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存振 肖海峰

摘 要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通过静态和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从整体和分类别农产品两个层面分析了199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为辅，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虽然不高，但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产业内贸易类型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且与中东欧地区和西亚及中东地区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与其他地区以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统计期内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和分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均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中国与西亚及中东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引起，与其他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引起。

[关键词]中国；“一带一路”；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贸易规模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11-0046-07

一、引 言

2000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文化交流和贸易互通往来的通道，具有深远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影响的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我国提出，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外两大市场的重大举措（余妙志和梁银锋等，2016[1]；何敏等，2016[2]），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付明辉和祁春节，2016）[3]。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下简称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总额达到595.2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62%。“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何敏等，2016）[2]。但现阶段，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多关注能源、矿产、制造业等产业，对农业产业关注相对较少。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双方的农产品贸易情况，如何敏等（2016）[2]利用RCA指数和TCI指数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貿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付明辉、祁春节（2016）[3]采用GL指数和RCA指数研究了2000～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产业内贸易和比较优势等问题，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各地区间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加深使得产业内贸易日渐盛行，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增长方式。农业领域贸易与合作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引擎，但有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较少，学者们仅从中国与单个国家或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齐晓辉和刘亿，2015[4]；佟光霁和石磊，2017[5]）或静态产业内贸易的角度分析（付明辉和祁春节，2016）[3]，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关系。故本文以产业内贸易作为切入点，借助静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指数（GL指数）、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指数（GHM指数）、动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I指数）以及边际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指数（BI指数和HI指数）从整体和分类别农产品两个层面较为全面地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分析，进而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和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间的农产品贸易提供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

二、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1.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指数——GL指数

产业内贸易指数（Grubel-Lloyd指数，简称GL指数）由Grubel和Lloyd（1975）[6]提出，是目前通用的测度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刘雪娇，2013；冯宗宪和蒋伟杰，2017），本文运用该指数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2.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指数——GHM指数

根据贸易特征不同，可将产业内贸易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通过测度产业内贸易类型可以反映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工格局。测度产业内贸易类型常用的方法是Greenaway et al.（1994）[7]提出的GHM指数：

3.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I指数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BI指数）由Brülhart（1994）[10]提出，用于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本文运用该指数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一段时期内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4.边际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指数——BI指数和HI指数

GHM指数为静态的产业内贸易类型指数，无法衡量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动态变化趋势，为测度一段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类型，本文采用Thom和McDowell（1999）提出的HI指数和BI指数比较法，其中BI指数为Brülhart（1994）[11]提出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HI由式（6）计算：

当BI大于HI时，说明产业内贸易增量以水平型为主，反之，则产业内贸易增量以垂直型为主。

（二）研究范围

“一带一路”是个开放区域，当前还没有准确的空间范围。借鉴以往学者（付明辉和梁银锋等，2015；何敏和张宁宁等，201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界定，将沿线国家划分为6个地区，共包括64个国家（见表1）。

（三）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根据以往研究，将SITC商品分类号前三位数相同的商品作为相同产品，前三位数相同商品的双向贸易定义为产业内贸易（Grubel和Lloyd，1971）。依据SITC Rev.3分类标准界定的农产品共包括4类、22章、66组农产品，其中，0类为食品和活畜，共10章36组农产品；1类为饮料和烟草，共2章4组农产品；2类为非食用原料，农产品为其中的7章共22组；4类为动植物油、油脂和蜡，共3章4组农产品。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规模和结构

1.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199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64.978 6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595.264 8亿美元，增长了9.16倍，年均增长率8.76%；进口总额从1995年的37.408 3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370.810 9亿美元，增长了9.91倍，年均增长率9.14%；出口总额从1995年的27.570 3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224.453 9亿美元，增长了8.14倍，年均增长率8.18%。进口额增长速度高于出口额增长速度，因此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由1995年的9.838 0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46.357 0亿美元（见表2）。

2.区域间农产品贸易规模差异较大

通过表3可以看出在不同年份，各地区国家在农产品贸易规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区域性明显。自1995年起，东南亚一直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中贸易量最大的国家，2015年贸易量高达402.1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量的67.56%，其次为蒙俄地区，占比13.24%，再次为南亚（6.20%）、中东欧（6.08%）和西亚及中东地区（5.22%），占比最小的为中亚（1.69%）。从贸易额年均增长速度上看，各地区也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其中，年均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东欧地区，约为17.86%，2015年的贸易额相比于1995年增长59.89倍，其次为南亚（10.68%）、西亚及中东地区（9.66%），再次为东南亚（9.05%）、蒙俄地区（8.97%），增长速度最慢的是中亚地区，约为4.82%。

3.农产品贸易类别较为集中

从201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类别较为集中，从总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约占农产品总贸易额的53.08%，其次为2类（非食用原料）农产品，约占农产品总贸易额的34.39%，再次为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农产品，约占10.65%，最后是1类（饮料和烟草）农产品，约占1.88%。分区域来看，六大地区中除蒙俄地区外，其他5个地区（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西亚及中东）与中国最主要的农产品贸易均集中在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仅是占比不同，其中，中国与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农产品贸易中在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占比最高，高达59.97%。中国与六大区域农产品贸易占前两位的均为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和2类（非食用原料）农产品，与总体情况相同（见表4）。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1.整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表5显示了199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区表现出略微的不同，但总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为辅，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虽然不高，但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分区域来看，2015年中国除与蒙俄地区产业内贸易水平与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他5个地区（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西亚及中东）与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相比于1995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从201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GL值达到了0.304 3，其次为南亚地区，GL为0.290 3。六大板块中，与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最快的为南亚地区，GL值由1995年的0.044 5增长至2015年的0.290 3。其次为西亚及中东地区，GL值由1995年的0.066 0增长至2015年的0.229 5。

2.分类别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表6显示了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分类别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可以看出各地区不同类别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同。整体来看，中国除与蒙俄和中亚1类（饮料和烟草）为产业内贸易之外，与其他类别农产品以及“一带一路”其他地区各类别农产品均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具体来看，中国与蒙俄地区四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高，但其1类（饮料和烟草）农产品的GL指数高达0.74，表明中国与蒙俄地区的饮料和烟草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他几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均不高，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与中亚地区1类（饮料和烟草）农产品贸易的GL指数为0.58，表明中国与中亚地区的饮料和烟草也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2类（非食用原料）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也较高，GL指数为0.41，其他几类产业内贸易水平则较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与东南亚地区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贸易的GL指数为0.49，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食品和活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而与其他3个地区（南亚、中东欧和西亚及中东）的各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都较低。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分析

1.整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分析

表7显示了199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类型。从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与各地区不同年份表现出来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并不相同，在多数年份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且与蒙俄地区、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以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与中东欧地区和西亚及中东地区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具体来看中国与不同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中国与蒙俄地区农产品贸易GHM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由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转变为低质量垂直产业内贸易后又转变为高质量垂直产业内贸易；中国与中亚地区农产品贸易GHM指数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由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转变为高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之后再度转变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GHM指数同样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均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由高质量高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转变为低质量垂直产业内贸易后又转变为高质量垂直产业内贸易；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GHM呈不断下降趋势，但均大于1.25，说明中国与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一直以来均以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农产品贸易GHM指数波动较为频繁，产业内贸易类型由低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转变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之后转变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2015年转变为高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国与西亚及中东地区农产品贸易GHM呈波动上升趋势，多数年份里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2015年产业内贸易类型由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转变为低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2.分类别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分析

表8显示了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分类别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从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与各地区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不尽相同，但多数农产品以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具体来看，中国与蒙俄地区农产品贸易中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且为高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1类（饮料和烟草）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2类（非食用原料）和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农产品均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与中亚地区农产品贸易中0类（食品和活畜）、1类（饮料和烟草）和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农产品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0类（食品和活畜）、1类（饮料和烟草）为低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为高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2类（非食用原料）农产品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且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四类產品均以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1类（饮料和烟草）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0类（食品和活畜）、2类（非食用原料）、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与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四类产品均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0类（食品和活畜）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1类（饮料和烟草）、2类（非食用原料）、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农产品贸易四类产品均以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0类（食品和活畜）、1类（饮料和烟草）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2类（非食用原料）、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与西亚及中东地区农产品贸易四类产品均以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0类（食品和活畜）、2类（非食用原料）为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1类（饮料和烟草）、4类（动植物油、油脂和蜡）为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分析

1.整体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分析

表9显示了199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情况，从整体BI值可以看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但各地区略有不同，其中，中国与蒙俄地区农产品贸易的BI值仅为0.040 5，说明其农产品贸易增量中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而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农产品贸易的BI值均为0.25以上，与西亚及中东地区的BI值也达到了0.17，说明中国与其农产品贸易增量中产业内贸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分类别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分析

表10显示了199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分类别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地区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是不同的。其中，对于东南亚来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贸易的BI值为0.25，说明其农产品贸易增量中产业内贸易起了部分作用，而其他几类农产品贸易增量中产业间贸易的作用较大；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各类的BI值均小于0.20，说明中国与蒙俄、中亚、南亚、中东欧、西亚及中东地区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从动态产业内贸易类型指数BI和HI对比来看，除中亚地区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贸易的BI大于HI，其他各地区各品种的BI均小于HI，说明中国与大多数地区大多数种类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而与中亚地区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则主要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引起。

（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分析

表11为1995～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农产品动态产业内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类型分析。首先，从BI指数上看，中国与各地区国家农产品贸易的BI指数均相对较小，说明中国与各地区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其次，从各地区BI指数的比较上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农产品贸易的BI指数最大，说明“一带一路”地区中，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增量中产业内贸易作用最大。再次，从BI指数和HI指数比较上看，中国与蒙俄、中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欧地区的BI指数值均小于HI指数值，说明中国与这些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引起，中国与西亚及中东地区的BI指数值大于HI指数值，说明中国与西亚及中东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引起。

四、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静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指数（GL指数）、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指数（GHM指数）、动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I指数）以及边际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指数（BI指数和HI指数）从整体和分类别农产品两个层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结果表明：

第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为辅，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虽然不高，但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从与不同地区分类别农产品贸易类型看，中国除与蒙俄和中亚1类（饮料和烟草）为产业内贸易之外，与其他类别农产品以及“一带一路”其他地区各类别农产品均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第二，从产业内贸易类型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且与蒙俄、中亚、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以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与中东欧和西亚及中东地区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从分类别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多数农产品贸易以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第三，从整体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从分类别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各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同样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

第四，从产业内贸易增量类型来看，中国与蒙俄、中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欧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引起，中国与西亚及中东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引起；从分类别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类型来看，中国与大多数地区大多数种类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而与中亚地区0类（食品和活畜）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则主要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引起。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深入推进国内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背景下，一方面，应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构建有效的农产品合作机制，优化农产品贸易政策，加深与沿线国家农业领域合作。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虽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应加强双边互利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升与沿线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促进与沿线国家高质量的垂直型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发挥与不同地区国家比较优势，积极发展水平型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参考文献]

[1] 余妙志，梁銀锋，高颖. 中国与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J]. 农业经济问题，2016，37（12）：83-94，112.

[2] 何敏，张宁宁，黄泽群.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6（11）：51-60，111.

[3] 付明辉，祁春节.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现状与比较优势分析[J].世界农业，2016（8）：180-185.

[4] 齐晓辉，刘亿. 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J]. 世界农业，2015（7）：29-34.

[5] 佟光霁，石磊. 基于产业内的中俄农产品贸易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7，38（6）：89-100.

[6] GRUBEL H G，LLOYD P J. 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5，6（3）：312-314.

[7] GREENAWAY D，HINE R，MILNER C. Country-Specific Factors and the Pattern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UK[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94，130（1）：77-100.

[8] AZHAR A K M，ELLIOTT R J R. O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in Intra-Industry Trade[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6，142（3）：476-495.

[9] BOJNEC，STEFAN. Pattern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During Transition[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01，39（1）：61-89.

[10] BR？譈LHART M.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94，130（3）：600-613.

[11] THOM R，MCDOWELL M. Measuring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9，135（1）：4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