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德

内容提要 今所見《文子》最早之刻本爲宋刊本，清人蔣鳳藻據以影刻入其所編《鐵華館叢書》，張元濟又影印入《四部叢刊三編》，21世紀初又影印入《中華再造善本》。三種傳本版式相同，行款一致，可確定其爲同一底本。《子藏·道家部·文子卷》亦據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影印，與《中華再造善本》爲同一底本。通過對《文子卷》所收《四部叢刊三編》本、國圖藏宋刊本、正統《道藏》本之校勘，發現明正統《道藏》本與宋本差異較大，其所據之底本已無法確考，可將其作爲一個單獨傳本。《道藏》本以下傳本，大多以其爲底本。儘管版本系統不同，但自南北朝始，無論是刻本抑或抄本，均已確定爲十二卷本，保持了版本傳承的一貫性。

關鍵詞 宋本 《文子》 考辨

今存《文子》最早傳本爲漢墓竹簡，惜已非全帙，且所存文字與傳世本差别較大。其後又有敦煌《文子》殘卷面世，其内容與傳世本《文子》基本吻合。今所見較早之《文子》當爲宋刻本。王利器《文子疏義》據明正統《道藏》本墨希子注《文子》予以校勘，王氏據其所校勘之本及宋人趙必《覆瓿集》卷十二《文子序》推斷宋時至少有四種傳本[注]王利器《文子疏義》，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頁。。今所見最直觀之宋刻《文子》影印本有《四部叢刊三編》《中華再造善本》《子藏·道家部·文子卷》三種，均爲影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經比對，《子藏·道家部·文子卷》與《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宋刻本爲同一底本。清人蔣鳳藻所編《鐵華館叢書》，也是據宋刊本《文子》影刻。將幾種宋本《文子》與明正統《道藏》本相校，其間出入較大。而且，同爲影印鐵琴銅劍樓藏本的《四部叢刊本》和《中華再造善本》也有差别，這其中也難免存在《四部叢刊》的修訂者人爲修正。今以宋刻本校勘爲基礎，輔以宋人文獻所載之《文子》材料信息，對宋刻本《文子》加以討論。

一、 宋以前文獻所見之《文子》

關於《文子》的最早記載見於《漢書·藝文志》，其著録《文子》九篇，今已不可詳考。班固修訂《漢書·藝文志》一尊劉歆《七略》，劉歆《七略》又是據劉向《别録》修訂而成，故九篇本之記載當源於劉向。劉向生於公元前77年，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向任校書郎，奉命整理群書，是年劉向52歲。竹簡《文子》出土於中山懷王劉脩墓。劉脩爲中山靖王五世孫，死於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下距劉向校書還有三十年。關於竹簡《文子》的情況，根據簡文整理小組公佈的整理簡報，現存《文子》竹簡277枚，2796字。簡文文字與今本《文子》吻合的文字主要集中在《道德》篇，有1000多字，另有少量文字與《道原》《精誠》《微明》《自然》中的内容相似，其餘文字均不見於今本《文子》。據此來看，劉向校書之前《文子》似已有定本。劉向所定之九篇本，或仍舊保存《文子》古本原貌未作整理，抑或經其重新校訂。

《隋書·經籍志》著録《文子》十二卷，注曰：“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録》十卷，亡。”《七略》爲劉向之子劉歆在其父《别録》基礎上編撰而成，班固《漢書·藝文志》基本上照搬劉歆《七略》，其所載九篇本《文子》前已論及，此不贅述。《七録》出自南朝梁阮孝緒之手，是繼劉歆《七略》、南朝齊王儉《七志》之後目録學史上又一重要著作，惜三部著作均已亡佚。《七録》著録十卷本《文子》，今已不傳，無從得知其書詳情。但奇怪的是，有關十卷本《文子》僅見於《隋書·經籍志》所引梁王儉《七録》，並不見於其他文獻。

《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李暹其人史傳無載。《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李暹注《千字文》，日本現存兩種《千字文注》抄本，根據序文内容，大致可以知道李暹生活於北朝，曾在東魏武定年間(公元543年—550年)任秘書郎中，其間出使楚城，遇侯景(公元503年—552年)稱兵作亂而無法返回鄴城，輾轉而至長安定居[注]楊海文《日本藏北朝李暹“注〈千字文〉序”兩種校訂》，《西夏研究》，2015年第2期，第28—32頁。。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録李暹注《文子》十二篇，改卷爲篇，晁氏懷疑李暹將劉向校訂之九篇本析爲十二篇，但並無根據。《意林》録《文子》並明言爲十二卷，則當時《文子》似有兩種傳本，一爲十卷本，一爲十二卷本。但據唐人所見之《文子》來看，似乎十二卷本更爲通行。《七録》所載之十卷本，也可能是“十”後脱“二”字，因而致誤。

竹簡《文子》以下，今所見最早之《文子》傳本爲敦煌寫本。現存S.2506、P.2456、P.2380、P.2810、P.3768、P.4073共六個卷號，與今本《文子》對應的内容涉及《道原》《精誠》《九守》《道德》《微明》《下德》六篇，文字差别不大。其中，以P.3768保存最多，卷末署天寶十載，知其抄寫於盛唐時期。S.2308爲《開元二十七年寫文子題記》，署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一日。P.2456爲各種道教經典之雜抄，録《文子·九守》篇三處，《微明》篇一處，《道玄》篇一處。除P.3768外，其他幾個卷號筆迹相同，有學者認爲此乃是同一卷子。綜合來看，敦煌所藏《文子》至少有兩種抄本。今所見《文子》殘卷，一抄録於初唐，一抄録於盛唐。其文字與今本差别不大。

柳宗元《辯文子》對《文子》其書加以辨析，這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對《文子》一書真僞進行討論的文字。其文曰：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是似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從文本出發，認爲傳世本《文子》與其他子書重複的内容較多，全書缺乏整齊劃一的結構，上下文義不連貫，他據此提出兩種可能： 一是後人在古本《文子》基礎上增加内容，二是後人摘取其他子書中的文字聚斂成書。但柳氏也肯定《文子》書有可取之處，他曾删削十二卷本《文子》，柳氏删改本今已不傳。

根據現有文獻推斷，《文子》至少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是十二篇本。唐朝所見之《文子》仍爲十二篇本。敦煌《文子》雖已殘缺，但據殘卷推斷，其所據之底本也應當是十二篇本。宋人文集或史志書目所載《文子》均爲十二卷(或篇)，保持了文本傳承的一致性。

二、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本

民國間張元濟所編《四部叢刊三編》收入宋刻《文子》，文末附張元濟所作《通玄真經校勘記》，以《道藏》本、《子彙》本校宋本。《校勘記》前有張元濟跋語，其中論及《文子》傳本曰：

《文子》舊注，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注]《道藏》及明抄本《通玄真經注》均作“朱弁”。、杜道堅四家。《四庫》所見唯杜注七篇而已，此爲徐靈府注。按： 《唐志》載，天寶中，靈府注《文子》，上進，詔封通玄真人，號曰《通玄真經》，題默希子者，靈府道號也。《崇文總目》僅列其名，而注明已闕，則在宋時已及罕覯。光緒癸未，長洲蔣鳳藻刻入《鐵華館叢書》。成都楊守敬摹入《留真譜》，世人始得見之。蔣刻文多脱譌，讀者嘗以不見廬山真面目爲憾，此即蔣刻之祖本……卷九、卷十一、卷十二原有抄配十二葉，其注文與藏本不同者七則，皆誤録杜道堅《纘義》之文。少於藏本者三十餘則，而與藏本相合者亦三十餘則，蔣刻沿其譌。

據張元濟《校勘記序》，宋本原書有抄配。張氏以《道藏》本、杜道堅《纘義》本校勘，發現宋本《文子》紕漏較大。其所作《校勘記》於卷九、卷十一、卷十二分别附校文曰：“本卷第一、二、三葉宋本原闕，依《道藏》本補”；“本卷第四葉後半葉第六葉後半葉及第七葉宋本原闕，依《道藏》本補”；“本卷宋本全闕，依《道藏》本補”。而瞿氏家塾所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八載宋刻本《通玄真經》十二卷[注]瞿氏家塾刻本《通玄真經》作《通元真經》，當爲避清諱，今“元”統一改爲“玄”。，原書叙述其所藏宋本《文子》大致情況曰：

不題撰注人姓名。案： 《道藏》本有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即其書也。靈府號墨希子，晁氏《讀書志》、王氏《玉海》皆作墨希子，袁州本《讀書志》作默，有作默然子者，譌也。杜道堅《通玄真經纘義》云： 靈府，錢塘人，玄宗時徵士，隱修衡嶽，注《文子》，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名其書爲《通玄真經》，是《文子》之爲《通玄真經》始於靈府之注也。《唐·藝文志》載有是書。《崇文總目》雖列其名，而注明已闕，可知宋時已屬覯。此本完好無闕，足稱人間秘笈矣。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雙行夾注，每行二十五字，舊藏郡中汪氏。

瞿目中明言其所藏之本完好無缺，其所載行款與《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相同。據瞿目，此書原歸汪士鐘收藏，汪氏爲清末藏書大家，有藏書樓名曰藝芸書舍，其所著《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載録宋本《通玄真經》十二卷，亦未曾言及缺葉與配補情況。

21世紀初，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承擔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收入宋本《文子》一部，其行款與《四部叢刊三編》所收之宋本相同，但卷九、卷十一、卷十二均無缺葉及抄配。是書鈐印情況爲： 卷一首鈐“閬源真賞”、“汪士鐘印”、“北京圖書館印”、“鐵琴銅劍樓”四印，卷七、卷十首鈐“閬源真賞”、“汪士鐘印”、“鐵琴銅劍樓”三印，卷十一首進鈐“鐵琴銅劍樓”一印，卷十二尾鈐“鐵琴銅劍樓”、“北京圖書館”兩印。《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本鈐印情況爲： 卷一首鈐“閬源真賞”、“汪士鐘印”、“鐵琴銅劍樓”三印，卷三尾鈐“鐵琴銅劍樓”一印，卷四首鈐“閬源真賞”、“汪士鐘印”、“鐵琴銅劍樓”三印，卷七、卷十首鈐“閬源真賞”、“汪士鐘印”、“鐵琴銅劍樓”三印，卷十一首鈐“鐵琴銅劍樓”一印。與《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宋刻本相比，《四部叢刊三編》所收宋本《文子》卷三尾、卷四首多出兩處鈐印。兩者鈐印重合之處，位置均相同。據瞿氏書目所載可以確定，其所藏之宋本《文子》僅有一部，且並無抄配。而張元濟所見鐵琴銅劍樓藏之宋本《文子》則有缺葉十二葉，張氏捨弃原書配補葉，據《道藏》重新抄配。《中華再造善本》所收之宋本《文子》，卷九、卷十一無缺葉，卷十二爲影宋抄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總目》均著録此書，卷十二注明爲影宋抄本，與《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宋本《文子》相合[注]本書已被《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收録，編號01000，同樣著録卷十二配影宋抄本。。

綜合來看，《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宋本《文子》與瞿氏書目所載應爲同一傳本。可能瞿氏自汪士鐘處接收此部《文子》未曾詳查，抑或是瞿氏接收時卷十二已然殘破，故予以影抄。張元濟所見之宋本《文子》，就其行款與鈐印來看，與《中華再造善本》所收《文子》相同，卷三、卷四多出的兩處鈐印以及張氏所言殘缺之處，則已成謎案。

此外，蔣鳳藻編《鐵華館叢書》曾據宋本《文子》予以影刊。蔣鳳藻，字香生，與葉昌熾同邑。家世貨殖，納貲爲郎，補福建福寧府知府。後爲陳伯潛所論奏，遂不出。嗜書成癖，名其書室爲書鈔閣。在福建時結交周星詒，傳其目録之學。延請葉昌熾爲其校勘《鐵華館叢書》及《心矩齋叢書》。事迹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鐵華館叢書》收書六種，所選底本均爲善本，且請葉昌熾董理全書，金輯甫書寫上板，徐元圃刻板，可謂校、寫、刊俱佳之善本。其所收《文子》十二卷，行款與今所見宋本《文子》相同。儘管其延請葉昌熾校理全書，宋本《文子》錯亂之處、注文殘缺之處仍未補足，基本上保持了宋本原貌。因此，也可將其看作是宋本《文子》的覆刻本。

三、 正統《道藏》本

《道藏》所收《文子》傳本共有三種，分别爲： 徐靈府注本、朱弁注本、杜道堅注本。三種傳本文字差别不大。王利器認爲明正統《道藏》本《文子》之底本必定來源於宋本《文子》，這一結論過於武斷。

《文子》於唐玄宗天寶元年被封爲通玄真人，而其書改稱《通玄真經》，被列爲道教經典，這也是文子作爲道教神仙的開始。唐玄宗時期編纂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道藏》，即《開元道藏》，以後歷朝歷代皆有纂修《道藏》之事。對於《道藏》中單一文獻的傳承，今已不可詳考，但不可否認前後有所傳承。作爲道教典籍，無論是在和平時代還是戰争時期，道觀作爲出家人清修之地，相對而言也能够較好保存傳世文獻。明代也纂修《道藏》，並於正統十年雕印流通，成爲現存唯一一部付板印刷的《道藏》。《道藏》校勘精審，千百年來一直被作爲善本。其所收三部《文子》注本，後世多據以刊印或抄録流通。然將其與宋本相校，亦有諸多不同之處，今擇其要者臚列於後：

卷一：“無形大，有形細”至“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混入“虚無恬愉者”，即宋本作“虚無恬無形大，有形細，……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愉者”，墨希子注也隨之混入。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一節，宋本作：“老子曰： 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其衣煖而無綵，其兵鈍而無刃。行蹎蹎，視瞑瞑。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俗。”與《道藏》本相校，缺“神德不全於身者”至“言而不聞”一段，墨希子注文亦缺。

卷三：“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宋本句下無注，《道藏》本句下有注文曰：“心爲身主，總統五臟六府、四支九竅之要，上通於天，下應於地，中合於萬物。所謂神，百姓日用而不知，知此道者鮮矣。”

宋本“俱生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遊純粹素道”一句，《道藏》本作：“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卷四： 宋本“不和利害之所在”，《道藏》本作“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

卷七：“道滅而德興”，《道藏》本句下有“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

卷九：“上世養本惡，而下世事末”句下注文至“崇本豈不有以也者”結束，《道藏》本於此注文下又多出以下注文：“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句下注文，宋本作：“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出之君得不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吕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立。是以治鈤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而小人多歟？”《道藏》本作：“法者，防其未然；刑者，懲其已過。然法不可亂，刑不可濫。亂則難奉，濫及無辜。雖殘賊萬姓，終姦暴不止也。”

卷十二：“故治而不和”句下宋本無注，《道藏》本句下有注：“伏羲作耒耜以教民播種，黄帝造軒冕之服覈領，謂陰陽雍沈而通之逆氣，戾物絶而止之。造書契，建律曆，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竦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嚴其上，故言不和也。”

“走獸可係而從也”句下宋本無注，《道藏》本有注：“玄古之君，不冠不櫛，被髪而卷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德之至也。”

“有本主於中”句下宋本無注，《道藏》本有注：“五帝三王不同法度，猶師曠之調五音。遒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宫爲主，萬姓以君爲主。無主於中即亂，故立主以一之也。”

以上異文是宋本《文子》與《道藏》本差别較大之處。據文意來看，以《道藏》本爲盛。至於卷九、卷十二多出的注文，不見於其他傳本，或爲佚文。《道藏》本《文子》所據之底本已然無法詳究，王利器認爲其所據底本當爲另一宋本，儘管就《道藏》本身流傳過程而言也不無道理，但對《文子》本身而言此説並無其他確鑿證據。因此，筆者認爲，《道藏》本《文子》墨希子注可以看作單獨傳承的一個版本系統，後世傳本大多據以雕印。至於其源頭，可能是另一宋本，也可能是傳自於唐或更早。以今所見宋本《文子》與《道藏》本《文子》而論，兩者尚存較大差别。

結 論

除漢墓竹簡與敦煌殘本外，今所見最早之傳世本《文子》爲宋刻本。傳世宋本《文子》，以汪士鐘藝芸書舍所藏之十二卷本最爲珍貴。汪氏所藏宋本《文子》流傳譜系已無從查考，汪士鐘收藏之前的相關書目文獻均無記載，汪氏本人對這部《文子》也無過多説明。此書後入藏瞿氏鐵琴銅劍樓，瞿氏家塾所編之《鐵琴銅劍樓書目》對其有較爲簡單的介紹。自瞿氏以後，此書一直收藏在鐵琴銅劍樓。清末，蔣鳳藻據以影刻入其《鐵華館叢書》。民國時，張元濟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據以影印入《四部叢刊三編》。建國後，瞿氏後人將先祖藏書分别捐獻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常熟市圖書館，宋本《文子》即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2002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其影印入《中華再造善本》。2012年，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勇主持編纂的《子藏》工程專設《文子卷》，其所收宋本《文子》即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本爲底本，與《中華再造善本》所據之底本相同。

今所見宋本《文子》，以《鐵華館藏書》《四部叢刊三編》《中華再造善本》《子藏·道家部·文子卷》最爲直觀。《鐵華館叢書》本雖爲覆刻，但基本保持了宋本原貌。其餘兩種影印本由於採用現代影印技術，更爲直接地將宋本《文子》呈獻給讀者。就行款及版面風格而言，三種本子均據同一底本影刻或影印。張元濟所見之宋本卷九、卷十一、卷十二有抄配，《中華再造善本》《子藏·道家部·文子卷》所收之宋本則僅卷十二爲影宋抄配，兩者相互矛盾。而張氏所見之宋本與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所載宋本《文子》情況又有出入，因張氏編《四部叢刊三編》時將其所見抄配之《文子》替换爲其所抄之《道藏》本，故現在已然無法得知宋本《文子》整體原貌。因此，對於《四部叢刊三編》和《中華再造善本》之間的這一疑同，現在仍然無法確定。可以肯定的是，兩者所據之底本相同。

再就文字而論，宋本《文子》與《道藏》所收之墨希子注本差别較大，對二者的校勘已見上文，此不贅述。王利器推斷《道藏》所據爲另一宋本，筆者認爲《道藏》中所收之單獨文獻已然無法確定其文獻來源，但可將《道藏》本看作一種單獨傳本。就《文子》校勘情況而言，宋本《文子》與《道藏》本《文子》確實存在較大差異。卷一内容混亂之處，當爲刻板時校勘不精所致。而卷九、卷十二所缺之注文，因無其他文獻爲佐證，則無法確定究竟是原本所無，還是《道藏》修訂者所加。

綜上所論，今所見宋本《文子》僅鐵琴銅劍樓所藏一部。就文本而論，校勘比《道藏》本爲遜色。因其傳本稀少，且清人對宋版書極爲重視，故對其推崇備至。客觀來看，宋本《文子》因其刊印較早，固於校勘文本而言價值極大，但因其本身校勘不佳，儘管年代較早，也需有所取捨，與衆本相校，以糾正錯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