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要突出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金民卿认为，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更多地宣传党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经过这种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能够更好地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红色文化”应规范地称为“革命文化”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潘宏认为，中国革命的底色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旗帜也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但红色仅是一种象征意义，革命文化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根”与“魂”。

应赋予新型经营主体生态职能

北京林业大学刘志博认为，应赋予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生态职能，明确新型经营主体的生态保护与宣教责任，让乡村新型经营主体既担当乡村经济发展的组织员，又担当乡村生态振兴的宣传员，统筹新型经营主体的经济目标与生态担当，培育一批带动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型的先行群体。

有效的产业扶贫应包括两个层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伍振军认为，有效的产业扶贫应包括两个层次：第一是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创造出必需的发展要素，比如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等。第二是投入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急需的发展要素，比如资金、技术等。只有贫困人口拥有了经济发展要素，并且能够投入到产业之中，让外部帮扶要素和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拥有的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才是高质量的产业扶贫。

贫困农民培训不应止于技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檀学文认为，贫困家庭的教育培训是为了减轻当代人在技能、精神和文化上的贫困，而不只是狭义的技能培训。农民教育培训应包含精神文明、文化、道德法制、观念意识和技术技能等各个方面，并实现以脱贫攻坚为契机的农村成人教育目的。

以扶持创业吸引乡村本土人才回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吴超认为，吸引乡村本土人才回流，要结合农业现代化建设，统筹各项优惠政策，制定乡村本土人才回流创业扶持计划，并从土地流转、融资担保、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创业支持。

发展农村社会组织要注意三个方面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桂华认为，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一是要立足既有的农村治理体系，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这些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关键，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二是要用好熟人社会资源，激活村庄，塑造村庄公共性。三是要借助国家政策和国家资源，通过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来提高国家资源的投入效率，做到资源下去，农民组织起来。

乡村旅游没必要给予特殊政策扶持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贺雪峰认为，国家之所以给三农以特别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是要让农业、农民、农村保底，是要解决仅靠市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目前多数地方都把支持三农的资金用于发展乡村旅游。这在事实上造成了支农资金大都倾斜于农村中本来就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发展在前面的农村。乡村旅游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政府所要做的事情是制定好规则，然后有效监管，而不是以农民增收的名义来给予特殊政策扶持。

再小农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朱占辉认为，资本化规模经营主体的退出，重新释放了村庄经济空间，我国农村出现了再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再小农化是在回归家庭经营基础上的新发展，通过种植结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专业化、机械化的经营模式，从而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