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平台迁移”：社交媒体用户大规模地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渠道、方式和影响也随之变化。我国网络动员平台迁移折射出规律性特征，互联网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包含冲突发起、冲突扩展、政府管理、平台支撑四个维度以及十二个子维度。以“邻避冲突”领域为代表的典型案例，分别通过论坛、微博与微信进行网络动员，发生显著“平台迁移”。当前我国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呈以下态势：舆论下沉，政府与民众协商互动的机会减少;联合增强，集体行动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更大;议题变窄，集体行动暂时性控制更易但深层次化解更难;管理更难，介入动员过程受限且监管更为乏力。

关键词：平台迁移;政治机会结构;网络动员;邻避冲突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4-0104-08

“论坛已死、微博已衰、微信崛起”所生动描述的正是我国互联网领域的“平台迁移”。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集体行动与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在时间上近乎重叠[1]，互联网社交媒体与邻避冲突之间存在高度嵌合，邻避冲突过程中的网络动员方式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平台迁移”。

本文拟用调适后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选取分别通过论坛、微博、微信开展动员的三个典型的邻避冲突案例，对比分析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在近十年来的发展态势，历时性地梳理互联网为我国集体行动提供的条件与约束。

一、分析框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及其调适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在集体行动研究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于分析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平台迁移现象具有较高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发展脉络

1973年，艾辛杰在解释美国城市抗争行为发生频率时率先提出：集体行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并不是取决于民众愤恨情绪的强弱或能够利用资源的多寡，而是取决于政治系统开放程度所带来的政治机会的多少一一健色对开放，无需抗争;绝对封闭，无法抗争;半开放半封闭，抗争较多[2]。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甫一提出就迅速走红。蒂利（Tilly）和麦克亚当（McAdam）分别把政治机会机构作为诸多影响因素之一引入到他们的解释框架之中。蒂利认为“政治机会或威胁”是决定集体行动成功与否的六因素之一，麦克亚当提出集体行动是政治机会、内在的组织强度和认知解放共同影响的结果[3]。

随后的一些学者将政治机会结构看作影响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也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分析视角。基茨切尔特（Herbert P.Kitschelt）在解释法国、瑞士、美国和西德四国反核运动的策略和影响差异时，提出政治机会结构包含资源的具体配置、社会动员的体制安排和历史先例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限制或促进运动的发展。[4]泰罗（Tarrow）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抗争中始终如一，但未必是正式的或長久的解释维度，具有为集体行动创造参与动机的政治环境因素”[5]。奈特维克（Nentwich）提出政治机会机构是“公民可以获得的，能够借以进入公共领域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6]。

与此同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也受到了很多质疑，比如，“像块大海绵，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释”、无法证伪、循环论证等。但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也在这种批评声中不断地确定自己的理论位置：首先，强调政治机会结构构成变量的“政治属性”“结构属性”，排除那些非政治性或非结构性的因素;其次，在强调某一因素对集体行动具有影响时，进一步分析其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

（二）部避冲突网络动员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只有在作出本土化和个性化的调适之后，才能有效分析我国邻避冲突领域网络动员的平台迁移现象。结合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格局、中国互联网管理制度、邻避冲突网络动员的特点等因素，可以将互联网领域政治性、结构性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四类十二项（详见表1）：“冲突发起”着眼于集体行动发起者对互联网平台的主动性利用，“冲突扩展”侧重于旁观网民对集体行动的态度、影响和推动，“政府管理”与“平台支撑”主要分析政府、互联网企业采取的措施对集体行动构成的影响。这四类因素不仅涵盖面广泛，而且彼此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发起者是网络动员的起点，旁观网民的参与度是网络动员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评估指标，政府管理是大规模网络动员必然触发的社会反馈，政府管理网络动员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进行的。

1.冲突发起的政治机会结构

冲突发起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互联网平台为邻避冲突的前期酝酿、中期组织和后期协调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互联网社交媒体拓展了网民实现民主权利的机会，发展成为国内不容忽视的政治参与平台，为邻避冲突发起创造的政治机会主要表现在：（1）意见表达，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主要表达对象是地方政府;（2）宣传和串联，通过信息的扩散、情感的支持，居民共同决定发起邻避抗议活动;（3）组织化，产生邻避行动的领导中心，并开展部署活动。

2.冲突扩展的政治机会结构

冲突扩展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邻避冲突从地方的、邻里的抗议扩展为全国关注的事项，从单一的邻避议题扩展为环保、民主等议题，从针对具体的地方政府扩展为针对一般的地方政府行为的机会。互联网扩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地域限制，提升了信息扩散的范围和时效，地方性的邻避冲突也可以借此获得扩展，这主要通过以下渠道：（1）接收不同意见，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对邻避行为的批评和反对，在深度论辩的基础上推动当事人的理性反思;（2）连接社会精英，赢得网络意见领袖的关注;（3）嵌人更大社会运动，成为环保运动、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议题获得升华，获得更广泛群体的支持。

3.政府管理的政治机会结构

政府管理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和国家对于特定社交媒体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对于网民开展邻避冲突动员所构成的影响，主要包括：（1）政府监测，发现邻避冲突动员信息的能力，是政府开展后续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通常包括人工检测、软件检测和外部举报;（2）政府审查，对威胁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违法和不良信息采取的删除措施，也包括对信息发布者的告诫或惩罚措施;（3）政府引导，根据监测到的有关邻避冲突的社情民意，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宣传和引领。

4.平台支撑的政治机会结构

平台支撑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交媒体经营企业的平台定位、发展战略、管理方式等对邻避冲突动员构成的影响：（1）平台定位，同样是论坛、微博或手机端社交平台，但是定位不同决定了其内容和影响的不同，比如微博、论坛可区分为主打时政、娱乐或休闲，微信和陌陌则分别定位为熟人社交和陌生人交友;（2）使用条件，主要是指平台使用的设备条件、网络条件;（3）管理方式，论坛版主、微信的群主、微博的博主在管理權限方面各有不同，用户彼此之间沟通互动方式也差异明显。

二、论坛、微博与微信动员：三个邻避冲突案例

根据论坛、微博和微信出现与兴起的时间以及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别选取以下三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1）发生在2007年的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案例，此时微博尚未兴起，论坛在该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发生在2012年的浙江镇海PX项目案例，微信尚未流行开来，微博的社会影响力达到鼎盛状态;（3）发生在2016年的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案例，相对于论坛和微博，微信在该事件中的作用具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前两个案例，不仅获得了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大量关注，而且研究者们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分析。而第三个案例，则主要是通过参与观察、电话访谈等多种途径获得的信息。

（一）论坛动员：2007·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案例

2007年1月，《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有望在下年建成“本市最大垃圾焚烧厂”，选址为海淀区六里屯。当地居民通过报纸得知该消息后，迅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一系列“反建”行动：“拜访”海淀区市政管委会，多次前往海淀区政府上访，组织签名活动，向有关机构递交材料等。6月，国家环保总局作出暂停焚烧厂建设的行政复议决定[7]。

网络论坛在当时的网民使用率为36.9%，仅次于电子邮件、搜索引擎。截至2007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发展为1.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北京是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省份，约为30%。此时的网民，70%以上在30岁以下，40%以上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76.9%为城镇居民，13%的家庭拥有上网条件。上网还主要属于城市高学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8]。

网络论坛在此次事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地居民的高度重视并发挥了重要影响。事件参与者回忆：“首先必须找到一个表达诉求的渠道，网络论坛是最方便最能引发舆论关注的形式”。居住在中海枫涟山庄、百旺茉莉园和颐和山庄的选址附近小区的年轻居民迅速通过搜狐业主论坛，勇敢且有理有据地表达了反对建设焚烧厂的意见。随后，论坛又成为当地居民协调动员、发布通知、公开政府文件的重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六里屯各网络论坛的版主统一步调，在一夜之间删除了有关垃圾焚烧的帖子。这充分展示了居民使用论坛的理性、大局观和纪律性t9。

（二）微博动员：2012·宁坡镇海PX项目案例

2012年10月，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内的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拟扩建炼化一体化PX项目，引起了当地村民和宁波市民的激烈反对。初期，上百名村民多次到镇海区政府门口集体上访，而后发展到约5000人阻挡通往镇海区的主要道路，最后抗议活动蔓延到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和宁波市政府。28日晚，宁波市政府做出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做科学论证”。

微博在此次事件的发生之时，刚刚确立最流行社交平台的地位，BBS论坛等社交平台近40%的流失用户都转向了使用微博[10]。在2012年，BBS论坛等老牌互联网应用使用率持续走低，微博用户持续增长，微博用户在当年年底达到3.09亿，较上年增长了5873万，年增幅达到23.5%。连续两年的高速发展，微博已经成为当时网民使用的主流应用[11]。普通用户、意见领袖以及传统媒体获取新闻、传播新闻、发表意见、制造舆论的途径都不同程度地转向微博，微博成功占领了网络舆论传播中心的地位，重塑了社会舆论生产和传播的机制。

微博用户尤其是网络大V在推动事件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政府也对微博舆论给予了高度重视：（1）网络大V积极关注，赵楚、姚晨（微博女皇）、陈坤（微博之王）、华少、高圆圆、于嘉、乐嘉等人纷纷通过微博“撑”宁波市民的抗争活动，大V贴文动辄转发上万次、评论上千次[12]。（2）微博谣言层出不穷，官方辟谣难以应对。诸如“宁波大学生死亡”“PX属于剧毒，致癌，畸形”等谣言传播范围广、影响较为恶劣。（3）“宁波市镇海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不断表达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回应网民的关切。（4）微博受到了较为严格的管制;23日，“镇海”“PX”均成为敏感，大量相关信息被删除;27日，宁波地区的微博用户无法在微博上发送图片，发送任何图片的反馈信息都是“信息违法”[13]。

（三）微信动员：2016·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案例

2016年4月，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规划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入选址公示阶段。当地居民在得知项目规划相关信息后，在19-21日的3天时间里，迅速动员并发起了抵制活动：“封堵道路，冲击区管委会大楼，打砸公共财务”。21日晚，海盐县政府发出公告：“海盐生活垃圾发电项目停止”。

此时，微信已经是国内最流行社交平台，微博显著衰退且进行了深度转型，微信也深度进入到海盐当地的社会生活。（1）微信用户规模接近7亿，覆盖90%以上的智能手机。腾讯、网易和搜狐等公司纷纷减少对微博的投入，微博成了新浪的独角戏。在内容维度上，微博从早期关注时政话题、社会信息，转而主打基于兴趣的垂直化细分社区[14]。在经历2013年“大V的寒冬”之后，2014年大V群体发文的数量就减少了4成左右[15]。（2）海盐县经济发达，常住人口的人均生产总值为86676元，智能手机和微信的使用率较高。海盐县建立了以“海盐发布”领军的，由教育、民政、环保、旅游、交通等部门运营的30多个政务微信公众号。“海盐微距离”“海盐一家人”等私营微信公众号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微信相对于微博、论坛，在此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展示了强劲的影响力。（1）当地民众通过微信群进行动员、联络和组织，达到500人上限的微信群就有至少3个。（2）“震惊！海盐要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多篇海盐地方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阅读量达到"5万+”海盐县常住人口才不过43万。（3）“微信投票”等多样的意见表达形式被开发利用，政务微信、私营微信及时就事态发展传递教育、引导类信息。（4）与微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坛和微博的居民利用率极低。海盐最大的综合性门户网站海盐网的论坛板块中，没有一条论坛贴文（部分贴文与微信推送文章相同）的回复次数超过50，而且出现0回复贴。在新浪微博，以“海盐垃圾焚烧”为关键词，以“4月13日0时—目前”为时间段，将发帖地点限制在“浙江嘉兴”，仅得到不到100条的结果[16]。

三、论坛、微博和微信动员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

运用邻避冲突网络动员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结合上述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案例，来分析动员平台变迁对邻避冲突发展形成的影响。

（一）冲突发起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

在此维度下分析，总体而言，如表2所示：

1.意见表达

无论是出版、集会还是游行示威，意见表达或政治表达最主要的对象是政府，而非普通的公众。以让政府感受舆论压力的程度来评价，北京六里屯业主论坛坛友和宁波的新浪微博博主的反对意见可以更为便捷地进入公共视野，让政府感受到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海盐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是由于事件发生以后传统媒体的报道。相对于微博、论坛的“广场式”舆论，微信的“茶馆式”舆论更为小众和隐秘。邻避冲突动员平台从论坛、微博转移到微信，反映出一种舆论下沉的倾向。

2.宣传和串联

宣传和串联的难易程度主要由用户占地方居民的比例和媒介用户间的互动形式所决定。在2007年，地方論坛仅集中了人数较少的年轻网民，北京六里屯案例中更多的宣传、串联工作还是在线下完成的。微博博主之间较为分散，而且未必关注同一类大V。在2012年的宁波镇海，早期的抗议人群是为争取拆迁利益的附近居民，抗议冲突发生以后才发展成为微博事件。而微信使用率高，熟人用户之间互加好友非常普遍，微信群聊的建立比较容易，在2016年的海盐西塘河街道，微信朋友圈和大规模聊天群是抗议前期宣传和串联的主阵地。而且，即使在抗议事件发生后，微博和论坛的反响都极其微弱。

3.组织化

有领导、有协调、有节奏、有指挥是邻避冲突组织化的主要表现。六里屯“反建”活跃人士以网络论坛为平台，制定计划，循序渐进地向地方和更高级政府表达抗议，更在北京奥运期间同步删除所有“反建”贴文，体现高度纪律性。海盐微信群作为组织协调抗议参与人员的主要平台，地方有名望人士成为群主和领袖，并在抗议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进一步要求政府解决地方污染和释放被拘居民。相对而言，宁波事件借由微博的动员则表现出较强的自发性、无组织性，事态发展难以约束和控制。

（二）冲突扩展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

在此维度下分析，总体而言，如表3所示：

1.接收不同意见

接收不同意见主要考量网民能否通过互联网公共领域自由、理性地交换意见[17]。海盐事件的参与者，在朋友圈几乎不会听到好友对自己的反对，在群聊时，“群体极化”“沉默螺旋”现象较为明显，理性的反思很难产生。在宁波事件，微博动员随时要做好挨骂、被喷的准备，这有利于推动当事人处理问题时更为客观、理性。在业主论坛推动的六里屯事件中，同为业主的参与人并不会像在微博中那样开展激烈论辩，但也不会像在彼此关系更为紧密的微信群、朋友圈中那样沉默、附和或激愤。

2.连接社会精英

这里并不包括网下与社会精英的连接，主要是通过网络渠道获取社会精英的支持。2012年的宁波抗议活动在发展成为微博热点事件之后，受到了“微博女皇”姚晨、“微博之王”陈坤等众多明星大V的力挺。相较而言，北京六里屯反建虽然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周晋锋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的取得并非来自网络。通过地方性论坛、较为封闭的微信开展邻避冲突动员也都很难得到社会精英的关注、参与或支持。

3.嵌人更大社会运动

邻避冲突被批评为议题单一的“私民运动”而非“公民运动”，不过是为了“不建在我家后院”或争取更多拆迁款，重要原因就在于大多数邻避运动都无法嵌人环保、民主、透明政府等更大议题之中[18]。在宁波反PX事件进入微博领域之后，不少大V博主自觉将议题提升到环境保护、政企关系、基层民主建设等层面。而在海盐微信动员过程中，“要生存”“要健康”等话语框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六里屯事件中，由于早期论坛网民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因此议题相对微信而言并非十分狭窄。

（三）政府管理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

在此维度下分析，总体而言，如表4所示：

1.政府监测

对于半公开的论坛、公开的微博，政府监测舆情动态相对而言较为容易：人工和软件系统搜索都可以做到，转发量、阅读量、评论量的查看也较为便捷，核心坛友和知名博主的参与也能够被随时观测。但在海盐事件中，政府很难监测大型微信聊天群的具体数目、参与人员、聊天内容，朋友圈更是在个人隐私权的严格保护范围之内，转发什么类型的信息、信息源自何处、表达了什么观念、可以影响多少好友等都很难被监测。当然，公众号文章是公开的，可以通过搜索软件等实施监测。

2.政府审查

六里屯居民的地方论坛是在属地管理范围内的，当地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审查论坛内容的合法性并要求论坛经营者按要求采取审查措施。而新浪微博的属地管理方为北京，宁波政府为维持社会秩序，审查在邻避动员中的谣言、煽动类信息，通常需要上报浙江省网管部门，由省网管请求北京网管协助或请求中央网管要求北京网管配合。在海盐微信动员中，对个人微信监测困难的情况下，审查自然也难以进行。

3.政府引导

在宁波的微博动员当中，微博用户极度分散，网络大V对话语权掌控能力较强，官方微博的简短回应很难对网民和网络舆论形成有效引导。在海盐的微信动员中，政府引导很难渗透进入朋友圈、聊天群。而且微信“去中心化”特征更加明显，个人发表意见的“效能感”也更强。许多私营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与官微“海盐发布”的影响力相媲美，文章的阅读量都能达到5万+。而在六里屯的地方论坛动员中，政府引导相对而言较为容易：进入门槛低，人员比较集中，且有充分的机会去驳斥极端言论。

（四）平台支撑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

在此维度下分析，总体而言，如表5所示：

1.平台定位

同样为手机交友软件，微信相对于陌陌、遇见等陌生人交友平台，定位为熟人社交，更为有利于开展基于现实的邻避动员活动。而如今一家独大的新浪微博相对于搜狐、腾讯、网易的微博，当时定位在“永不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主打时政热点和走名人路线，对于邻避冲突的发酵和推动都较为有利。相对而言，地方论坛通常采取前台匿名的讨论方式，而且论坛关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邻避动员而言支撑作用一般。

2.使用条件

论坛的阅读和使用并不适合手机端的小屏幕，与PC端的密切联合限制了论坛使用的便利性，使用条件相对较高，六里屯事件的论坛动员范围也相对较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海盐事件中，伴随着智能手机性价比的提升和4G网络技术的成熟，微信这一典型的手机应用程序本身又拥有极高覆盖率，因此微信动员拥有极为便利的条件。微博很好地实现了PC端和手机端的兼容，因此，单纯从使用条件维度来分析，微博动员也较为有利。

3.管理方式

在六里屯事件中，地方论坛版主实际上发挥着“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删帖、封号权力都集中在版主方，许多论坛的衰落与版主过度限制坛友的自由表达不无关系。在海盐事件动员过程中，海盐地方论坛几乎可以说被弃用。在宁波微博动员中，包含“镇海”“PX”等关键词的信息都无法发出，宁波微博用户还被短暂地限制图片发送功能。这些都显示出微博管理对邻避动员的约束能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微信领域，朋友圈原创内容受到法律保护，聊天群中即使是群主也不具有删除内容、暂时性限制讨论的权力，在这种自治度较高的条件下，微信动员更易开展。

四、邻避冲突网络动员的发展态势

透过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对三个案例的梳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以邻避冲突网络动员为代表的我国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态势。

（一）舆论下沉：政府与民众协商互动的机会减少

互联网政治参与曾被认为是“一种立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全面的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沟通的可能性”[19]。然而，网络民主也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信息异化、信息操控的“技术之困”以及公共责任精神未能得到有效激励的“政治之困”[20]。网民在进行邻避动员时开始转向更为私密、封闭的微信，互联网舆论从“众声喧哗”转向暗流涌动。

（二）联合增强：集体行动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更大

适度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政府稀释民众政治不满和敌对情绪的重要途径。但是，互联网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动员能量，邻避信息的传递呈现出去中心化、多元化格局，网络邻避动员也有可能成为诱发公共危机的导火索[21]。我国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平台的迁移呈现出意见表达效果降低，宣传和串联更为便利，组织化程度更高，很难接收到不同意见以及监测难度较大的整体特点。由此可见，邻避危机有可能在政府更难察觉的情况下，以更快速度、更大规模和更大能量的形式爆发。

（三）议题变窄：集体行动的暂时性控制更易但深层性化解更难

在议题变窄，且更难以连接社会精英和嵌人更大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下，邻避冲突主要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为了“物质原因”（非精神原因）而参与[22]，因此“一闹就停”通常也会伴随着“一停就不闹”。从政治学意义上而言，这种邻避冲突在动员平台变迁过程中变得更加“私民化”，即使参与人数众多，“但不姓‘公，不是‘公民运动;而姓‘私”是‘私民的聚集”[18]。私民并没有关于普遍人际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的正面诉求，也不会就邻避行为进行公共推理并提出大家都可以共享的理由。私民式邻避冲突的出现，虽然代表着我国民众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社会进步，不应当以道德高调进行指责，但是这种冲突过程却无法提供破解邻避困境所必需的理解、妥协、共识与合作。

（四）管理更难：介入动员过程受限且监管更为乏力

平台的迁移对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内容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论坛、微博、微信的管理难度持续增大，尤以微信管理最为棘手。首先，微信的隐私性更强，无论是平台还是政府在监测和审查微信朋友圈和群聊方面都面临尊重隐私权的法律障碍。目前对微信的管理措施更多是针对公众号进行的。其次，微信更多采用图片、语音、视频进行互动，且用户规模远大于微博、论坛，对监管技术要求更高，监管成本也更大。再次，普通微信好友之间通常并不会发起在论坛、微博领域比较常见的“举报”“投诉，。再次，舆论引导力量难以进入微信群，且微信群主的管理权限较低、管理负担过重，要求群主承担法律责任存在争议较大。最后，地方政务微信虽然关注度较高，但因竞争激烈和缺乏互动等因素，真实的影响力有限[24]。

综上，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特殊性亟待本土化特色鲜明的理论工具去分析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着的中国互联网需要对它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历时性的动态分析，本文在这两个方面都大胆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体会到这种分析视角所具有优越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后续研究可以改进之处。第一，调试西方传统理论工具只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初级阶段，提炼和构建全新的理論分析框架才能真正有力有效地解读中国的网络社会。第二，政府、互联网企业、社会机构以及网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厘清这种交互关系的产生原因、产生方式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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