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恬

《悲剧的文化解析（上卷）》是刘东教授在比较美学领域的最新力作，主要探讨的是希腊悲剧的成因问题。虽然论述的是时空遥远的古希腊，但全书读来却丝毫没有外国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那种论说他人家事的隔膜感和冷漠感，相反，从整体设问到细节论证，处处可见自家文化的关切和对照，令中国读者心有戚戚。更为难能可贵的，也恰是凭借着独特的跨文化立场与比较美学的分析眼光，刘东对希腊悲剧给出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等西方大哲的独到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2000多年來笼罩在希腊悲剧及西方悲剧文化形成问题上的重重迷雾。

刘东一向反对以课题意识代替问题意识，为了研究希腊而研究希腊，绝非他的追求。他曾坦言，自己并不觉得去为希腊悲剧的千古悬案做解释，对于一位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有多么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第333页）。而晚近之所以会花费力气来重新审视“悲剧在希腊的诞生”以至专门写了一本书，实则源于他10多年来对近代中国“悲剧至上”现象的不懈反思。事实上，“西方悲剧观念的引入与近代中国的悲剧话语”正是尚在定稿中的“下卷”将要处理的主要内容。从成书出版的先后顺序看，近代中国的悲剧话语在后，希腊悲剧研究在先，但从问题意识的萌发顺序看，这本希腊悲剧研究却可以被视作“悲剧在中国的诞生”的子研究或补充研究。于是，要想准确把握作者阐释希腊悲剧时的匠心独具，就必须先从他对近代中国悲剧观念的关切入手。

由于“下卷”尚未问世，读者不妨从刘东2002年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发表的电视讲演———“悲剧在中国的诞生”中，一窥其核心的问题意识。20世纪以来，围绕着“中国有无悲剧”，国人展开了一系列话语及实践。反传统者猛烈批判“大团圆”的中国戏剧“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胡适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而鲁迅干脆将之看成“瞒和骗”的国民劣根性；同情传统的人，则去传统中拼命找寻自家的“悲剧”，王国维硬把《窦娥冤》《红楼梦》归类为“彻头彻尾的悲剧”，更有学者敷衍出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和“中国悲剧思想史”；此外，在“悲剧至上”观念的笼罩下，中国的现代文学家们也在创作实践中忙不迭地创造着“中国的悲剧”，最著名的“鲁郭茅巴老曹”就大多以“悲剧的深刻”名世……凭借着多年练就的犀利的跨文化眼光，刘东从根本上质疑了隐藏在上述话语与实践背后的设问方式。在他看来，无论是说中国有悲剧的，还是说中国无悲剧的，都不假思索地将西方悲剧（特别是作为源头的古希腊悲剧）当作了普世性和必然性的天条，认为没有它就意味着落后。即便是同情中国文化、说中国有悲剧的人，也是在用“以西格中”的穿凿比附，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无情的变形与碾压。刘东在讲演中有感而发：“如果一种文明对话的气氛是正常的，平等的，那么当时深受佛教业报观念影响的中国人，绝对就有理由感到，悲剧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施虐狂的程式，它居然要求英雄必须当着观众的面悲惨地死去———无一例外地死去；悲剧的观众也是一群非常奇怪的受虐狂的观众，他们居然掏钱买票去让好人总是没有好报”。他还敏感地觉察到，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基督教中的耶稣复活，都无不在暗示，即使在西方，悲剧也非亘古不变的真理。在刘东眼中，盛行于近代中国的这种悲剧崇拜，不仅妄断了中国的文化与戏曲，而且就连它对于西方悲剧的认识也是相当片面与武断的。

如果说15年前的这场仅40分钟的讲演，还只是异常简略、一带而过地提出了对“悲剧”迷信的质疑，那么，到了《悲剧的文化解析》中，这种质疑就必须被落实为思路清晰、论证充分、逻辑缜密的学术篇章。有意思的是，作者并没有一上来就直接对焦作为跨文化影响源头的希腊悲剧，而是“作为一种观察和对比的参照”，先在全书首章正面重估了中国固有的戏文，尤其是“大团圆”结尾的价值。在他看来，“大团圆”往往是在暴露了尖锐程度丝毫不亚于希腊悲剧的矛盾与冲突之后，通过一种“于史无征”但却“于心有本”的“想象性满足”，让蒙冤者昭雪，让作歹者遭报应，从而以一种“含悲之喜”的方式，顺应了市井心理，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如若不是舶来的悲剧话语高高在上的批判，对于讲究“哀而不伤”“悲欣交集”的中华文明来说，“始困终亨”的“大团圆”原本体现了最为正态的对于“人生在世”的中国式理解。

既然“大团圆”也可能是人生冲突的解决方式之一，那么，“主人公必得赴死”的希腊悲剧，就“不是也不应是‘普遍的文化现象”（第328页），而“只不过是特定文化脉络中的特殊文化产物”（第265页）。顺此思路，接下来的追问就该是：为何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哪怕是罪不当死或完全无辜的，都注定必得走向毁灭？甚至很多还是心甘情愿、主动配合地去慷慨赴死？如此“出人意表，不近人情”的戏剧套路，它又产生在怎样的具体语境中？

刘东结合着埃斯库罗斯悲剧《阿伽门农》中的悲剧主人公伊菲吉尼亚的故事，选择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释希腊悲剧的诞生。在他看来，希腊悲剧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乃是从源自上古的、以“活人献祭”的仪式中转化而来，而赴死的悲剧主人公正是作为祭礼的替罪羊的化身。刘东或许不是第一位提到“献祭”的希腊悲剧研究者，但却是最为笃定、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种解释的人文学者。他甚至还颇为细致地想象了从献祭到悲剧的历史发生情境：在经历了长久的驯化和教化之后，今天的我们或许会惊讶于希腊悲剧的残酷，殊不知当年悲剧被如此这般地发明出来，恰是要避免在那之前的、远远比这更加残酷的暴力———通过演戏，英雄死去，城邦的“罪孽”就如愿地带走了，不仅不必再血淋淋地杀害活人，就连用来替罪的羔羊都不必宰杀了（第255页）。

当然，活人献祭并非希腊所独有，那么，为什么恰是希腊最终发展出了这种特殊的“悲剧”形式呢？刘东用了“寸劲儿”一词来解释悲剧发生的偶然与巧合。在他看来，脱胎于活人献祭的“悲剧”套路，“不仅要产生于神话与人世之间，或者产生于‘秘索斯与‘逻各斯之间，还更要产生于正当两者的张力达到某个平衡点的时候”（第340页），“再早一点还产生不出来，再晚一点又没必要再产生出来了”（第341页）。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建基于偶然性与特殊性基础上的悲剧解释，刘东在“活人献祭”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二十四个关键词（“神话”“天人”“命运”“英雄”“冲突”“抗议”“祭礼”“竞技”“酒神”“牺牲”“迷醉”“悲恸”“城邦”“民主”“挑战”“观众”“作家”“文体”“多元”“二分”“筛选”“解释”“理论”“文化”）来全面地还原希腊悲剧的诞生语境。在他看来，唯有这些要素都缺一不可地具备，并且一起发生作用，悲剧才可能诞生。对于绵延已久的西方悲剧文化，刘东论述道，虽然古希腊悲剧的发生乃是极端的偶然与巧合，但“悲剧”一旦被发明出来，便经由不断诠释的历史而构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新的精神不断注入，旧的形式屡被激活，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似乎仍具活力的、强大而影响深远的西方悲剧文化。

在对“凡是西方就必是好的”的“悲剧至上”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刘东论证了希腊悲剧的殊别性与偶然性。而他的这种解释，也在不期然间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大哲们构成的希腊悲剧解释传统构成了某种挑战。这些西方大哲都试图用某种自洽的理论体系对“悲剧”做出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解释，因而也屡被证明只具有相对局限的解释力。刘东将这类思路概括为“从美学看文化”，而他自己要做的则是“从文化看美学”，也即“美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具体来说，“由于人类学视角在美学领域的引入，或者，由于把古代希腊甚至把整个的西方，都视作了某种特定的文化单位，就导致了观察角度上的根本变化。这种由‘人类学视角所带来的‘文化转向，反对以往那种‘从美学看文化的简单做法，因为这样去设问无异是先入为主地把作为理论体系的西方美学当成了‘普世的价值，然后再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发出评判，看看其他文明的成就是高是低、孰对孰错；与此相反，它一百八十度地转而主张‘从文化来看美学，从而干脆把‘美学这门学科本身，也看成只是为西方文化内部特有的且还产生得不无偶然的一套话语”（第318—319页）。从上面的意义看，刘东“从文化看美学”的做法不啻为一场美学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不仅反思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悲剧的盲目崇洋，而且他从本土立场出发对希腊悲剧进行的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澄清了西方人自己仍在聚讼纷纭的难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