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雨

内容提要 我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型和創新性發展已成爲整個國家治國理政的重大戰略。優秀傳統文化包含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但是，在討論復興傳統文化時，我們的理論界和人們的思想認識上一直有一個重大誤區，就是把傳統文化完全等同於儒家文化——也就認爲，復興傳統文化，就是復興儒學，甚至偏頗地認爲就是恢復儒家獨尊。那麽，到底什麽是傳統文化？如何從理論上理解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關係？如何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對接？又最終如何實現習總書記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些重大問題必須從各個層面作出深入科學的理論解答和戰略研究。而關於這些問題的學術與理論的回答，“新子學”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路和途徑。本文通過這種獨特視角和路徑，初步闡述了“新子學”强調的子學精神在復興傳統文化和創新性發展中的重要價值和作用。

關鍵詞 “新子學” 傳統文化 創新性發展

近年來，我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型和創新性發展已成爲整個國家治國理政的重大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强調，優秀傳統文化包含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注]《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强調： 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網，2013年8月21日。，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他還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作解決人類共同難題的思想庫，並進一步提出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戰略方向。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前所未有地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並在“重點任務”部分首先强調：“加强中華文化研究闡釋工作，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著力構建有中國底藴、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注]新華社《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新華網，2017年1月25日。遵照這樣的精神，更有必要全面深入闡發傳統文化精髓和建構學術體系，重點研究與現代文化對接融合，推進現代文化創新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理論基礎。

但是，在復興傳統文化及轉型發展的重大問題上，目前人們認識上有許多差異、分歧，甚至對立。這其中包括最基本的概念和基礎性問題： (1) 到底什麽是傳統文化？當人人都在講“傳統文化”時，是否清楚其真正所指？它包含哪些結構性要素和怎樣的體系構成？(2) 復興傳統文化，首先是因爲我們曾經失去，而作爲中國現代文化起始的以反傳統爲旗幟的新文化運動，被認爲第一次斷裂傳統，到底該如何認識和評價？(3) 復興傳統文化歸根結底要謀求現代化發展，那麽，如何從理論上理解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關係？如何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對接，如何實現有機融合？又最終如何實現習總書記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些重大問題必須從各個層面作出深入科學的理論解答和戰略研究。而關於這些問題的學術與理論的回答，不能不密切聯繫當下漸成熱點的“新子學”研究和對子學精神的深度解讀。

一、復興傳統文化與“新子學”研究國内外趨熱

對於傳統文化復興的宏觀研究，以及文化的斷裂與傳承、闡釋與建構等具體問題的研究，“在這種時代境遇中變得更加複雜和深刻”[注]張再林、張慧敏《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必由之徑》，《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66—68頁。。在已有成果中，系統而宏觀的研究大致可分爲對傳統文化復興的價值描述、意義分析和路徑探索等幾類。

華軍(2008)在對傳統文化復興的實用傾向反思中，認識到傳統文化興起與衰落往往隨社會形勢的變遷而受到實用傾向左右的情況，强調確立傳統文化内在本體對傳統文化復興的重要性[注]華軍《復興之路——傳統文化復興中的實用傾向及反思》，《長白學刊》2008年第5期，第14—19頁。。而傳統文化復興也面臨一些現實問題，如魯迅思想和傳統文化復興間的調和。張松(2016)强調了魯迅思想在傳統文化復興時代的積極意義[注]張松《國民性批判與儒家傳統之復興——魯迅思想在傳統文化復興時代的積極意義》，《東嶽論叢》2016年第11期，第142—154頁。。鄧立光(2006)通過“文化三層論”的文化思想模型，對確立復興中國文化的理論基礎做了研究[注]鄧立光《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模型——“文化三層論”》，《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第26—31頁。。温小勇(2012)通過對傳統文化資源的價值内省、西方現代文化的外觀分析，形成了在“傳統和現代的互補”基礎上實現傳統文化轉化和提升的認識[注]温小勇《民族復興語境下傳統文化的轉换和提升》，《雲南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第43—46頁。。

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全球化以及新媒體泡沫化傳播現象的巨大衝擊，積極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決當代文化發展中的矛盾衝突，越來越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而“新子學”的現代發現、倡導與構建，無疑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012年10月，方勇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新子學”構想》，全面論述了對當代諸子學發展的全新觀點。2013年9月，又通過《再論“新子學”》集中探討了“子學精神”。2016年3月，又發表《三論“新子學”》，進一步認爲，從“新子學”角度觀照傳統文化創新，具有其獨特的可行性與挑戰性，並關聯到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注]方勇《三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6年3月28日。。於是，近五年以來，《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各大媒體連發專版，連刊專文，大力倡導“新子學”的研究以及“子學精神”的構建，上海等地陸續召開大型學術研討會，“新子學”概念及相關學説得到各路專家充分肯定和積極回應。在此基礎上，《諸子學刊》《探索與争鳴》《河北學刊》《江淮論壇》《中州學刊》等學術雜誌也開闢專欄，發表了許多更加具有學術深度的論文，積極推動“新子學”的學術進展。這樣的一場頗具聲勢的學術思潮，又在現代媒體的傳播與推波助瀾之下，越來越廣爲人知，越來越深入人心。有學者認爲，這將引發21世紀中國的新一輪文藝復興。這樣的研究主要認定傳統文化的真正源頭在諸子百家，復興傳統文化應立足百家之學。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文化復興尤其重視，對總書記關於優秀傳統文化的論述，不少學者進行了深度研究。這包括習總書記關於歷史經典的引述和使用、弘揚和發展傳統文化的方式，以及對傳統文化價值、現實意義和對治國理政的借鑒意義闡釋等。如葉自成(2014)對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關於歷史經典和傳統文化的表述作了梳理，展現了總書記通過傳統文化表達其治党和治國的理念[注]葉自成《“原點”之思： 歷史、典籍中的執政思想源泉——傳統文化精華與習近平治國理念》，《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4年第1期，第48—58頁。。黄曉丹等(2016)在研究中指出總書記遞進式地提出了傳統文化當代價值“肯定—調適—融合—主體”的實現途徑[注]黄曉丹、孫代堯《傳統文化當代價值實現路徑探析——學習習近平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1期，第73—77頁。。在傳統文化發展方面，楊瑞森(2014)[注]楊瑞森《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四題——學習習近平同志關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論述的幾點體會》，《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4年第12期，第47—53、136頁。、李翔海(2015)[注]李翔海《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論習近平中國傳統文化觀的時代意義》，《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5年第6期，第22—28頁。等人論證了總書記弘揚傳統文化的論述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深度結合，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劉偉(2016)通過對總書記傳統文化觀的形成和實踐的研究，分析了其關於國家治理和傳統文化價值之間的關係[注]劉偉《論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形成根據與實踐要求》，《理論與改革》2016年第5期，第43—49頁。。陶傳銘(2016)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中國共産黨、民族復興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十個方面的問題作了細緻闡釋，分析習近平治國理政方略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注]陶傳銘《習近平治國理政方略與中國傳統文化十論(上)》，《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第14—19頁。。

國外及海外專家對於“新子學”的研究，較多集中在韓國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臺灣及香港等地學者也多有參與，陳鼓應先生更是連續發表文章和講演，大力支持“新子學”研究。歐美國家近年來也逐漸有專家開始關注和涉獵。國外專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多以孔、孟、老、莊和孔子學院等個案爲主，而較少從傳統文化復興角度的研究。宏觀方面，薩義德有争議的《東方學》，以伊斯蘭爲中心分析歐洲東方學，視爲一種根據東方在歐洲經驗中的位置而處理、協調東方的方式，東方成爲歐洲物質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組成部分，是歐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美國夏威夷大學梅維恆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夏威夷閲讀》，收録多種從青銅時代到20世紀初的重要文化史料，涉及中國傳統文化各方面，對認識前現代中國文化提供豐富文獻。意大利聖安傑洛·保羅的《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情感和身體感覺的認知》，從心理學、醫學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對身體感覺、意識狀態與早期中國詩歌與倫理學進行研究。理查·史密斯的《清朝與傳統的中國文化》，將清朝文化置於歷史與全球化語境，指出中國如何看待世界、中國人視角如何在其價值體系、物質文化和習俗中得以體現等。麥克·威利斯的《將舊東西踢出局——傳統的中國文化信仰於今日中國之相關性評價》，認爲傳統價值觀在家庭和社會中仍起重要作用，但在商業領域有可能更多地被西化的、新鋭的價值觀取代。

二、 急需解決的幾個宏觀層面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 “新子學”與傳統文化要素、體系及整體構成

首先，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已經成了知曉度最高的文化名片，流行於各種媒體上和場合裏。但是，當人們在口口聲聲説着傳統文化的時候，傳統文化概念的實際所指和内容上究竟真正包含什麽，其實往往是懸疑的。如果讓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或者都作一個回答，大概很少有人能够説得清楚。

最近，關於傳統文化内涵及實際意義，習近平總書記舉出15種優秀古代思想：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爲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載物；以民爲本、安民富民樂民；爲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脚踏實地、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集思廣益、博施衆利、群策群力；仁者愛人、以德立人；以誠待人、講信修睦；清廉從政、勤勉奉公；儉約自守、力戒奢華；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注]崔小粟《一年内三次親近儒家 習近平爲何如此强調重拾傳統文化？》[EB/OL].(2014-09-25)[2017-07-08].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25/c164113-25731729. html.。這樣的概括，實在是我們全面理解傳統文化總體構成的基本路綫和依據。毫無疑問，這十五種要素，基本涉及我國傳統文化源頭的各個學派和思想，具有真正的包容百家的意識。對於總書記的這些概括進行細化解讀和分類闡釋，真正把傳統文化内涵與結構體系化，並進一步深入研究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從而深刻闡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發展中國現代文化的豐厚滋養。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内涵理解，顯然不能不涉及儒家文化與其他諸子百家文化的關係。最近有專家發表文章指出：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近年來，社會思想文化領域對儒家文化的宣傳和推廣作了很多貢獻和成績，這對於傳統文化的延續和復興當然是好事。但是，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還要特别注意中國古代思想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中國哲學和思想的軸心突破以來，出現了百家争鳴的盛況，諸子蜂起，各競風流，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提供了不同的發展思路、設計了不同的理想狀態。從根本上説，諸子思想雖百慮一致、殊途同歸，但是諸子思想中對人性的不同審視、對社會的不同判斷以及各自獨特的致思路徑，是儒家一派所不能全然代表的。……就此而言，今天人們回頭看傳統文化，就不能僅僅看到儒家文化，而是要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多樣性。豐富多樣性保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各家各派在競争中不斷實現自我更新、自我變化，以此促進生命力的旺盛發展。弘揚傳統文化，應該正視這種豐富多樣性，以一種公共性的情懷看待傳統文化，而不是用一家一派的立場去過分强調判教、站隊，甚至給人們造成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只是儒家一家獨大的刻板印象。[注]朱承《面對傳統要有公共情懷》，《光明日報》第11版，2017年7月8日。

但是，我們今天在討論復興傳統文化時，我們的理論界和人們的思想認識上，一直有一個重大誤區，就是把傳統文化完全等同於儒家文化。因爲儒家文化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就誤認爲是當然傳統。也就認爲，復興傳統文化，就是復興儒學，甚至偏頗地認爲就是恢復儒家獨尊。尤其是在2016年，大陸新儒學的主要人物們，在新加坡出版了一本號稱是“重拳出擊”著作的《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全面提出當下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與文化理念，不僅試圖給執政黨重新建立合法性，而且提出關於未來中國的“通盤構想”，據稱這是“儒家自‘文革’後第一次集體發聲，吹響了復興儒學，回歸道統，儒化中國的集結號”[注]王正《這樣的“重拳出擊”只能落空——評〈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博覽群書》2016年第12期，第125—128頁。。自古以來，儒家都希望在廟堂裏爲“帝王師”，在政壇上“以經術緣飾吏事”，至少也要在祭禮中“端章甫爲小相”。只是近百年來，隨着新儒家漸漸融入現代社會，接受多元理念和現代制度，不再提“罷黜百家”，也無法直接操控政治或者制度。可近些年來，大陸新儒家高調宣佈，要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要從文化建設轉入政治參與。比如，他們提出大陸現政權要有合法性。又比如，他們認爲現代國家體制不合理，應當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和國體院。又比如，要改變來自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代之以儒家的“王官學”。這些從口號、觀念到制度的論述和設想，改變了現代以來新儒家——1949年以後是海外新儒家——的基本理念和追求方向，力圖成爲政治制度設計中的重要參與者[注]葛兆光《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思想》2016年第33期，第241—284頁。。

針對這樣的狀況，我們必須從理論上釐清： 第一，按照習總書記總結的15種傳統文化要素，我們真正全面豐富的傳統文化，顯然不是儒學一家。必須按照總書記指出的方向和思路，更加全方位多層面地進入我國文化的歷史源頭，找到我國文化最原始的根。第二，基本路徑就是要回到文化軸心時代，也就是我國文化最繁榮時期，找到傳統文化的全部根源和最核心構成，其思想理論的發源和結構性誕生，這就是諸子百家之學。今天我們之所以倡導“新子學”，就是要把我們真正傳統的精華發揚光大。當然，作爲傳統文化源頭，無疑也包括習總書記圈定在内的《易》文化時代的相關内容和智慧。而從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文化要素列舉中，完全可以看出，傳統文化的主體構成，就是諸子百家思想，任何把傳統文化歸爲某單一學派一統壟斷或者唯一獨尊的説法，顯然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的專業學術研究，必須著力把這些内容體系化，結構化，全面闡釋我國傳統文化總體面貌和真實内涵。當然，在傳統文化整體性體系的構成中，儒學的確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在整體文化體系建構中也要對此有足够闡發，但又絶不能重蹈儒家獨尊的老路。這樣的學術主張，也正是“新子學”倡導和研究的基本動因和要旨。

(二) 傳統文化源頭的斷裂：“新子學”重建與對接

復興傳統文化，一個根本前提是傳統文化曾不止一次發生斷裂，或者在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斷有所丢棄和削弱。今天要轉型發展，就首先需要對接，需要融合。

但是，以往比較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傳統文化衰落，根於兩次大的斷裂。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二次是“文革”。這同樣是誤把傳統文化等同於獨尊儒術之後的儒家文化。按照這樣的觀點，首先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意義就會被完全否定。作爲中國現代文化發生發展的起點，也就無法得到認可，甚至魯迅作爲旗手的一代文化先驅的革命貢獻都要被徹底顛覆。而關於傳統文化斷裂，我本人曾經提出： 中國文化實際上應該是經歷了三次斷裂。第一次大斷裂是在秦焚書坑儒和漢罷黜百家，國家通過政治手段和權力控制推行一種思想，繁榮的百家文化遭到全面壓制，這是對傳統文化第一次嚴重毁壞[注]郝雨《中國傳統文化的三次大斷裂》，《名作欣賞： 鑒賞版(上旬)》2017年第3期，第15頁。。

由此可見，我們的真正意義上的傳統文化，並不能等同於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之所以延續兩千多年，是由於當時的統治者們罷黜百家政策的强行推動，又恰好是非常符合專制主義的思想和精神統治，所以又被歷代帝王不斷加以强化，導致了其本身就成了專制主義的一部分。這種已經僵化和腐朽的專制文化，完全不能代表我們的傳統文化。這樣的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單一發展，僵化板結，“理”大於人，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終於造成了魯迅所揭露的“吃人”悲劇的殘酷現實。所以，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反的只是這樣的“傳統”，而我們今天的對接，則要對接罷黜百家之前的真正優秀的傳統文化。

如今，我們要復興傳統文化，要在傳統基礎上轉型發展，必須真正回到傳統文化的源頭。只有找準歷史的斷裂點，才能真正發現對接點。如果可以認定“罷黜百家”才是傳統文化的第一次全面斷裂，那麽，對接諸子百家的經典思想和文化精髓，才能振興真正意義的傳統文化。所以，我們必須從文化源頭的諸子百家找到與現代文化的一一對接點，進一步實現習近平總書記謀劃的創新性發展。那麽，“新子學”的倡導和深入研究，就正是找到了建設和推動傳統文化現代化發展的科學路徑。

在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對接點問題上，應該是有多個角度多種層面的。比如作爲現代文化的核心精神，即世界普遍認可和所要倡導發揚的人文精神，就是一個最根本的對接點。因爲他實際上正是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着極其深厚文化土壤培育的文化精神。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之中到底要着怎樣的“人文精神”内涵？其“人文精神”的真實意義和現代的以及西方的人文精神有着怎樣的異同？尤其是，這樣的人文精神對於當下中國的文化發展和思想建設有着怎樣的價值和意義？只有解決了這樣的問題，才能實現真正的對接。而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又必須采用“新子學”的研究思路和途徑。

首先，肯定人在世間的最高價值，肯定人在世界上的主體的、主動的以及能動的地位，當然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構成。在中國漫長的文化發展歷史中，很早就有表現“人”是天地萬物中最靈、最貴者的思想。如《尚書·泰誓》中説：“惟天地，萬物之母；惟人，萬物之靈。”[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泰誓上》卷十一，《十三經注疏》上册，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180頁。到荀子時，更是提出了人最爲天下貴的觀點，他説：“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注]王先謙《荀子·王制》，《諸子集成》第二册，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04頁。荀子用比較的方法，層層遞進地説明了爲什麽天地萬物中人最爲貴的道理。從荀子、《中庸》和董仲舒等的論述中，應當説都藴涵着這樣一層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也就是在整個自然萬物之中，人是處於一種能够掌管萬物而作爲世界主控者的地位的，是具有主體性和操有主動權的。就這方面説，人在天地萬物之中可説是處於一種核心的地位。這樣的思想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呼喊出的“人是世界之花，萬物的靈長”本質上應該是相通的。

其次，從深層次上來看，我國曾經大一統的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確有着極大的差異，然而，卻又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是絶然對立、不可調和的，有人就曾經發現兩者之間其實具有一個交集的價值空間，就在於對“人”的問題的關注。衆所周知，18世紀歐洲的啓蒙運動，高揚人本主義，衝破中世紀神本文化的牢籠，然而誠如當時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們倡導的人本主義，正是從中國儒、道哲學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極大的啓發和鼓舞[注]詳見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章。。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之後對人本主義的追求毋需多言，我們需要在此强調的是儒家文化對於人的思考。在傳統解讀中，儒家文化似乎站在個人的對立面而崇尚集體主義的思維模式。對於儒家文化作這樣的解讀，其所得出的結論自然無法與自西方而來的現代化理念並行不悖。然而孔子之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恰恰説明，孔子對於社會問題的探討是從個體的人開始的。個體的人作爲構成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不單構成了社會本身，也構成了社會的諸種問題。因此，社會問題的解決最終也必須倚賴人的問題的解決，必須關注人的複雜與多樣而非將“人”視作一種生物意義上的抽象個體。“身心合一”(内外)將會爲調節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義的思想資源。

20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在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時，認爲西方人重視個體，而我們中國傳統思想則强調群體。但是，如果把眼光回溯到源頭，看看儒家在開始時是怎麽説的，就會發現問題並没有那麽簡單。以人們最熟悉的一段孔子的説法來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注]張燕嬰譯著《論語·爲政》，中華書局2006年9月版，第13頁。以往人們對這段話的理解，主要是認爲講了他七十以後的精神境界。是他在晚年回顧他一生的精神生活的過程，概括了他認爲是這個過程的幾個主要階段。其實，細讀起來，這些話的字裏行間，不是滲透着强烈的自我肯定的意識嗎？而且“不惑”、“知天命”、“耳順”，尤其是“從心所欲”這樣的一些表述，不都是充滿着對於個體自由的嚮往和追求嗎[注]傅佩榮《國學給我們的啓示》，原載於傅佩榮新浪博客，2011年12月4日。？

當然，人文精神强調“人”的精神，其實歸根結底就集中在幾個關鍵詞，即： 生命、自由、尊嚴。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天人合一”思想，内涵極其複雜，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强調人要順應自然，以得更加圓滿的自然生命。尤其在莊子的思想當中，“尊生”、“養生”，更是其全部哲學思想的重要構成。這樣的思想在他的許多篇章中都有論述，如：“陰陽和静，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莫之爲而常自然。”[注]孫通海譯著《莊子·繕性》，中華書局2006年9月版，第235頁。他珍愛一切鮮活的生命，認爲都是造物者的偉大創造，其内篇《養生主》，更是人人熟知的養生之道。

其實，對於生命和身體的看重，在《老子》中就有非常深刻的闡發： 《道德經》四十四章説道：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注]饒尚寬譯著《老子》，中華書局2006年9月版，第109頁。

這裏，顯然是把人的身體看得最爲重要的。在與名利和物質的對比中，大大肯定了身體的價值，並提出一旦顛倒了這種關係，就可能帶來慘重的損失和危險。

至於莊子的自由觀，則以《逍遥遊》爲代表，有人説，莊子的哲學本質上是人生哲學，拯救人生是其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這突出地表現在莊子對於人生困境的追溯，對人的自由境界——“逍遥”狀態的刻畫。而莊子的所謂自由就是與“道”合一，“與宇宙精神往來”。自由境界是莊子哲學最高的價值追求。也有人認爲，中國的天人合一是有分的合一，所以主體性和自由本來就是天人合一的内在尺度。天人之際的問題本身就默認了天人之間存在着差别和對立。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體能够把握客體，是中國哲學的固有精神。

從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人文精神可以説是傳統與現代最重要最根本的對接點。我們當然還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傳統文化的各種可以發揚的精華内涵，尋找各個層面的對接點。而這也正是“新子學”的使命和宿命。“新子學”之新及其真正價值意義，也就由此顯得更加明晰和舉足輕重！

三、“新子學”與未來文化秩序的建構及整體創新發展

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當然存在巨大分野。在文化歷史轉型過程，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鬥争關係。但在文化發展和建設的正常運行階段，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就需要整體聯通和貫穿，就需要把傳統與現代進行科學理性地融合對接，才能創新發展。

首先，現代性問題是21世紀的一個時代問題。近年來，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我國學術界深刻揭示了現代性的中國内涵與時代表達，進一步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藴含的豐富現代性思想進行探討，圍繞馬克思唯物史觀視域中的現代性思想的具體表徵、價值意義及發展路徑等問題展開，推動了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探索及理論構建[注]學術月刊編輯部、光明日報理論部、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16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學術月刊》2017年第1期。。這對於我們當今的復興傳統文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理論。

那麽，把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加以釐清，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矛盾分歧辨證分析，從而摒棄和排除傳統中腐朽落後之部分，並找到二者之間得以達到契合相融的精神對接點。這正如習近平所説：“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準、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爲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爲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捨。”[注]《習近平： 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年9月24日。這就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重點解決的根本性問題。而現代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以人爲本。通過對我國傳統文化經典的全面考察，人文精神在我國最本真的傳統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只是在漢代提出“罷黜百家”之後，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逐漸出現重大變異，以至漸漸形成魯迅所揭露的“吃人”現象。既然人文精神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都有着共同本質的相通，只是曾經被專制主義所毁，所以把這些從歷史的視角分辨清楚，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發展就找到了最本質的契合點，以此統領傳統與現代的全面對接融合及文化體系構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一再指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係，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就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仍有借鑒價值的内涵和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和現代表達，“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關於創新性發展，當今而言，最緊要而且也最容易落實的，就應該是各個領域和學科理論的中國體系的原創性建設。而中國理論和中國體系的建設，歸根結底是要立足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厚土壤。那麽，如何完整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基本構成，“新子學”研究具有方向性意義。

譬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領域一直在呼籲和尋求傳播學的中國化建設，但是，三十多年過去，傳播學的中國化卻也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幾年前我通過研究發現，傳播學的中國化之所以進展緩慢，根本在於我們缺乏一種原創意識。隨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增强理論自信和中國體系的原創意識，我又進一步發現，傳播學中國體系的原創建設，一定要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而自從接觸到“新子學”之後，我更加清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構成在哪裏！於是，把學術視野比較集中地放在諸子百家核心的經典文本上，從而發現了可以支撑中國媒介批評學體系的三大理論支柱： 一是中國媒介批評的理論之魂——諸子百家一直主張的人文精神；二是藴含於以諸子之學爲核心的傳統文化中的中國智慧；三是諸子百家開闢的中國傳統批評方法。到2015年，我完成了《中國媒介批評學》的體系建構，是對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的一種比較具體的嘗試和探索。許多專家學者在《光明日報》《新聞記者》《傳媒》等多家報刊對《中國媒介批評學》發表評論，認爲其立足中國的文化土壤和新聞傳播現實，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型、創新性發展的思想爲指導，堅持以人爲本，特别提倡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從經典文化中尋找媒介批評的思想方法和思維邏輯，借鑒我國傳統文藝批評理論中基本概念和表現方式，並進行一定的現代化改造和融合，積極探索並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傳播現實的原創性批評學體系，以推動中國化媒介批評教育及媒介批評實踐的深入發展。

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對於那些重大理論問題上存在的模糊認識和錯誤理解給出正確闡述，形成完備完善的結構性理論體系，並按照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具體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即“對歷史文化特别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爲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别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從而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解決人類共同難題，促進世界文明的共同發展。

這其中，我們雖然不認爲儒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唯一傳統，但是，在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結構當中，儒家文化又確實有其獨特地位，那麽這各個學派和思想精神又如何構成龐大的民族文化系統，其結構性關係如何分佈，各自與現代文化的融通與交集點在哪裏，都有待通過“新子學”的科學方法和途徑在研究中取得答案。通過這樣的系統整體研究，中國文化未來全新秩序的建構就有充分的理論依據和戰略方向，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就可以路途通暢，偉大的中國夢必將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