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红军长征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均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长征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频共振、互为因果，在拓展实践经验和深化理论探索两个方面都有与此前不同的新创造，在政治、军事、政策诸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为最终完成第一次飞跃奠定了基础。长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群众性、创新性特征，其本质内涵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当代化和具体化。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造就了成熟的活动主体、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毛泽东则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历史证明，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并且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4年至1936年间，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长征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频共振、互为因果，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专著有，程恩富、陈厚义主编：《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何作庆：《红军长征时期民族政策比较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论文有，黄黎：《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高凤林、马启民：《长征：毛泽东思想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2期；谷正：《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2期；素履：《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红旗文稿》2016年第20期；周竞红：《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金民卿、马成瑶：《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长白学刊》2016年第6期；周前程：《长征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张治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以长征前后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观念变迁为视角》，《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等等。总体来看，整体研究中对其历史作用和地位关注较多，对其本质内涵及特征研究较少；专题研究中对民族宗教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及遵义会议等关注较多，对军事领域等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侧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历史进程出发，对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突出特征、本质内涵和历史意义加以全面考察。

一、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过程中，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从中国实际中得出的新的思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和新形式。*顾海良：《总序》，丁俊萍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1卷1919-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拓展实践经验和深化理论探索两个方面都有与此前不同的新创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为最终完成第一次飞跃奠立了基础。

(一)在政治层面，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时，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有着13年历史的革命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亦进行了曲折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以教条态度贯彻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累积和发展，更成为红军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的重要原因。正是在长征过程中，惨痛的失败和现实的困境，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怎样领导红军摆脱危境、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问题。1935年1月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一年后三支主力红军会师陕甘，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逐步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检验一个政党是不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它有没有一个坚强可靠的领导核心。由此，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长征不仅孕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而且使它在斗争中不断走向成熟，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在事实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历了长征途中的战争考验和政治博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事实上已经取代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趋于健全。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注重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有效地避免了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局面的再现。尤其是在处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团结，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分裂和内乱，为实现党和红军的再次会师和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在军事领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重被认可，军队建设的基本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长征首先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实现战略转移为最终目标，以行军和作战为基本形态。长征期间规模较大的战役战斗有600余次，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也有120余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浴血拼杀，演绎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丽奇观。综观长征中的战役战斗，创造了灵活机动、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展现了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显示了党和红军领导人处变不惊、运筹帷幄的精深智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为战争(或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军队建设两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毛泽东军事思想则是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理论成果。毋庸讳言，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而这一失败的主观原因，无疑是坚持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而放弃了毛泽东等所创立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略战术。长征初期，由于军事指挥上“左”的影响仍未清除，中央红军在陆续通过敌军四道封锁线后，数量已由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其中湘江战役更是红军创建以来所罕见的一场失败。军事上的严酷局面，促使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开始考虑这支部队的出路问题。经过一路激烈的争论和艰难的转兵，在遵义会议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最终被取消，毛泽东重回指挥决策层，后来又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沙窝会议后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从而在事实上逐步确立了其军事领导地位。毛泽东等所确立的红军游击战、运动战原则在军事斗争中重被运用，所指挥的四渡赤水等战役战斗堪称典范，并使处于绝对劣势和被围状态下的红军得以跳出敌军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在艰苦转战和内外斗争中，红军建设的各项制度原则得到坚持和发展，尤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在经受挑战(张国焘分裂主义)后，更成为这支军队的根本原则。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毛泽东开始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代表作。

(三)在政策范畴，统一战线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民族宗教理论与实践取得突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单一革命斗争理论向具体领域的多维度拓展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主要集中于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提出并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长征前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形式由保卫根据地转入战略转移，活动空间由传统苏区进入陌生地域特别是民族地区，主要目标则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而由“反蒋”变为“抗日”。由此，就必须面对和解决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解决，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都有很大发展或突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单维度向多维度展开。长征经过的西南、西北地区，大都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一点与苏区有很大不同。红军长征经过湘、桂、黔、滇、川、康、甘、宁等省区的苗族、瑶族、壮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白族、纳西族、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其中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黔、滇、川、康等省区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最多，以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停留的时间最长，其中仅在川、康边的藏族、回族、羌族等民族地区停留的时间就达一年以上。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结合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提出了实行民族自治的思想，并开展了尊重与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从而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如果说长征初期提出“北上抗日”更多是一种策略层面的宣传口号的话，随着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和实际行动。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稍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被认为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页。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不仅最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而且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随着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在抗日前提下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特征

长征前后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革命形势严峻，内外斗争复杂，政策变动频繁，与之前和之后中国革命的环境、任务、形态都有着显著不同。与此相应的，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的时代性特征。

(一)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科学理论。长征时期，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和严峻的生存危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这也决定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虽然仍受到“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但对广东军阀陈济棠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对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第一至三道封锁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生死抉择，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愈加激烈，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逐步接受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最终决定转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到苟坝会议上被撤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旋又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再到会理会议前受到质疑，直到最后逐步确立军事领导核心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在实践发展中接受检验的过程。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关于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多次演变。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中共中央依据斗争实践的发展、敌我情况的变化和新获得的信息，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才一步一步确立的。*肖居孝：《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关于长征落脚点选择的次数，学术界有“五次说”“六次说”“七次说”“八次说”等不同观点，可参见赵占豪：《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考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这一时期民族宗教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也大都经历了从“实践需求”到“理论创造”、从“实践经验”到“理论升华”的过程，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特征。

(二)典型的群众性特征

长征时期是群众路线贯彻较好的时期，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也是如此。不论是撤离苏区之际，还是进入民族地区之时，不论是艰苦的行军和作战中，还是在日常的学习和教育中，中共都十分注意官兵一致和军民团结，注重维护群众利益、集中群众智慧。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采用群众的工作路线，给群众高度的民主权，大胆的吸收各种党派，有群众的领袖，领导到机关中来，尽量帮助和发展他们反日反蒋活动的天才和能力。”*《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页。即使是在生活艰难、粮食匮乏的条件下，红军也尽最大可能和努力维护各族群众利益、减少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红军长征途中严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把关心爱护群众和宣传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沿途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帮助部队筹粮筹款、烧水送饭、传递消息、掩护伤员等。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支援，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半床棉被”的故事，即生动反映了红军长征途中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切实的“身教”之外，还有生动的“言传”，即以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官兵和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长征途中，红军克服困难，印刷了大量书刊报纸，传播革命理论，鼓舞军心士气，如《红星报》《战士报》《红色战场》《红炉》等。文艺宣传队通过戏剧、歌舞、快板、诗歌等形式，自编自演娱乐节目，随时随地开展教育，如《翻越夹金山歌》《打骑兵歌》等，融思想政治教育、军事知识学习于一炉，在当时很受官兵欢迎。针对沿途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长征途中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主要采取标语(包括石刻)和群众大会等形式，一些标语如“回番汉穷人是一家人”“红军是穷人的救星”“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等，都有很强的感染力。采用当地的方言俚语，不仅能增强宣传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而且便于理解和传播，如红军在四川所写的“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董有刚：《论述红军长征中的文化宣传活动》，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办公室编：《长征中的文化工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以歌谣的形式和生动的语言，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三)显著的创新性特征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勇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综观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在诸多层面充分彰显了创新性特征。在军事领域，红军处于优势敌军围追堵截之中，国民党中央军与各地军阀部队既存在矛盾，又共同加入对红军的“追剿”作战。对红军来说，处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新环境中，与之前的作战环境有很大差异。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声东击西，乘虚蹈隙，灵活作战，因敌制胜，创造性地发展了游击作战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等更成为游击战的经典战例。民族宗教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新。长征途经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民族错落杂居、文化背景复杂、各种矛盾突出，如何搞好与他们的关系以利于部队转战和通过，如何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和团结发动，如何帮助他们开展革命斗争、建立自治政权以反抗压迫，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无法找到现成答案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边实践边探索，创造性地提出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在民族地区播洒了革命的火种，成为当之无愧的“宣传队”和“播种机”。长征后期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在破除关门主义影响、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亦有许多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运用亲笔书信与国民党政要等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创造“亲书政治”的成功范例。据学者统计，自1935年11月26日至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写下上百封亲笔书信，最多的一天修书7封，对象涉及国民党阵营高官及各界社会贤达，信件密度之大，所达范围之广，都颇为引人注目，成为沟通各界人士、促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吴海勇：《毛泽东为何“一日写七信”》，《解放日报》2017年7月11日，第10版。

三、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欧北美诸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在马克思的设想中，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在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成功的。这些显然与后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并不一致，与近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更有较大距离。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提供的是理论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指明了“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方向，但不可能为几十上百年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提供具体方案和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缘乎此，本质也存乎此。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它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日报》2006年6月28日，第9版。考察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亦无外乎此。

(一)以国际主义观念的变迁及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为发端，开始更加自觉地从中国的实际和利益出发探索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各个国家和民族则具有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现实，这就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从本国本民族的传统和实际出发，实现其本土化和民族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就其产生的历史土壤和理论的主要内容来说，都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存在较大隔膜。因此，这一科学理论的传播、融入和成功，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际，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对这一问题显然要做辩证的分析。然而在中共的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阻碍之一，就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斯大林国际主义标准的干扰。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保卫苏联”走向“寻求苏援”，开始以中国革命自身利益为中心考虑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张治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以长征前后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观念变迁为视角》，《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经历了长征，中国共产党初步实现了由无原则的国际主义向有条件的民族主义的转变。经历了这一转变，中国也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二)由理想化的革命浪漫主义在实践中遭遇挫折而反思，开始更加自觉地从革命形势任务和现实需要出发调整政策策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或者说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断发展论者。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势，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主题相契合，与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任务相适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特征。长征时期，中国革命的形势、环境和任务不仅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革命迥然不同，而且与之前也有很大区别。“左”倾的教条主义者习惯用马列教条和苏联经验生搬硬套地指导中国革命，这种带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方式却在实践中屡屡碰壁，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严峻的革命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从革命现实出发，以务实的态度调整政策策略，以推动革命斗争向前发展。游击作战原则的选择，民族宗教理论的创造，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发展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是革命理想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转变的表现，亦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成果。*杨炳章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共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从革命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化的时期。这一转变与长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权同步发生，而且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40年代末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参见[美]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三)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导致的一系列失败中警醒，开始更加自觉地从实践经验出发指导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宏观的，也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的具体。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缘此，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离开了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成了水月镜花，无从谈起，更无法落实。所谓具体化，就是从革命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变化发展的具体形势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指导和实践解答，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政治、军事斗争过程中，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策略多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并随历史条件的发展演变而调整。比如长征后期对东北军、西北军及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与长征初期对两广及西南军阀的统战工作相比已大不相同。再比如长征途经各民族区域时，由于其历史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红军过境形势等方面的差异，也采取了各有区别的政策和策略。又比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方针，自1935年到1936年间经历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演变。

四、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革命史上，长征时期就时间跨度而言并不算长，只有两年左右，相较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抑或是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都略显短暂。但长征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却十分重大。长征的胜利，不仅“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第400页。，而且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酝酿在长征之前早已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则在长征结束之后才被提出。长征时期(1934-1936)不仅在时间上居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21-1949)的中间位置，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如前文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阻碍或者说中国革命多次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过度指导和干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给予了有力帮助，但长期以来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干预，尤其是以坚持马列教条和照搬苏联经验为特征的错误指导，也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以至陷入绝境，并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的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电台(也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主要渠道)遭到破坏。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一书中以十分遗憾的口吻提及此事：“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7页。这一偶然事件对于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影响重大。李德的话虽非危言耸听，但这种无法估量的影响却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开始了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实践。特别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任免，决定党和红军的重大行动战略问题，决定对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和调整，这在以往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在稍后正式提出了这一命题。在以后虽然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但主要依靠中共党内同志、立足中国社会实际、着眼中国革命利益已成为基本考量和主要方式。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正是从长征中开始的。

(二)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来看，在各个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有所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一条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丁俊萍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1卷1919-1949)》，第6页。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受到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压制，在实践上也相对有局限性，主要是围绕南方各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探索走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但这一思想还远未稳定地成为全党的共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恰恰是在主力红军被迫退出南方各主要根据地、先后转移到西北根据地后，才真正被认识和认可的。更重要的是，长征前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更广地域、更多领域直接面对中国革命的诸多现实问题，在更多层面展开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长征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仅被正式提出，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了深化和升华。

(三)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就了成熟的活动主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由特定主体来承担和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在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主要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理论家和领袖五种类型*徐松林：《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求实》2006年第8期，第10-13页。，其中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确立者”*陈金龙：《领袖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刊》2009年第11期，第6-8页。。领袖群体的稳定与成熟，是一个政党稳定与成熟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是党内较早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的领导人。他在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但这一正确认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相反毛泽东在长征之前受到排挤，事实上被取消了在党内的发言权。长征途中，根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解除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随后逐步确立起其在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长征时期的这一次人事调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央领导人选。通过长征，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取得长征及其后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后来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随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和长征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有了一个成熟、稳定、坚强的活动主体尤其是领袖群体。

(四)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和理论上走向成熟，无疑是在延安时期。但长征时期在理论上的一些创造和实践经验的积淀与总结，为后者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长征过程中，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转变，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大问题，开始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成熟。实现这些重要转变、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标志，就是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长征期间召开的会议，按规格可以分为中央一级的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如各中央局、各省委、各主力红军及以下各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其中以中央一级的重要会议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中央一级的会议主要包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中革军委会议、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等。以这一时期的重要会议及其决议为标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同时仍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瓦窑堡会议后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特别是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最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推动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1936年12月毛泽东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军事领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都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熟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进行了准备、奠立了基础。

五、结语

综合前述，长征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通过长征，实现了战略转移(从东南到西北)、战略转变(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战略转折(从革命屡经挫败到趋于顺利直至最后胜利)，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长征既是一个转折点，又是一个新起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就时间跨度而言，长征时期并不算长，只有两年左右，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在拓展实践经验和深化理论探索两个方面都有与此前不同的新创造，在政治、军事、政策诸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为最终完成第一次飞跃奠立了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长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因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遭遇挫折的结果。换言之，是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处于艰苦的转移和转战之中，争取生存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主要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争取战争胜利而服务的，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功利性和曲折性特征。如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就是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直到会师西北，在实践发展中逐步确立起来的。长征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作用既不应拔高和夸大，也不应忽视和抹煞。这一时期的探索和积累，为长征胜利至全国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