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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协商的现代启示

2018-01-22韩强

理论与现代化 2018年4期
关键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政治协商

韩强

摘要:中国传统政治协商的精神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通过朝会制度安排进行运作,表现为,“廷争”或“廷辩”。汉昭帝时期的盐铁论是规模最大的廷辩,汉宣帝召集的石渠阁会议、汉章帝召集的白虎观会议,都是利用有组织的学术活动统一思想。这些都是少数有资格的人参加的政治协商。真正的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政治协商莫定了基础。

关键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政治协商;民主协商;和平共处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4-0088-09

世界歷史中,中国是一个长期处在大国地位的国家。如果从秦汉统一算起,也有两千多年。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建设能维系这样一个大国的运转?这个制度的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认为,“和而不同”的协调精神,以及不同意见协商的制度安排是维系国家机构运转的力量。

一、“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探索精神

最早提出“和同”之辨的是周宣王时期的史伯才断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其口,刚四肢以卫其体。和六律以充其耳……和乐如一。夫和如是,和之至也。于是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于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刳同,天夺之明,将无弊,得乎?”[1]

这段话是批评周王室不听贤明有德之士的建议,专门喜欢阿谈奉承之徒,西周的衰败已经不可挽救。进一步分析,史伯的意思是:“和”才能促进事物的生长(以他平他谓之和),“同”使事物停止发展(“同则不继”)。不同事物相结合就能促进事物的旺盛,相同事物的拼凑最后只能被抛弃。所以,五行的交错就形成百物,五味的调和才有滋味,四肢协和才能身体健康,五声结合才有好听的音乐。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要选用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大臣,这样做是“务和”,使上上下下不同的等级都能和睦相处,整个国家“和乐如一”;如果一味求“同”,那就太愚蠢了。

春秋时期的晏婴在齐国曾为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卿。他对“和”与“同”的论述比史伯更深刻,提出了“相济”“相成”的概念: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遗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2]

这段话是说: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了。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协啊!”晏子说:“梁丘据也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协呢?”景公说:“和协与相同有区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差别。和协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过重就用水冲淡一下。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巨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仪,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商颂·烈祖》中说:‘还有调和的好羹汤,五味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和”“同”关系推广到人际关系和认识论,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3]141意思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绝不盲从附和;小人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处处盲从附和。孔子对“和”,是从政治见解和人际关系两方面论证的。

到了战国时代,孟子把“和”“同”关系推广到社会分工进行了全面精彩论述: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膝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膝有仓凛府库,则是厉民而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力之与?曰:‘否,以杰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膝文公上》)[4]5

战国时的农家学派许行主张所有人都要务农,君主和百姓“并耕而食”。楚国的陈相很崇拜许行,在腾国见到了孟子,引起争议,孟子说:

有差别(“物之不齐”)是天下事物的本来面貌,甚至可以相差百倍、千倍、万倍。所以社会是有分工的。农民和百工相互交换产品,大家才能生存。所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才是人生存的道理。因此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君主劳心,百姓劳力,是天下通义。

孟子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和”与“同”两个概念,但是他对“和”与“同”的关系已经上升到同一与差别的关系。同一与差别的关系又是对立统‘的,所以,儒家追求的“和”是统一,不是同一。

这里特别注意,儒家讲究“和”。反对无差别的同一,同时也注意从差别中求“同”,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3]170,他认为思想主张不同,就别在一起共事。他反对的是“同而不和”的“同”,是那种无原则的、不顾是非曲直、表面上的“同”;而主张志向一致的“同”,这实际是“求同存异”而达到“和”。

儒家经典《礼运·大同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是说“大道”通行全世界,人皆以道心相待,无论是男女老幼、长辈和子女。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老而无子者、残障疾病者,都要相亲相爱,都不要自私为己,天下没有阴谋诡诈,也没有抢盗偷窃,这就是大同世界。这个“大同世界”实际是和谐世界。由此可见,在差别中求“和而不同”;在“异”中“求同”,达到“求同存异”是中国政治精神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传统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朝会

“朝会”起源于西周,天子要向诸侯询问国内治理情况,诸侯要作详细汇报,所以诸侯朝见天子也称为“述职”。“述职”一词在西周时期就有。《孟子》中说:“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4]287“大朝会”既是周朝的礼制,也周王对诸侯的一种约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据“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主水德,以十月为岁首,“大朝会”定在新年亥月初一举行。此后,秦朝凡国家大事,如议帝号,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等,都在朝堂前殿颁布。

西汉前期沿用秦朝旧历,以十月为岁首。西汉之初,刘邦与大臣们不懂朝仪,就让秦朝旧吏叔孙通参考秦制定汉朝的“大朝会”仪式。朝会在天色微亮时由礼官引文武百官依品级进入殿门。宫殿中陈列着车骑兵卫及各色旗帜、仪物,文武百官整齊有序依次快步前行,东西向分班排列。刘邦则在一片钟鼓礼乐声中,由内侍簇拥着乘舆临朝。参加“大朝会”的人员为“……公、卿、将、大夫、百官各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见……宗室诸刘会,万人以上。”[5]汉武帝时改易正朔,“大朝会”每年正月初一举行。以后,历代沿袭。

汉代的“大朝会”中有一项“年终考计”制度,地方州郡的主要官僚官吏要带上“计簿”,到宰相府上报年度的地方政绩,称为“上计”。也就是说,你得上报一下辖区去年的农业手工业成就与财政收入,让朝廷考察地方官是否“称职”,至于“计簿”是否准确,并不重要。有时还由皇帝亲自出面“受计”,也就是直接听取汇报。所以“大朝会”注重的是仪式。唐宋明清每年也举行大朝会的仪式。

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小规模朝会。秦国的朝会还处于“廷议”阶段,是君王面前,有事说事,没事退朝。朝会没有定期,也没有形成制度。其开会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君臣共同商议,君主亲自主持,君臣共谋。二是国家有紧急情况时,君主召集关系密切、比较信任的人议事。三是朝廷一时无主的情况下,由大臣们自己发起的集议。这种情况很少有出现,秦统一六国之前,以国家间的战争与外交问题为重点。统一六国后,商议的主要内容先是帝号、尊号等,以便对整个国家的有效统治。秦始皇焚书,大臣是开过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时,根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秦朝也开过大型会议,谋划对策。总之,由于春秋战国长期的复杂环境,秦十分盛行集体开会。

汉朝确立了“集议”制度。‘集议”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晃错传》。《汉书.晃错传》称为“杂议”,《汉书·匈奴传》称为“庭议”,《史记·魏其侯传》称为“朝议”。措词有差别,实质都一样。汉朝刚建立时,沿袭了秦朝廷议制度,史书记载为“廷争”或者“廷辩”。这就是说朝会上是允许争论和辩论的。

西汉朝会分出了内外,出现了一种国家机密级别的会议。汉武帝时,朝议分为中朝和外朝。中朝(内朝)是皇帝将重大机密问题交由身边的大臣讨论,一般是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等官吏。有时,还有国家元老重臣人宫中与众朝官一同商议。外朝,又叫外廷,参与的官员就是以丞相为首的政府官员,上至三公,下至六百石的议郎、谏大夫、博士。列席会议者还有中朝官员以及特邀人士,如待诏、学者、致仕大臣等。外朝议的主持者一般是承相、御史大夫。如果一场会议特别重要,为了显示严肃性,皇帝有时也会亲临廷中裁决或主持,并规定参会人员的级别和数量,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汉昭帝时,贤良、文学参加了盐铁会议;到了东汉晚期,连太学生也参与公卿的会议。但是,经常参加集议的还是三公九卿、博士、议郎、大夫,除此之外的人参加会议,需要先报奏丞相或礼官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最大和最长的“廷争”或“廷辩”。一次是西汉的盐铁论,另一次是清末的变法。这两次政治大辩论正好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

汉武帝时期,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伤害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之士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經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之士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三、利用有组织的学术活动统一思想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产生各种学术思想。在齐国出现稷下学宫,各派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政治。儒家学者荀子还做过学长,他的学生韩非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学术中心以讨论学问的方式评论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当时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各派学者写成了《吕氏春秋》,以至西汉初年淮南王召集学者编写《淮南鸿烈》,东汉皇帝召集学者编写《白虎通义》,这都是士人参政议政的形式。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这种文化中心的形成有五次。

第一次是齐国的稷下学宫,集合了各诸侯国的大批学者,形成了全国的学术中心。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管子》一书尝试把荆楚文化、三晋文化、邹鲁文化与齐国传统文化汇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燕齐文化。《管子》书中有对老庄的“道”与“无为”思想的发挥,有对儒家礼乐仁义的论述,有对法家刑名思想的说明,有对阴阳五行思想的阐释。书中的《内业》和《心术》上、下是宋研、尹文的道家思想,实际上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融合。

第二次是秦国《吕氏春秋》的出现。相邦吕不韦召集门客多达三千人,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各家学说,大量引用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和韩非的言论加以发挥。这部书大约完成于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原来是个大商人,又在秦国作了高官,他的目的是通过著书立说,青史留名。他请人把全书抄齐,悬挂在咸阳城门,声称谁能改动一个字,赏给千金。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说,这是秦统一前夕的一次统一思想的活动(秦朝一建立就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第三次文化中心的形成是在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淮南王刘安聚集宾客方士数千人写出《淮南子》向汉王朝献书。汉初的文帝、景帝和窦太后都崇尚黄老。黄老之学的特点是:博采众家之长,把儒、墨、道、名、法、阴阳各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试图建立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体系,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淮南子·要略》说:“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变,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6]这与当时黄老之学的宗旨是一致的。淮南王刘安的封国属楚国旧地,老庄思想影响很大,楚文化倾向于歌颂自然,探索宇宙奥秘,多流行古代传说,重辞赋文采,这些特点在《淮南子》中都有明显的影响。《淮南子》在天道观方面把老庄的自然无为和宋研、尹文的精气说结合在一起,论述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在人道观方面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和法家的刑名思想结合在一起礼法并用。

第四次是东汉的石渠阁会议,也叫石渠阁奏议,是西汉宣帝刘询(算上吕后,西汉第八位皇帝)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又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汉书》中记录石渠会议最为详细的文字是《儒林传》。

第五次,是东汉白虎观会议。因为自汉武帝时,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可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汉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四、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慈禧新政的政治大讨论

清朝末期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1839年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州禁烟,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虎门滩销毁。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1842年8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二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的附件。美法两国以武力威胁清政府分别和他们签定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了侵略权益。1856年,英法两国借口修约,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强迫清政府分别与他们签定了《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两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实际上,早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長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改变了中国社会,同时也激发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从1840年到1911年,这7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变革。

龚自珍(1792-1841)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提出了“更法”的思想,他模仿今文经的“公羊三世说”把社会说成不断的三世循环变化,改变科举取士和以资格取官的制度。生活在鸦片战争期间的魏源(1704-1857)写了《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龚、魏之后。郭篙焘、薛福成、沈毓桂、冯桂芬、李鸿章、王韬、张之洞、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提出了“变道卫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学习工业、甚至某些制度。这些人大多数有出国的经历,有的担任过外交使节,有的长期在外国考察,还有的与外国人谈判过。他们回国后向朝廷做详细报告,甚至还利用上朝的时间向其他大臣介绍国外的情况,使中国能比较详细了解外国。在他们的推动下,逐步掀起了洋务运动。

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沈毓桂,1896年4月他发表了《匡时策》,其中有:“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的《议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全书4万字,对中体西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其对立的顽固派采取了全面拒绝的态度,主张“夷夏之辩”,洋务派采取开放的态度,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解决中西关系的原则,也是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思想武器。当时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究竟是要不要洋务成了热点话题。

洋务运动为1898年的戊戌变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严复对洋务运动时期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私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7]

严复的这段话是对“中体西用”论的批判,他认为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有各自的体用,所谓“中体西用”是把“体”与“用”割裂开,就像以牛之体作马之用,或以马之体作牛之用一样。他指出:西方的科学发达,关键在方法,在于用逻辑的归纳和演绎推出公理和公例。中国应该用这种方法改造中学。实际上,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宣布“新政”,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提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命李鸿章、荣禄等为督办政务大臣或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务。

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这就是“慈禧新政”,内容很广泛,从两江总督周馥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到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筹饷练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无所不包。

如果从1840年龚自珍、魏源开始公开议论变法,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慈禧新政,用了六十多年,从朝廷到民间知识分子终于统一了意见,才有了清政府的新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时间最长的政治协商。

五、从传统政治协商到现代民主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前面,我们分析了了中国传统政治协商的特点,其根本精神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种协商实际是由皇帝召集的、自上而下的少数有资格的人讨论国家大事的协商,因此这不是民主协商。真正从传统政治协商转化到现代民主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倡的,最早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5月起,边区开始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截至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各党派的政治协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大特色,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号召“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成立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二届人民政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使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并存,并且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

1982年12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政协章程(修正案),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1995年1月1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指出:“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并明确地对“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主要职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8]。

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协商民主,以协商与民为重要手段,以协商为民为价值指向,以协商惠民为显著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而言,通过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能够不断强化人民群众在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地位,特别是能够把协商民主由先前主要由精英参与的政治协商扩大到人民大众参与的社会协商和基层协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数十年的协商民主发展进程,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9]

这里,我们注意到,有学者明确指出:“协商民主这个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约瑟夫毕赛特于1980年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而我们所讲的协商民主,虽然借用了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不仅内涵有所不同,具体实践更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并完善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伟大创造。”[10]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毕赛特开始,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加入使得协商民主声势大振,两个人都在自己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协商民主。20世纪80至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破解选举(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的缺陷。他们还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即使提出制度建设方案,也大都没有付诸实践,特别是在政治协商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建立像中国那样的常设机构。因此,我们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伟大创造,不仅发展了系统的民主协商理论,而且建立健全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个机制。

还有一个事实,不仅中国在实践完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而且东南亚联盟也实现了协商民主。

六、东南亚联盟的协商民主

东南亚联盟的建立是受万隆会议精神影响的,而其中的核心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印度尼西亚总统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克·阿贡·班尤·博维塔认为:谈到万隆精神,就不能不谈中国。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1955年的亚非会议.度陷入争吵,是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钊令会议得以继续进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非会议上得到了引申和发展,被吸纳进“万隆十项原则”中,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11]。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联合提议下,29个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菲律宾也派团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而形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制定了共同纲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体现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其核心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协商一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内容是: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刁、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充满着现代民主协商的精神,也说明了中国原创的现代民主协商对国际的影響,这实际是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的创造性发展。

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4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盟成立,取代东南亚联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莱(1984年)、越南(1995年)、老挝(1997年)、缅甸(1997年)和柬埔寨(1999年)5国先后加入该组织,使东盟由最初成立时的5个成员国扩大到10个成员国。

从1967年到1997年东盟不仅在扩张,而且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在全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东盟大多数国家都把握住了这个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完善本国工业体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东盟各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出口结构多元化,增加了工业品出口比重,使对外贸易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东盟各国还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包括旅游、金融、保险服务业。成员国的经济实力逐步发展壮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东盟国家的经济,由泰铢的贬值扩散到各国,但是在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强力支援下,一两年,东盟就逐步走出危机,恢复了活力。进入21世纪东盟又取得了新的经济成就。2017年12月22日东盟10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共同签署了《吉隆坡宣言》,宣告东盟共同体成立。

如果我们把东盟与欧盟比较,就会发现:东盟的协商运行机制优于欧盟。

从1950年德、法两国牵头建立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的“煤钢联盟”,到1965年六国在比利时又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93年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2004年又有10个东欧国家同时加入欧盟。经历了50多年,这其中还有1985年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申根协定,相互开放边境。1979年形成欧洲货币单位。1998建立欧洲中央银行,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这一系列组合取得了很大成就,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却显示出欧盟运行机制的严重问题。

有学者指出:“欧盟职能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原先由成员国行使的权力向欧盟机构转移和集中。现在,国家经济职能的很大一块已转移至欧盟,剩余的那部分(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各国也必须遵守欧盟制订的总体方针。这种情况还在很大程序上延伸至许多非经济部门,甚至包括政治行动。权力向欧盟机构的这种转移与集中,于是就引出了所谓的“民主负责”问题,即这些权力的行使应对准负责和受准监督的问题。而在欧盟的体制中,民主负责的这两个方面均未得到充分发育和完善,形成了四个层面上的‘民主赤字。”

“民主赤字”的四个层是:欧洲议会并不具有西方民主政体中议会通常具有的立法权;欧洲议会的民主监督权也发育不全;理事会决策缺乏民主合法性;理事会决策缺少透明度[12]。

我们认为,造成“民主赤字”的根本原因是:欧盟陷入了逻辑上的二难推理。一方面,建立“欧洲联邦”是欧洲人的长期理想,欧盟本身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包括相互开放边境、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启动欧元、选举欧洲委员会等等,都是削弱成员国的国家权力,加强欧盟体制。但是,运行体制却是西方传统的民主方式,欧盟根本没有料到很难用西方传统民主方式进行管理。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盟采取的政治协商方式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表面看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实际却达到了“和实生物”的效果;而歐盟采取的是削弱成员国权力的方式,去异求同,结果是“同则不继”,机构庞大,效率低下。

由此可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多国关系,协商方式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参考文献:

[1]国语·周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15.

[2]左传·昭公二十年[M].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周天游.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210-211.

[6]刘安,等.淮南子集释:下卷[M].何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1439-1441.

[7]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M]//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558-559.

[8]人民政协职能:从一项到三项[N].人民政协报,2014-09-20.

[9]郭红军.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探论[J].中州学刊,2017(10).

[10]陈玉凤.政治协商、民主协商、协商民主的联系与区别来源[J].前进论坛,2015(3):34.

[11]阿纳克·阿贡·班尤·博维塔.万隆精神仍具时代意义[N].人民日报,2015-04-17.

[12]付旭丽.欧盟的运行机制所面临的问题[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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