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艳燕

[摘要]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这与中共在南昌开展的统战工作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南昌起义的统战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南昌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建为南昌起义的统战工作准备了组织基础；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南昌起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为南昌起义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党外进步人士的支持是南昌起义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 统一战线 有利条件

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统战工作，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它创造性地将统战工作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在起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1]p196-197中共在南昌起义期间的统战工作，除了朱德对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之外，还有其他要素也是值得探讨的。

一、南昌起义期间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必要性

1.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统战策略出现失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蒋介石实力迅速膨胀，其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然而，共产国际对时局估计不足，依然认为“蒋介石是摇摆于进一步发展革命与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的中间派”。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对于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要求在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对于建立直接领导的武装，中共中央也没有给以足够重视，甚至还企图用这种方式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得到缓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也认为应该对国民党妥协，担心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会树敌过多，或者吓坏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汪精卫公开发表联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文中错误估计形势，幼稚地把革命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忽视工农，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武装，既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也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直接导致大革命失败，这也是中共早期统战工作策略的一个失误。

2.南昌起义时中共的力量还相当弱小。南昌起义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爆发的。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逆转，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國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比较幼稚。在中国共产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汪精卫突然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有31万革命群众倒在血泊里，共产党员也由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不足1万人。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必须充分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开展武装斗争。

二、南昌起义期间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

1.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南昌起义的统战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四运动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各种新思潮开始在南昌广泛传播。出版进步刊物，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南昌蔚然成风，此时涌现出一大批像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黄道等具有代表性的革命青年。南昌文化书社由方志敏负责筹办，这是当时江西思想文化界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正如《南昌文化书社宣言》所说：“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居然也有‘文化之芽了！我们希望江西青年思想界，开出几朵笑眯眯的‘文化之花！我们希望这个书社能够做那知识思想的自由交通的一个工具。”南昌文化书社是当时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掩护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2]p47。此前，袁玉冰主编的刊物《新江西》，畅销全省，发行全国，影响很大。1922年初，刘和珍等创办了“觉社”和《时代之花》周刊，以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进步倾向展现在大众面前，宣传民主和科学。共青团江西区委机关刊物《红灯》，在全省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全省青年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行动指南。1924年8月，南昌黎明中学开学。该校是赵醒侬和曾天宇为掩护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阵地，学生有100多名，设有团支部。

这一时期，南昌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南昌革命青年积极投身其中，为传播革命思想，唤醒南昌民众，组织党的进步活动，团结革命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为后来发动南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2.南昌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建为南昌起义的统战工作准备了组织基础。1922年以后，赵醒侬、方志敏等先后到达南昌，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南昌人民开展革命斗争。1924年3月，赵醒侬、邓鹤鸣在上海接受中共中央关于筹建南昌地方组织的指示，赵醒侬和邓鹤鸣（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南昌团地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南昌地方组织。同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成立，赵醒侬任书记，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成立，标志着南昌人民有了党的领导，预示着南昌新的革命高潮的来临。”[2]p54中共南昌特支成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先后在南昌、九江、吉安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南昌特支改为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后发展为中共江西省委，中央指派罗亦农任书记，1926年5月党员发展到105名。时隔一年，即到1927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已经在南昌有比较健全的基层党组织，建立了官纸印刷工人支部、扬子洲农村支部、女子师范支部等；在南昌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均建有支部。南昌起义前夕，192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松柏巷女子师范学校召开，当时到会代表60多人，代表全省党员5100名党员”[2]p55。

3.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南昌起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中共江西省委的组织发动下，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工人、农民、学生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4年1月，南浔铁路工会委员会成立。同年3月，江西青年学生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这一组织是党、团组织联系广大青年和各人民团体的纽带，是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主持创办了《江西青年》周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江西青年运动。同年4月，在南昌高安会馆成立了南昌铅印工会，这是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建立的南昌第一个工会组织。此后，拣茶工会、海员工会、店员工会相继成立。endprint

同时，南昌的农民运动也得到迅猛发展。中共南昌地方组织还在南昌近郊扬子洲塔头下，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时机成熟后在扬子洲组织发动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赵醒侬、鲍建勋等在扬子洲发展熊德保、陶柱泰、熊祥莲等农运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组建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扬子洲农民协会。在赵醒侬等直接指导下，扬子洲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方志敏也常来这里与当地农运骨干商讨工作，发动贫苦农民加入农会。当地贫苦农民对赵醒侬、方志敏等怀有深厚感情，把他们视为“最好的朋友”。到1926年3月，扬子洲农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还建立了一支100多人的农民自卫武装。在这基础上，“到1926年2月，南昌县郊区多地相继成立10多个农会，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农会积极发动当地农民进行革命斗争”[2]p88。起义前夕，南昌起义部队从九江开赴南昌途经涂家埠大桥，因敌人抢先破坏了这座大桥，在中共党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下，当地铁路工人连夜抢修铁路桥，使得起义军顺利抵达南昌，南昌起义得以举行。

4.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为南昌起义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昌起义前夕，当时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反共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关系若即若离。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之后，汪精卫把持的武汉政府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号，沿长江东下，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聚集在汪精卫“东征讨蒋”的大旗下，但却各有心思。“汪精卫计划以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为讨蒋主力，顺江东下。这两支部队对汪精卫的态度不一致，只是相互利用，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由于当时武汉很困难，想找个吃饭和发展的地方。”[3]p109

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叶挺、贺龙部队，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以叶挺、贺龙部队借东征之名集中九江。唐生智当时拥兵自傲，虽然他与南京处于交战状态，但他并非出于政治信仰，一旦宁汉合流，他怕失去自己的两湖地盘；同时蒋介石也容不得唐生智的存在，想一手将其地盘夺为己有。东征讨蒋对于唐生智来说，既支持了汪精卫，又可以消灭共产党，还可以打垮蒋介石。张发奎的力量是武汉政府中最强的，但没有地盘，东征他要保存实力。在张发奎看来，占据九江南浔线可以进退自如，不必与蒋介石、唐生智冲突，可以不必打仗而直下廣东。所以当时的唐生智、张发奎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口号一个比一个强，而行动一个比一个慢。

唐生智对共产党的态度是镇压和屠杀，张发奎却是依靠和收容。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且在第二方面军中担任高级将领和政工领导，例如叶挺、高语罕、恽代英等。在南昌还驻守着另一支部队，那就是朱培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朱培德与蒋介石有矛盾，而武汉政府又刚刚委任他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势力在江西尖锐对立，朱培德想在这中间保持中立，“不反对革命，也不离开革命，一直在寻找两全之法”[4]p35。南昌起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这些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5.党外进步人士的支持是南昌起义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5]p645南昌起义前夕，江西省省长朱培德委托省民政厅厅长姜济寰代理省长之职。鉴于姜济寰在江西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一举一动对于南昌起义的进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加之他本人对革命也一直抱有积极的态度，所以中共在南昌起义时对他极力争取。当时中共党员徐特立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俩早年一同考入宁乡速成师范班，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好朋友。徐特立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

经过认真商量后，周恩来指示徐特立和林伯渠利用旧友关系，去做姜济寰的工作。姜济寰之子姜治方在《父亲姜济寰与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忆》一文中写道：“七月二十八日左右，父亲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父亲的学生郭亮，先后来看望父亲，徐并由江西大旅社迁居我家。挚友重逢，彼此非常高兴，他们彻夜长谈。徐特立晓以大义，并用大量事实说明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汪精卫之流不得人心，终将失败，只有坚定不移地跟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希望姜保持自辛亥革命以来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坚持进步，不要倒退。”经过反复考虑，姜济寰听从了徐特立和林伯渠等人的意见，毅然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据姜治方回忆，“三十日傍晚，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来找我父亲，声称有极机密的消息要报告代主席，并似有意要我避开”。但我父亲说：“有什么事就请秘书长说吧。”徐虚舟乃轻声地说：“根据可靠情报，共产党这一两天就要搞武装暴动。请代主席立即离开南昌为好。”[6]p382姜济寰说：“谢谢你，我考虑考虑吧。”徐虚舟走后，姜济寰毫不迟疑地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同你们共患难！”姜济寰的坚定态度和积极支持，进一步改变了南昌城内敌我态势，致使起义前夕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首脑机关群龙无首，无力防备，为南昌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贯穿南昌起义始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南昌起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南昌起义的胜利，统战工作功不可没，同时这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南昌人民革命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3]尹家明.南昌起义纪实[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4]黄道炫著.南昌起义深镜头[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梁发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