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

引 言

近些年来，边疆研究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2015年1月14日，由《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共同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一文中，更是将“边疆研究”列为其中之一。大体而言，当前中国边疆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异军突起，主要与三个方面的背景紧密相连：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日见活跃，自由论争的空气更加浓厚，一些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一些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工作，并吸引了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和青年学者加入其中，进而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二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与之相对应，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也被提上日程，因此之故，开展边疆研究不仅可以从理论、实践层面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智力支持，还能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为理解和认知相关边疆问题提供有益的视角与借鉴；三是随着新时代“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边疆因其特有的地缘属性，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亦正得益于上述背景性因素，中国边疆研究领域从一条寂寞幽深的小巷延展为一个百舸争流的大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边疆研究者们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开展学术探索，边疆研究成果丰硕，学术内涵及外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大体来说，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两个重大突破：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最初纯粹的近代边界研究转向历史疆域研究、边疆治理研究、边疆研究史研究，进而实现了从单一学科的边疆史地研究到跨学科的边疆研究的转变；二是研究视角呈现多样性，长久以来，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地缘主义以及该学科传统的经世情怀，边疆研究多建立在“中原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即学者们通常所说的“从中心俯瞰边疆”，其结果，“边疆”成为“中心”的附属品，作为对这一研究视角的回应，近十年来，一种从边疆看中心、从边疆看边疆的“在地化”视角因以兴盛，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般而言，在社会科学领域，随着人们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深化，新的研究领域、新的专业门类会不断增加，这种演变生动地体现了学科发展的规律。那么，伴随着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和研究问题的不断深入，中国边疆研究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可否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称为“中国边疆学”？这一问题产生于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当中，诸多学者亦尝试对该问题做一回应，并给出了肯定性的答案。本文将在汲取相关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历程进行简要梳理，并对中国边疆学学科边界、构建路径及发展趋势略作探讨。

一、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历程

在梳理中国边疆学发展历程之前，一个问题不得不予以提出：多数学者将“边疆学”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学术概念来使用，但是，“边疆学”如何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与传播等基本史实，仍然需要进行认真的考察。根据娄贵品的研究，就目前所见，作为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学”一词最早见于《殖边月刊》1933年6月号，该期杂志编辑罗列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书籍，称之为“边疆学图书一览”。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杨成志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设置边疆学系，希冀将“边疆学”建设成一门学科，然则未获批准。不过，总体来看，缘于改造边疆政治的现实需求，时人倾向于考察“边政”，遂有“边政学”之说，至于“边疆学”一词则淡出了国人的视野。①娄贵品：《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学术探索》2012年第8期。

20世纪90年代以降，源自于推动边疆研究的迫切需要，边疆研究者热衷于将他们从事的研究对象放在学术界乃至学科分类中更加尊崇的地位，于是“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被提出。1992年，邢玉林首次较为完整地探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除阐述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必要性外，还探讨了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框架及其功能。①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1997年，马大正、刘逖亦呼吁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标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认为这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并且考察了中国边疆学学科特点。②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78-279页。稍后，马大正在一篇梳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的文章中再次提出，21世纪的中国边疆学应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进行历史和现状的综合研究，“一是中国边疆研究应以中国边疆学来命名；二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三是中国边疆学要通过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全面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探求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治国安邦之策”③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3日第6版。。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研究主题的愈加深入，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日益凸显。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④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⑤马大正：《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⑥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⑦方铁：《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李国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⑧李国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邢广程《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⑨邢广程：《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周伟洲的《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⑩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等文章，都在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强调中国边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有机整体地位，认为该学科内涵十分丰富，亟应将之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进行跨学科、全方位的研究。

探讨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历程，不能不提及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引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前身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3年更为现名）的学术规划和学术贡献。自1983年成立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学科发展规划一直强调两个领域的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基础研究领域主要致力于从历史学的研究学科属性出发，着力于历代中国边疆治理、疆域构造、近代中国边界变迁、疆域理论等诸问题；应用研究则着重从维护当下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出发，使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等诸方法，开展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与区域稳定状况的调研。从中国边疆研究所30余年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演进的轨迹来看，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1994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曾有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动议，希冀以更名为起点，进一步推动单位的学术工作和学科发展。①《关于更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档案室馆藏资料。这份文件从“适应边疆新情势，推动边疆现代化建设”“与国际研究接轨，扭转我国边疆研究相对落后的局面”“拓宽研究覆盖面，促进‘中国边疆学’的兴旺”“扩大边疆研究专业队伍”“为中国边疆学权威性研究机构的建立创造条件”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更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99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年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未来十年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可归结为：“一个出发点，二个服务，三个坚持。”这其中，“一个出发点”即是“为下个世纪完成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总目标努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2005年9月）提出：“十一五”期间，边疆中心将围绕学科建设和发展来开展工作，以完善中国边疆史地学科体系为核心，努力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具体来说，有关边疆学学科的构筑工作，包括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边疆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边疆学的框架结构、边疆学的学科特点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同一时期编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论证报告》（2005年9月）“学科建设”条目指出，“十五”期间，学术界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研究持续开展，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拓展。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定位的讨论日益深化，并更加清晰；（2）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的讨论已不再停留在历史学或其他学科单一的层面，而呈现出跨学科领域的思考上。2013年，中国边疆研究所提出了“123战略”。这其中，“1”即以构建“中国边疆学”为中心，即从边疆形势和边疆研究的实际出发，通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进一步夯实构筑“中国边疆学”之基础。②本处所引中国边疆研究所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相关文献资料，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档案室。

21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进入厚积薄发的阶段，日渐成为显学，国内数所大学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③为了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设，2007年云南大学通过整合边疆问题研究、中外关系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力量，在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下自主增设了“中国边疆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四川大学、南京大学亦设立“边疆学”二级学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培养了后备力量。；一些期刊以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为使命，开设“中国边疆学”学术专栏，吸引诸多学者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当中④这其中，较为代表性的当属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专业性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中国边疆学》集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2008年第5期创出“中国边疆学”学术专栏以来，迄今已绵延九载，影响颇著。；“边疆智库”建设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⑤这其中声名颇著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西藏智库”，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西藏智库”，武汉大学“海洋与边界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协同创新中心”等。此外，各边疆省区地方社科院亦成立相关“边疆智库”，服务于边疆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此诸种种，实际上构成了边疆研究工作者们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呼吁摆脱单一的“中国边疆史地学”的束缚、倡导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基石。这一时期，一些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分别提出了“边政学”“边安学”“边防学”“边疆经济学”等不同概念，并试图构建相应的研究体系。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抑或边政学研究、边安学研究、边疆经济学研究，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研究的覆盖面过窄，难以体现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笔者看来，它们均应归属于“中国边疆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中国边疆学”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在它成长的早期，应该是只有一株笔直的树干，这就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然后，随着年轮的增长，它逐渐分成两个大树枝，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接着，伴随更多营养的摄入和滋润，两大树枝又分别生成许多丫枝，即“中国边疆史地学”“边政学”“边防学”“边安学”“边疆经济学”等诸学科分支。

二、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首先，人们关注“中国边疆学”地位问题的理由，源自于推动边疆研究的迫切需要。中国边疆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涵十分丰富，亟应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功用。

尽管30多年来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不可否认，相对于现实需求而言，边疆研究理论供给方面仍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1）伴随着传统“宗藩体系”的解体，许多周边属国自立，受“自国中心主义”之影响，领土分割与文化传统的首发权等问题也随之而来；（2）相对于边疆史地研究，边疆理论研究滞后，难以破解西方国家学术界构建的“中国的世界体系”，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威胁论”；（3）与边疆理论研究相较，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构建与学科构建，尤为显得滞后，难以诠释、破解迫在眼前的边疆地区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难以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含领海）完整等问题上取得优势话语权。

不言而喻，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外频出“中国威胁论”噪声，以眼前的正在构建中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成果，以及现有的边疆理论研究基础，实在无法阐释与解析这些课题（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恰恰涉及“话语”问题。所谓话语问题，实际是人们为表述思想的概念与范畴所构成的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代表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而导致不同的研究理念。近15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资构建边疆理论的“中国话语”。正基于此，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上乃至于影响至今的疆域观、边疆民族观，以及所谓的“中华世界秩序”下的国家观与世界观，从学理上破解“中国威胁论”流播之学理根基，呼唤着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中国边疆学的问世。

其次，边疆研究者新近热衷于坚持这样的要求：把他们从事的研究对象放在学术界，乃至学科分类中更加尊崇的地位。

以从研究传统乡村社会转向中国海洋研究的杨国桢先生为例，尽管他自己声称对于数年前学术转向的抉择无怨无悔，但他不得不承认，“脱离原有的学科主流，漂泊在多学科的边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过何处是岸的迷茫”。①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自序”，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4页。毋庸置疑，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边疆地区的多事，边疆研究曾经成为一种风尚。在这样一种趋势中，“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取得了颇为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既诞生了一些引领边疆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亦可目见，他们创出了一批较有学术影响力的边疆研究论著。但是，在当下的学术界，从事边疆问题研究的学人，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主流学科视野下的一个附庸。这种附属的地位不仅表现在从事相关主流学科研究的同行对边疆学科研究者的整体性歧视——认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由于过于浓重的政治性掩盖了其本身的学术性，更因为它是一门边缘性的、跨学科的研究门类，使得人们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本身的边界产生了困惑。

体系化的学科概念，原本为西方舶来品。自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以来，各学科间的分工越来越精细，边界越来越清晰。有论者认为，这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①王桧林：《探寻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轨迹》，《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2日。尽管学科体系的确立存在诸多弊端，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学科边界的设立，确实为人类系统性地从事知识生产提供了有效规制。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边疆学既然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同样需要为自己确立学科的边界。一个为大多数边疆研究者所接受的事实是，作为一门后起的新兴交叉边缘学科，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其在诸多交叉学科地带进行边界作业，这就要求边疆学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它不得不在多种学科之间的边界交汇处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亦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边疆学实际上是在诸多已有学科的夹缝中开拓属于自己的疆土——与一般人们意象中的边疆社会属性一样，中国边疆学在诸多学科交汇处的这种学科化的夹缝中求生存，同样也表现出一种“边疆性”。申言之，中国边疆研究的这种学科门类划分不清晰、研究边界相对模糊的现状，使得“中国边疆学”的地位相对尴尬，作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从内心里期待迎来一个转变的契机，以便让“中国边疆学”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地位。

第三个理由，乃因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现状亟须一门学科来引领。

若干年来，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者们，一直普遍地使用历史学的范围和方法，耕耘着中国边疆研究这块一亩三分地，天然的结果是，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发现自己正逐渐陷入一个自我预设的陷阱。固然，伴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使用，该领域仍然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但这不能从整体上将中国边疆研究从“贫困的状况”中拯救出来。研究者们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由于学科视野的限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领域愈来愈窄，研究的问题愈发呈现碎片化，以至于有的学术同行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前途产生了疑问：究竟如何开展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研究路在何方？

产生上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中国边疆研究正遭受着种种因理论缺失而带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之迷失。其中之一即是，边疆研究的主要职能不是用于去探索因果关系，因而它必然只能是皓首穷经地搜阅资料，提供一个大型的、孤立的数据库，充当着学术链条中最低阶段的手工匠角色。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研究范式，永远不能使得中国边疆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学科，其结果，它在研究方法上似乎永远摆脱不了相关主流学科的研究范畴，也不太可能得到那些学术共同体的重视和认可，而且，基于这种悲观的前景，实在难以吸引大批有才智者将该领域视作终生的事业。不言而喻，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者们呼吁建立中国边疆学，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没有学科的依托，意味着边缘性的边疆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系统的知识，不能进入课本、走进课堂，也就得不到基础性的传播，提升国民对于边疆历史与现状问题的认识之抱负自然不能落到实处。

三、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

目前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知识生产方式、创新能力总体略显不足，研究稍滞后于现实，大致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是宏观研究空洞化，二是微观研究碎片化。之所以出现此二弊端，乃因中国的边疆研究学界长期普遍存在着一种重实证轻理论的倾向，中国边疆学研究似乎变成了一块初加工的地毯，心灵手巧的研究者正在竭尽所能地把源于各种不同理论视角的补丁缝缀在一起。大量的中国边疆研究是基于一般的文献进行基础性的分析，阐述或梳理，且是研究者凭热情和兴趣完成的，具有很强的随机性，缺乏基本、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鉴于此，中国边疆学学科构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在此仅就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初步提出几点思考。

1.中国边疆学理论的研究取向

需要特别予以强调的是，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对象是“边疆”。在此，有两点应予确认：首先，此处所谓“边疆”，有其特定的含义，系指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空间，是相对于国家统治中心区域或内地而言的概念，一般是指国家疆土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缘部分，“边疆概念的缘起，必然追溯到国家学说上去”，即“边疆”概念是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只有有了国家政权，才会有边疆，否则就没有边疆；其次，中国边疆学研究重点关注的不应是边疆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地方性”“区域性”的研究内容，而是边疆地区作为“边疆的特质”在中国国家层面的地位问题。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在《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开篇所说的那样，“本书是地中海的历史，而不是其周围陆地的历史”。①[英]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著，徐家玲等译：《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页。在提及威尼斯时，作者关注的重点不是其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陆地性”研究内容，而是威尼斯给整个地中海贸易带来了什么影响，在东地中海统一性的重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海洋性”问题。就此角度而言，中国边疆学视野中的边疆研究，自然主要关注中国边疆的“边疆本位性”一面。

为阐释边疆的“本位性”，中国边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应当是“从边疆观中国”“从边疆观边疆”，作为重要补充，必要时亦可循“从中心看边疆”的理路，围绕“边缘—中心”“民族—国家”两个宏大视角构筑研究框架。在传统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在边疆研究的过程中，多数研究者不假思索地运用“中央—地方”“国家—民族”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解释边疆历史的工具，并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赋予“国家”“中央”某种具有应然的“正统性”意义。毋庸置疑，边疆社会、边疆民族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当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边疆研究，难免有“隔靴搔痒”的偏颇，这就要求我们对边疆历史的研究，置于国家宏大历史叙事的背景下，考察边疆地方对国家的认同，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边疆地方民族精英等关键性媒介，在“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变化的。就此意义而言，边疆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边疆地方的“在场式”表达，同样，国家的历史亦可在特定的边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全域”地予以呈现。然则亦应指出，我们除要从国家宏大历史叙事的角度考察边疆之外，同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维度：如果过于强调国家对边疆地方的“自上而下”的主导性作用，则可能忽略了边疆地方、边疆民族自身的能动性和应激性，即其在“中央—地方”“国家—民族”的互动中，亦有自身“现场感”式的思考和表达。这样一种表述通常是边疆对现实“中央—地方”“国家—民族”关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很多时候，这样一种基于边疆“中心”的解释与国家、中央的话语并不一致，从而成为重构边疆社会历史的另一个版本。

2.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

多年来，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的研究，研究者们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与方法，以及功能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但他们较少关注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发展史及思想史的梳理实乃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之前提。马克思唯物主义认为，一种理论的全部观点和结论应当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研讨和考察之上。原来，要想完全理解现在，唯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理解一门学科的形成，也只有详细梳理它的学术发展史，才有可能。倘若我们在方法方面考察中国边疆学的性质和任务时从未忘却这条通例，不打算先验地去确定它们——这种尝试不论如何聪明却不曾有结果，那么我们可能已经避免了许多无益的弯路和许多的争论，节省了许多的精力。因为各种学科的形成，每种学科所提出的问题，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乃是出于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需要，每个时代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随着这些因素的增加或减少，该门学科的内容亦会或丰富或贫乏，但总体而言，如果从长时段予以观察的话，一门学科的发展随着时间的积淀，大体是前行的。基于此，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基础应当来自于中国边疆学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的总结。毫无疑问，对边疆学发展历程予以总结的学科，即为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正是就此意义而言，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应当以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为基点，从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可信成果出发，抽象出理论化的观点，构筑自身的知识体系。

中国边疆学原本是一门关于边疆与人类一般历史关系的学问，它生长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与边疆、内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过往有着深厚的边疆治理实践和思想积淀，两千余年的疆域变迁和正在经历的边疆发展是最为鲜活的研究资源。兼备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的中国边疆学，本应有充分的理由掌握话语权，并能引起大众的共鸣。基于历史的视野，要求边疆研究者能够了解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何以能够兴起，那是因为边疆研究具有强烈的经世济用情怀，它往往发端于边疆多事之秋，或者边疆空前开放的前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解决当前边疆地区面临的一些问题，还需基于历史主义的视野，厘清边疆地区的历史。亦即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应当依赖于客观知识的功效，须从根本上做溯源导流的工作。同样，只有回归历史，梳理历史时期的边疆政治实践、边疆社会生活，我们才能够获得对复杂重大现实边疆问题的解释力，才能致力于去探讨边疆发展和稳定的内在规律，如此，方能在真正意义上拓展我们认识和解释边疆、中国乃至世界的视野。

3.借鉴国外边疆理论，推进中国边疆学构建

如前所述，作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重要基础，有关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固然不能缺位，同样，西方学者有关边疆理论和边疆研究的学术思想史，亦应成为构建边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赋予了中国问题意识的西方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毫无疑问会带有中国边疆研究遗产中的概念、命题与等要素。就此意义而言，建设中国的边疆学学科理论体系，不应盲目排外、闭门造车；无论是边疆理论的探索，还是边疆学科体系的构建，应当观照古今中外的边疆研究状况。

LEC作为一种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方法，简单实用，通过LEC评价，可以量化确定城南污水厂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类有害因素可能造成的潜藏祸患程度。其中，L、E、C分别代表3个自变量，D为因变量：

长期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大多致力于具体的某一细节的历史事实方面的考证，却不太关基础理论领域的探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是，一味关注细节可能会让我们的研究“碎片化”，使得我们的研究视野愈发狭窄。相对而言，西方学者对边疆的研究，在理论构建方面有其突出的优势。鉴于此，我们亟应突破本土性知识构架的局限，以一种全球性的多元化视角臻于中西会通。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对于国外边疆理论的汲取，应当成为我们必须从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张世明在《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导论》中提出，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大致分为三类：（1）规范主义边疆理论，即国际法学界的研究成果；（2）现实主义边疆理论，即政治地理学界的研究成果；（3）历史主义边疆理论，即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文献既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有不少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些国外学者所开展的有关中国边疆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对于我们当前所从事的中国边疆研究及更为崇高的目标——中国边疆学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基于此，目前有学者对西方边疆理论研究的经典文献进行了翻译、整理和研究，“它实际上代表了西方近200年来各个时代边疆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准，必须是世界一流的大师级人物的代表著作”。①张世明等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4页。我们可以期待，经由对国外边疆理论源流考镜和前沿成果的追踪，俾能开拓中国边疆研究学者的边疆理论视野，提升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界的理论水准，有效弥补中国边疆研究者的理论缺失短板。

4.中国边疆学的跨学科性

回溯学术史可知，当代边疆研究者所倡导的中国边疆学最初发轫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有其固有的传统，清中晚期以降，一些从事传统的边疆史地考据问题的学者开始以经世济用的观念去关注边疆、认知边疆和书写边疆，至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已经初步提出了一整套的学科体系构想，这就是彼时边疆研究者极力倡导的“边政学”。其时，在研究者的边政学学科体系构想当中，一方面强调要使边政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一方面还提出必须设法与相关的学科密切联系，使之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致力于构筑“边政学”学科体系的研究者大多拥有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因此之故，他们在声称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对边政学的有益影响的同时，还努力将民族学、人类学置于最为崇高的地位。①详情可参酌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1期；杨成志：《边政研究导论》，《广东政治》1941年第1卷第1期。迨至20世纪90年代，一些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研究者开始呼吁建立中国边疆学，当然，就其学术背景与学术方法而言，主要仍然是基于边疆史地研究的底蕴，再辅以一些应用性的边疆调研报告。其结果，我们观察到，由于中国边疆学主要是由一批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推动起来的，在学科体系构建层面，一时难以摆脱历史学的窠臼，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历史学的驱动。亦正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当能对当下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过程中出现的边疆史地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情形抱同情之理解。

然而，回归到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这一具体问题上来，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中国边疆学绝不等同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并且有意识地将中国边疆学作为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予以对待，研究对象、研究手段愈发丰富多样。事实上，没有一种学科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而都是基于社会的进步和相关学科的发展而成型的。在中国边疆学上，这种依附关系表现得尤为显著，因为它的最终成型必须依靠有关的系统的学科，并需要它们作为辅助。换言之，知识的一切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边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当然，在另一方面，作为一门自觉学科的中国边疆学，它的形成与发展也将有利于其他各种学科研究方法的完善以及研究对象的立体化。中国边疆学关联到许多别的学科的另一个客观原因，乃是缘于历史时期或当代边疆地区发生、存在的每一种事实，既可以成为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成为相关联的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然而，由于不同学科对同一事实解释方式的不同，因此，中国边疆学就必须研究边疆学的看法是怎样逐渐形成的，然后研究它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何，即它在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是怎样形成的，并因以确立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它既要探讨各个时代边疆学的性质和范围，它的研究方法和描述方法，还要追问：在边疆学的文献中是如何表达的，在怎样的程度上和以怎样的方式成为学校课程的对象，成为普通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结合上述考察可知，中国边疆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领域，着重强调其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均有失于偏颇。从具体的研究范畴上看，它囊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等诸学科。既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边缘新兴学科而存在，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应该是多元的。事实上，中国边疆学研究领域形成一种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范式非常重要。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门类，中国边疆学需要借鉴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中国边疆学”包含的领域很多，亦涉及多种学科，但它并不整体地包括这些学科，它在本质上具有跨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当然，这些因素也成为边疆研究者被指责的理由，原来，相关主流学科研究者认为这些边疆研究者仅仅了解本学科的皮毛而已，从而将其视为“越境者”。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国边疆学”有其独立的工作、研究领域，它使用的方法或材料，可能会与别的学科有所重合，但这并不构成人们指责它边界模糊的理由；中国边疆学的使命，乃是利用这种方法指出这些材料中蕴含的某种新的关系。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终极目标，不是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器”的简单叠加，而更应说是理论体系上“道”的融会贯通，最终建立一种专属于本学科的研究范式。

四、中国边疆学的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大量边疆研究成果的陆续面世，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和延伸，在涉及中国国家领土完整、边疆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或突发问题不断衍生，同时也给边疆史地学科研究带来了诸多新课题，这些都需要边疆研究者们加大对此诸领域的理论探索的力度。彼时，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边疆研究还多是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延长，没有完全脱出中国断代史或中国通史或地域史研究的窠臼；至于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大都仍然基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若不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高度和中国边疆理论体系构建的视野入手，中国边疆研究难以扭转相对羸弱的局面，亦无法摆脱主流学科附庸的地位，长远而言，其学科地位前景难言乐观。正是在此背景下，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应运而生。

毋庸讳言，尽管中国边疆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于一门从无到有的新兴学科而言，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之路仍然“道阻且长”：（1）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目前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尽管已有学者尝试建立一个多层次、复合性的学科框架，但就目前呈现出来的既有先行成果来看，大多局限于自身的学术背景，难以创出一门具有开放性、多学科视野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2）每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的范式，包括学科的代表人物、经典性著作、普遍性理念等，以此标准来审视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研究领域，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目标任重而道远；（3）对照相关成熟学科的发展历程可知，一门学科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仅仅建立在本研究领域学者自说自话的基础之上，基于此种认知，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者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交流，获得他者的认同，同时还应积极面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国边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介绍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功能。

总体而言，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实际上是理论发展对于现实需要的一种回应。在我们的理解，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主要应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为什么，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边疆学？构建什么样的中国边疆学？这些问题已经有诸多先行研究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阐述了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讨论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内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但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则是如何构建中国边疆学。对此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可预期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应深入思考“做什么”，依据构筑好的学术体系理论框架，指导中国边疆研究实践。正是就此意义而言，目前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所处的阶段，依然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发展期，或者说是一个边疆“study”的阶段，还没有到达将其上升为一个“knowledge”的阶段。对此，有学者做了颇为形象的描述：“边疆研究是一片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移民涌入的边疆地带，每个研究者携带着不同的知识行李，在这片疆土上利用形形色色的工具进行开发事业，但并未形成共同的认同意识和研究范式、操作工具，仍可以分裂还原为参与人员和跨界结构的学科本体。从学科互涉研究到学科化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①张世明等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页。这种描述大致符合当下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一般情形。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应坚持以下基本方向：（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法、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纳入边疆研究视野，打造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平台，超越已有研究成果的单一学科的局限性，通过对中国边疆学基本原理的探索，构筑一个具有开放性、多学科视野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2）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与探索，发挥自我的创造性，厘清中国边疆学学科边界，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界的国际话语权。（3）破解“中原中心主义”“西方殖民主义”史观提倡的“中国乃汉族国家”“长城以北非中国”等错误思潮，用以破解西方学者的话语权，梳理自古至今中国边疆形态与疆域范围，充分展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事实。（4）在探讨21世纪以来中国边疆与周边态势的基础上，构筑新时期中国边疆战略框架。（5）探索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潜力与局限性，希冀服务于政府当前各种边疆政策与作为的进一步完善，以期臻于更好的未来。（6）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及时把握国外相关先行研究前沿动态，正确认识、理解边疆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联系，探讨以边疆为重要载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睦邻友好与互信合作的可行性。

鉴于边疆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复杂性，构建中国边疆学正当其时。从总体来看，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主要从时间与空间、民族与国家、边疆与中央、边疆制度与国家动力、文化多元与国家大一统、边缘的中心性、区域与跨区域、全球视野等多位视野来考察边疆的本质与内涵、中国边疆研究的一般过程及趋势、国家边疆形态、国家边疆治理理论、变化中的边疆与中国边疆学战略方向等诸问题。中国边疆学构建的总体思路，应坚持历史与现实结合、边缘与中心相结合、边疆与周边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以勾勒中国边疆学基本原理、构筑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就以下重要问题展开研究：（1）首先，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认知边疆的本质与基本内涵，厘清本课题研究视野中的“边疆”内核及其边界。即从边界、边内、边外三个维度出发，深入探讨边疆的特质。（2）然后，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梳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探讨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基本历程。其目标，乃是从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可信成果出发，抽象出中国边疆学基本原理，展现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史观。（3）接下来，在古今中西之间探索国家边疆的一般形态，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态与西欧自然疆界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对民族国家时代的边疆形态和形成模式做一般性的梳理和总结。可以这样说，很多时候，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者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常与国际视野无涉的；但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所谓边疆问题，往往与周边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相勾连，因此，国际视野的缺席是不妥的。在此，从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考察国家边疆形态，当能有新的发现。（4）再接着，探讨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视野之下的中国边疆治理，内容涉及边疆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边疆文化的发展路径与时代意义、边疆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边疆的标本兼治与长治久安、边疆与周边关系等专题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视角选择上，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阐释，也有对当前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的观照，还有将理论与现实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取径。（5）最后，我们还应展望变化中的边疆与中国边疆学战略方向。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将主要呈现“边缘”与“中心”变动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历史地位，并着重思考新时代中国边疆学战略研究方向定位。

结 语

长久以来，中国边疆研究者为推动边疆研究做了很多的工作，一些诸如“构筑中国边疆学”“边疆学学科体系构筑”“中国疆域构造的板块学说”的倡导及相关论著，都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当然，这种尝试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初始阶段，但不管怎样，在指引我们走进新的最适当的位置时，把我们的视野尽量地向前延伸是有裨益的。

时至今日，我们还应认识到，边疆研究不仅有学术重光的意义，还有划时代的实践性意义：（1）于内的层面，正如孔子所言“失礼求诸野”，边疆地区多层次的文化，可以为内地提供想象不到的生机和活力；（2）在外的层面，边疆可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边疆地区在实现这一重要愿景的过程中将承担重要使命。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构建中国边疆学仍应成为边疆研究工作者努力的目标，这需要研究者一方面要细致梳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从历史当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还要从动态的视角认知新时期乃至未来边疆省区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着重展望中国边疆学研究如何回应“变化中的边疆”，深入阐释重塑边疆的重要变量，回答“变化中的边疆”所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