱的条件。反观麴氏高昌,立国最久,在历时九世140年中,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上丝绸之路商业贸易当时也十分繁荣,具备了铸钱的客观条件,因此铸钱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可以将“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定在高昌王朝麴嘉称王时开始,即公元501年。

但是《北史·高昌传》中记载高昌“赋税则计田亩输银钱,无者输麻布”①(唐)李延寿:《北史》卷九七《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5页。,可见当时高昌赋税主要以银钱来缴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西行求法,路经高昌,与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有过密切交往,甚至结为兄弟,玄奘临行时高昌王赠予其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②(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18~21页。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对沿途经过的阿耆尼国(即焉耆)、屈支国(即库车)等国使用的货币都有专门记述,而唯独对高昌国的货币不见记载,更无“高昌吉利”钱币的记述。③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62页。由于上述史料中都没有提到过“高昌吉利”铜钱,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在公元627年以前,即高昌延寿四年以前,高昌国的主要货币为银钱,单位为文。据考证,所谓的银钱,应该是银质的钱币,即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银币。从魏晋时期,波斯萨珊银币通过东西方商人沿丝绸之路大量进入西域境内,曾作为国际货币在西域各地通用,《隋书·食货志》载后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④(唐)魏徵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发现波斯银币约1900余枚⑤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66页。。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看,麴氏高昌国也曾使用波斯银币作为通用货币,并一直延续到唐朝初期。吐鲁番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高昌章和十三年(公元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72TAM170:9)中记载:“……十匹,故白绢卌匹,故金钱百枚,故银钱百枚……”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0页。。其中提到了金钱——东罗马金币、银钱——波斯萨珊银币,但没有提到“高昌吉利”铜钱。

可见,当时“高昌吉利”铜钱可能还没有被铸造,即便是铸造,也没有被当作流通货币使用。因此,可以把“高昌吉利”钱的铸造上限暂定在高昌延寿四年(公元627年),即铸造的年代范围在公元627—640年之间,也就是麴氏高昌末代国王麴文泰统治时期。

也有学者从钱币的文字铭文、书法风格和钱币形制上判断“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汉代以来,钱币上文字的字体大都为篆书,如“五铢”钱等。直至唐代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废五铢,发行开元通宝之后,才开始在钱文上采用隶书。而“高昌吉利”钱以模仿开元通宝,所以其铸造时间不可能早于开元通宝问世之前。②杨晓刚、倪江平:《“高昌吉利”钱之浅谈》,《新疆钱币》2005年第3期,第62页。

综上所述,虽然铸造“高昌吉利”钱的具体年代,现在无法明确地推断出来,但可以肯定其铸造并流通于麴氏高昌麴文泰统治时期,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高昌故地及其周围地区。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性质及用途,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其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钱币,具体又分为纪念币、压胜钱、随葬冥钱等;另一种认为其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流通钱币,即属于正式行用钱。

有的学者根据“高昌吉利”钱的发现数量较同时代其他钱币比相当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推断其不属于流通钱币。如王永生先生在其《“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一文中提到,“高昌吉利”钱币,大而厚重,重量基本都在十四五克左右,较同时期的“开元通宝”重2—3倍。更是同时期在库车、焉耆等地流通使用的“小铜钱”的十几倍不止;重量虽较“小铜钱”为重,但却仅有一种规格,而无等次上的区别;发现数量稀少,只有五十枚左右,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他判断“高昌吉利”钱币肯定不是行用钱,应属于纪念币性质的“吉语钱”,用于赏赐或馈赠。③

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大小,虽然比一般钱币较重、较大,但与同时期的“开元通宝”相比,并没有相差很多,如早期的“开元通宝”重量都在4克以上,钱径一般为24~25毫米,当时的波斯萨珊银币每枚平均重量为4克左右,可见大小相差不多,差别主要在重量上,这也正说明了高昌王国铸钱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粗糙落后,无法铸造出像“开元通宝”那样规整精致的小铜钱。关于其规格,如旅顺博物馆的三枚重量各不相同,可能就不属于同一规格,而且近些年来,收藏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版型的“高昌吉利”钱,可见绝不止一种规格。至于其数量,通过前文讨论过的内容可以得知,“高昌吉利”钱发行和流通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左右,而且可能仅在拥有几万人口的高昌国内流通,其数量肯定不如同时期的其他钱币多,磨损程度也不会非常严重。笔者认为不能光靠钱币大小、规格、存世的数量等来推断钱币的性质及用途。

前文提到过,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麴文姿墓和2004年10月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墓地238号墓室出土的两枚“高昌吉利”钱,出土时前者位于尸骨身下,后者位于头骨右眼部,所以有人认为其是专门用于随葬的冥钱或压胜钱。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不确切,如1966年至1969年吐鲁番清理发掘的105座墓葬中,死者口中几乎都含有波斯银币,在阿斯塔那214号、203号等古墓中都有“开元通宝”出土,而且出土的位置和519号古墓中出土“高昌吉利”钱的位置完全是一致的,可见这些流通钱币也被人们当作压胜钱而使用①杨晓刚、倪江平:《“高昌吉利”钱之浅谈》,《新疆钱币》2005年第3期,第63页。,而中原汉族用流通钱币随葬的习俗更是广为流行。所以,不能因此判定“高昌吉利”钱就是冥钱或压胜钱。

有的学者根据“高昌吉利”钱面世的逐渐增多,存在不同版式(仅以直径来说,就有22毫米至23毫米、25毫米及25毫米以上、26毫米及26毫米以上、27毫米以上),以及材质的不同,判断其具有流通币的特征②李莱清:《一枚小型“高昌吉利”钱》,《新疆钱币》2007年第3期,第46页。。而旅顺博物馆所藏3枚“高昌吉利”钱的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证明其确实不是同一批所铸造的。而且上面具有残损的痕迹,不排除是在流通过程中磨损的。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相关记载,如《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四月参军海相等五人入辛卯岁钱条记》(59TAM302:35/3):“辛卯岁钱壹文,铜钱拾肆个。高欢住伍人入。丁酉。”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4页。这里的铜钱明显是用于流通,它有可能就是“高昌吉利”钱,也可能是“开元通宝”。但是,考古发掘和出土文书都可以证明,在高昌被唐朝所灭的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之前,高昌通行的货币主要是波斯萨珊银币。即便是在唐朝统一高昌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高昌一度仍通用波斯萨珊银币而非“开元通宝”铜钱。吐鲁番阿斯塔那338号墓出土的《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西州范欢进雇人上烽契》(60TAM338:32/4-1,32/4-2):“……用银钱柒文雇前庭府卫士白憙欢用……”④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142页。。这是因为当时的“开元通宝”铜钱价值较低,运送不便,不可能在西域地区大规模地使用。所以,前面提到的铜钱不可能是“开元通宝”,很有可能就是“高昌吉利”钱。

也有学者综合上述两种意见,认为“高昌吉利”钱兼具流通钱与纪念钱币的作用。例如,钱伯泉先生在《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吉利”的铸作时间和钱币性质》一文中,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117号墓出土的推测其年代为高昌麴文泰延寿九年(公元632年)左右的《某人买葡萄园契》(69TAM117:57/2):“……壹佰步……交孔钱叁拾文……”⑤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253页。,判断其中的“孔钱”应为“高昌吉利”钱。此钱被用于买卖,显而易见属于流通钱币。另外,“高昌吉利”钱的铭文上除了“高昌”这一国号之外,还用了“吉利”二字,这与中原王朝用皇帝年号的惯例不同,在中国货币史上很少见。钱伯泉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从‘高昌吉利’的钱面文字分析,其吉祥喜庆的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尽管它是高昌王国的通行铜钱,但必定铸于特别吉祥和喜庆的事件之后”①钱伯泉:《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吉利”的铸作时间和钱币性质》,《新疆钱币》2006年第1期,第6页。,即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到长安晋见唐太宗,并请求将续嫁他的华容公主宇文氏提高为皇族身份,太宗准奏,改封为常乐公主,并赐姓李。这对高昌来说都是莫大的喜事,因此铸造发行“高昌吉利”钱以资纪念。

通过以上分析,尤其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记载,使得“高昌吉利”钱币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流通币这一观点逐渐得到明确,但仍需要更多有力的史料或文物来证明。至于其是否兼具纪念币的性质这一点也是有待于继续研究。总之,“高昌吉利”钱的铸造,表明高昌王国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同时,它又融合了西方货币的特点,是中西方文明交汇的产物,从而表明西域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吸收中西方文明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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