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社会文明程度以及综合国力等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改革决策进行了探讨，如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主义、登顶比赛（Race to the Top）以及碎片化的权威主义，等等。这些解释，或从政府科层，或从经济层面，或从决策层面来论述。实际上，“中国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它需要借助多种理论资源进行立体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40年的改革是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通过张扬与规范人自由的本质属性，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协调互补作用，并以渐进方式推进的制度变迁过程。

首先，“实事求是”意味着改革要告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浪漫主义，意味着改革要立足脚下和现存的实际问题，更意味着改革要接通公共理性与事物发展规律。在计划经济年代，革命时期的动员手段、目标设定的浪漫情结和克里斯玛型的个人权威，直接影响甚至是左右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以及民众的具体诉求很多没有被考虑到，抛弃“实事求是”是“浮夸风”“十年文革”的根源。改革四十年，就是“实事求是路线”逐步确立和深度推进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与延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加入WTO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些无不是在正确研判国内外现实状况、遵循事物演进的本原逻辑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决策。

其次，张扬与规范人自由的本质属性，这意味着过往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断确立人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单位体制的式微，意味着人们获得的自由活动空间在不断扩大，人对自身支配自由的获得，蕴含了巨大的社会创造力，社会财富得以充分涌流。我国的经济总量、人们的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大幅度提升，这些显性的发展指标来自于对人主体性的尊重，来自于对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创造者外在束缚与限制的解除。改革开放四十年，通过制度创新，解除了人在追求经济上富足的外在枷锁，提升了支撑劳动者创造力的知识基础，吸纳了对外合作、交往中的外域经验、技术与制度。所有这些，意味着人们的自由度不断扩大，但是，这种自由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即人们对自身自由的追寻并不逾越法律的边界，人们在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也实现了对他者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尊重。

再次，改革过程中“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互补，即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失败”；同时，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降低政府运作的组织成本，克服“政府失灵”。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日益彰显，“看得见的手”的行为日趋规范，“两只手”的协调互补作用的发挥，把传统体制下的“笼罩一切”的政府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政府职能与边界的收缩，促使“有限的政府”“有为的政府”逐渐成为现实，市场的作用、社会的力量逐步显现。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不仅在制度框架上得到实现，而且，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也在深入推进。

最后，在改革方式上，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以绩效增长累积合法性，以时间换空间，实现了改革的速度、力度和承受度的有机统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计划命令体制的诸多弊端，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启动、推进与再出发的路径依赖。中国的改革，要想不被“锁定”在历史与传统的静止状态下，不仅需要改革的决心、恒心与毅力，更需要有科学合理的改革方式与改革路径。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或者说之所以“蹄疾步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采用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即不是采用“推倒重来”的“大爆炸”式的改革，而是通过做大增量、再改存量、先外围后中心、“先剪指甲、再断腕”的先易后难式的方式，最大程度上凝聚改革共识、汇集改革力量，改革开放之花才能越开越艳丽。

提炼改革四十年所蕴含的理论命题，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的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狠抓改革落实，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在改革再出发之际，过往的改革给了现实诸多启迪：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改革能够顺畅进行的前提与基础；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以社会最大公约数来凝聚改革共识；必须立足现实问题，在找寻问题、破解难题中推进改革；必须坚持本土路径，在改革中要考虑路径依赖与文化约束；必须注重对外域文明的吸纳，以开放的心态借鉴有益的文明成果；必须注重法治，通过法治，维护改革秩序，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和巩固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