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脉耕，梁晓峰

作者单位：100037 北京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了工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的繁荣发展，也推动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饮食营养、生活方式等发生根本性改变。随之而来，居民对健康的追求也更为突出和迫切，人民健康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通过对人群疾病负担进行测量，可反映人群疾病、伤残以及危险因素的分布和水平，是评价健康状况、制定干预措施和配置卫生资源的重要依据。

作为拥有近14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疾病负担对全球疾病负担结果具有重要影响。2011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价中心（IHME）建立合作关系，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参与全球疾病负担2010（GBD2010）研究，同时Yang等[1]在《柳叶刀》发表了1990～2010年中国人群的健康模式和疾病负担。2015年中国CDC与IHME正式成立“中国疾病负担研究合作中心（CBDSCC）”，致力于长期开展中国疾病负担的科研、技术推广和政策转化工作。同年，Zhou等[2]在《柳叶刀》发表了1990～2013年中国各省疾病负担结果，首次公布了省际间死亡和期望寿命及其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性，该结果对于确定各省的循证决策优先领域至关重要，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CBDSCC联合IHME定期、及时、系统地分析梳理中国历年健康相关数据，定期更新估计中国及各省人群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期望寿命、死因模式、伤残寿命损失、危险因素暴露与归因负担等疾病负担指标，为卫生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提供数据支持。

经过广大卫生工作者与社会各界数十年的共同努力，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传染病与母婴疾病死亡率大幅下降，期望寿命显著增长。中国疾病负担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期望寿命已由1990年的67.0岁增至2016年的76.4岁，其中男性增至73.4岁，增长12.9%，而女性增至79.9岁，增长15.5%，女性增幅明显高于男性；健康期望寿命由59.8岁增至67.9岁，男性66.0岁，女性70.1岁。我国期望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部分省市如上海、北京及浙江等五个地区期望寿命超过80岁，均已到达发达国家水平。但我国仍然面临着经济转型与“多重疾病负担”，三大健康模式即人口学结构、流行病学模式和伤残模式的转变和生态及环境污染等多种矛盾及挑战[1,9]。

第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防控形势严峻。2016年我国有967万人死亡，其中传染病、母婴疾病及营养缺乏疾病占总死亡的3.5%，伤害占8.0%，慢性病引起的死亡已经高达88.5%，远高于全球结果（72.3%）[4]。以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为主的慢性病发病及死亡的快速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这不仅威胁劳动力人口健康，也是造成医疗费用持续上涨及社会经济负担加剧的重要原因。造成我国人群死亡的前五位疾病分别为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为130.9/10万，占总死亡18.5%）、缺血性心脏病（126.0/10万，17.8%）、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64.1/10万，9.1%）、肺癌（43.2/10万， 6.1%）、阿尔兹海默病（34.9/10万， 4.9%），累计占总死亡比例超过56%。

第二，居民疾病负担沉重。2016年因过早死亡导致人群寿命损失（YLL）达20 821.1万人年，排在前五位疾病依次为脑血管疾病、缺血性心脏病、道路交通伤害、肺癌及COPD。与2005年相比，缺血性心脏病、肺癌、阿尔兹海默病等的YLL数增幅较大，分别增长25.9%、17.2%和49.8%；道路交通伤害和COPD等大部分疾病的YLL数减少。非致死性疾病导致的寿命损失（YLD）达13 944.4万人年，排在前五位疾病依次为低背部、颈部疼痛，感觉器官疾病，皮肤病及抑郁症等。相比2005年，大部分疾病的YLD数出现增加，其中脑血管病、骨关节炎、感觉器官疾病等的YLD数增幅较大，分别增长61.1%、36.7%和25.8%。

第三，省际间重点慢性病负担存在差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程度不同以及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慢性病流行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如我国脑血管病和缺血性心脏病疾病负担较高的省份集中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较低；肺癌的疾病负担在东北、西南地区较高，在西北地区较低；肝癌在东部和东南部较高；胃癌在中部和西部较高；食管癌在华北、华东、西北地区较高；COPD疾病负担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糖尿病在东北、新疆、天津和海南较高；道路交通伤害在西北地区较高。

第四，多种危险因素亟待控制。2016年我国仅代谢、环境和行为三大类危险因素可解释中国人群疾病负担的44.8%。其中高盐饮食及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等在内的饮食风险因素是影响我国人群健康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其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在所有危险因素中占比最高（15.9%），其次是高血压（13.3%）、烟草（12.5%）、空气污染（9.3%）及酒精和吸毒（7.7%）。相比于2005年，高血压、酒精和吸毒、高体重指数、高胆固醇、肾脏功能受损等造成DALY的顺位有所提高，而烟草、高血糖、职业风险和营养不良的顺位出现下降。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居高不下，代谢性因素快速上升，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这些因素，未来慢性病的上升仍不可阻挡。

如何有效应对多重健康问题挑战，兼顾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和行为方式等影响健康的复杂因素，以及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降低疾病负担，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的健康相关指标，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一，以健康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健康大数据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6]47号文件中指出，要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纳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推动信息化和科技化创新。未来通过利用健康大数据资源和信息化手段，整合碎片化医疗卫生服务信息，打通数据资源共享通道，提升健康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将“政产学研用”充分融合，努力实现卫生事业发展模式以治疗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第二，以数据结果为重要决策支持。当前很多政策均基于国家及省级层面，今后应在省级疾病负担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分地市和县区的疾病负担估计，以实现在更小区域层面发现问题，对重点地区的主要慢性病管理中采用网格化管理模式，采取有针对性、个性化综合干预措施，也为提升公共卫生监测评估和决策管理能力、精准医疗技术创新发展、人才培养等提供有力支撑和服务。

第三，建立健全以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专业机构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疾病综合防控工作机制。从健康中国的高度出发，将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融入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各个领域中。政府为工作主导，建立多部门长效合作机制，把重点慢性病监测和预防控制纳入政府工作计划，作为政府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大对慢性病防控工作的投入，特别要加强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夯实基层工作基础，真正发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疾病防控方面“关口前移”的作用。同时对居民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健康，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业务范畴，更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兴衰。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以居民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为战略目标和战略行动基本依据，有效遏制相关危险因素流行和快速上升趋势，不断降低疾病负担，是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