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蓉 李威尔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曾于1968年下放农村，虽已逾半个世纪，但下放岁月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令我难以忘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8年10月，我随南昌市胜利区（1980年，东湖区、胜利区合并为东湖区）教师组成的“五七”大军被下放至抚州市乐安县农村。我带着均60多岁的母亲和婆婆，以及11岁的儿子、更年幼的三个女儿，下到乐安县谷岗公社四青大队汤山生产队落户。汤山是一个距离县城60余华里的偏远山区，四面环山，住房靠山，时有山蛇出没，环境险恶，群众生活艰苦。我在汤山日常生活中遇上“两难”：一是买米菜油盐等日用品难。一天上午8点钟，我带着儿子和大女儿越过崇山峻岭，跨过三根木头搭的桥，步行了10多华里，方到达谷岗街买日常用品。回家的路上，我和孩子们挑的挑、背的背，累了又互相交换，或者共同抬着物品，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回到家。二是上山砍柴难。家中没有燃料，每周我都要带着四个年幼的儿女爬上高山砍柴、拾柴，生活异常艰难。

1969年2月，谷岗公社分管教育的专干和四青大队党支部书记来到我家，对我说：“目前汤山小学只有欧阳老师一人任教，工作忙不开，孩子家长希望您出来教书……”我思索了片刻：家务事这么繁重，哪有时间教书？可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为了让孩子们汲取知识的养分，我不能推辞，要设法克服困难。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当教师的任务。

汤山村有些孩子不愿意上学，我常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走村串户，劝导适龄孩子上学；教室缺桌椅，我去学生家里走访，动员家长将孩子送来；教室窗户漏风，我找来木板封住，或用旧报纸糊住，挡住刺骨的寒风，让学生们安心听课。有段时间，我所教的班级有几名学生逃学，我利用晚上的时间，由大女儿陪伴，举着竹火把到这些学生家中访问。半年来，我的足迹遍布汤山村的每个角落。通过我的努力和家长们的配合，我带的两个班再也没有出现逃学现象。

1971年2月，乐安县教育局调我到县城郊石陂中学任教，担任高一（1）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

为了上好课，我常常备课到晚上11点多钟，翌日早晨又反复朗读课文、修订教案。在课堂上，除了认真细致地教学外，我会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以利于他们更快地接受知识。每日下午或晚上，我风雨无阻，到教室辅导，对一些作文当面批改，重点讲解。我的付出让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得到提高，我也因此赢得了学生和家长们的尊敬和肯定，这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与鼓励。

1973年2月，我被调回南昌市，在向荣小学任教导主任，兼任高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面对身兼三职的繁重任务，我发扬了下放时能吃苦的精神，早起晚睡，假日少休息，认真备课，上好每节课，批改好作业，抓好抓实学校教导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先后被评为区、市优秀教师及先进工作者，连续当选第一、第二届南昌市东湖区政协常委。

我想，我所取得的这些成绩与那段下放岁月是密不可分的，它锻炼了我的意志，坚定了我战胜困难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