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中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彭子益(1871-1944)，讳承祖，号子益，云南大理鹤庆人，清末民初著名白族医学家，其著作有《唯物论的系统医学》、《实验系统医学》、《系统的古中医学》、《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创立了实验系统古中医学派。彭子益在学术上重视人体阳气，认为人体阳气是生命的根本动力。因此，在临床治疗疾病时，彭子益注重扶阳。尤其在儿科方面，对很多医书中所载小儿生理“乃纯阳之体”、病理“热多冷少”、治疗“肆用苦寒克伐之药”进行了强力批判，提出治疗小儿疾病要注重温补阳气。

1 顾护脾胃，慎用寒凉克伐

自古以来，小儿疾病的治疗就很注重调护脾胃。早在《诸病源候论》中，巢元方就指出了小儿脾胃生理病理特点，对大量的小儿脾胃病进行了证候病因病机的论述。儿科专家钱乙对小儿脾胃与发病、脾胃的病理、脾胃的病证，及治疗方药作了详细系统的总结。脾胃大家李东垣在钱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将脾胃在发病中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注重升阳。彭子益学习李东垣的学术思想，非常重视脾胃。如彭子益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阴阳》中说“中气者，生物之生命也。”[1]2对于小儿疾病，彭子益认为乃“本气自病”。认为很多疾病的病机是中虚，大量疾病可以通过调补脾胃来治疗，用药“切忌寒凉药发散消导药，误用即成大病。”[1]63并总结出了“中虚为脉法的提纲，用平和之药为用药的提纲也。小儿脉数，即是中虚。”[1]64正是因为彭子益对于脾胃的重视，才能够总结出数脉为中虚之脉，并且提出中虚是脉法的纲领。

彭子益在临床治疗儿科疾病中，注重顾护脾胃，往往事半功倍。小儿停食不泻时，若日期尚浅，彭子益认为不可随意用下法治疗，只宜消食润血外加白糖以养中即愈；若日久积深，“腹必胀满，按之觉痛”[1]66，实无他法，非下不可，才可使用下法，此时，除用大黄来泻下之外，一定要加附片以去大黄寒凉之性，仅取其泻下之用，以使小儿脾胃不伤。彭子益认为“小儿小便短赤非热短者，中虚土湿，木气下陷，不能疏泄故短。赤者，中虚土湿，木火下陷，木火下陷故赤。木火下陷，中气遂寒。运动停滞”[1]65，若不调补脾胃，则运动停滞，相火不降，必发热，则病情加重。小儿面红身痒，彭子益认为乃中气不足，阳气浮越于外所致，“若误认为火而用凉药，即成大祸。”[1]71因本就属阴盛格阳于外，再用寒凉之品，则寒愈盛，阳气越发浮越，阳气一散，则命不保矣！此时，应补中气以回阳气，红自退痒自止。

在儿科许多疾病的治疗中，彭子益有感于“世之用钩藤、蝉蜕以治小儿病者甚多，钩藤苦寒，极败胃气，蝉蜕通肺破血，其力不小。如此之类，相习不察，小儿受害多矣”[1]85，彭子益将许多世人采用寒凉攻伐之法误治的疾病，在保护脾胃阳气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更好的治法，使儿科疾病治疗有了新思路。

2 小儿稚阳，多须温补

由于小儿还未发育完全，相比于成年人，自有其独特的一些生理病理特点。“纯阳”即是小儿的生理特点之一。对于“纯阳”，不同医家有不同的理解，但把“纯阳”理解为阳热旺盛，则错误地指导了儿科疾病的治疗，贻害无穷。如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说“小儿纯阳之体，最宜清凉”。纪昀等在《小儿药证直诀·四库提要》中说“小儿纯阳，无须益火”。在临床上，由于小儿脏腑娇嫩，故邪气易盛，精气易夺，易于虚实，脾虚则不受寒温，服温则热，服寒则冷，小儿疾病确实易于热化，但同时也容易寒化，而有些医家只看到小儿疾病易于热化一点，从其病机推断，误认为小儿“纯阳”是指阳热旺盛，过于片面。小儿患病果真有邪热消烁真阴，导致火亢阴弱的一面，也有因禀赋不足，或久病正伤，出现既有真阴不足，又有元阳衰惫之症[2]。钱乙认为“纯阳”指小儿阳气细弱，其实与稚阳相近。彭子益认为“小儿乃稚阳体也，中和之至，然后成胎也。”[1]65继承了钱乙对“纯阳”的理解，将“纯阳”认为是“稚阳”。并且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五行》篇中彭子益说“生物的生命，全是太阳射到地面的热所产生。”[1]4在治疗疾病中，注重温补小儿稚嫩之阳气。彭子益在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记载的治法方药基础上，对许多疾病的治疗转用温阳之法，或补充其未提到的运用温阳之法的证候，收到很好临床疗效。其言“中医书之错误最大，杀人最多，甘心相沿，不求改错，莫如小儿方书。其言曰，小儿是纯阳体，出疹是胃热，出痘是胎毒。将小儿脆弱之躯，认为纯阳胃热胎毒，于是肆用苦寒克伐之药，以治小儿之病。按全国估计，每年小儿麻疹之死于升麻、葛根、芍药、犀角、黄连等药者，已不止数千万之数。”[1]63就是对滥用寒凉的警示。

在儿科疾病诊疗中，彭子益擅用温阳之法，收效甚多，可谓前无古人。在治疗耳流脓时，彭子益认为耳流脓、耳心痛、脓清乃肾气虚胆经不降之故，治疗应用桂附地黄丸煎服，或用韭菜汁滴耳内，亦能降胆经之火。脓稠亦不可用清凉之法，而使用调补中气之法。使用清凉之法时，“必小儿体气充足，大便三日一行，面无浮红之色。”[1]71在目病治疗中，“医家见红，便用凉药，不论中寒与否，将目病治重，皆不知有用干姜的原则之故。”[1]72然彭子益治目病，目珠红痛，要以脉为辩证依据，“脉轻按盛，重按微，此为中寒心热。方用干姜五分，炒栀仁五分。干姜以温中寒，栀仁以清心热。”[1]71只有脉轻按少重按强，且现滞涩之象时，才可用栀仁、金银花、薄荷、荆芥、木通来治疗。就算是气实热实脉实的热证，栀花一方多服即效，不可误服黄连、石膏等物。除此之外，对于《小儿要证直诀》中记载的一些疾病的治疗，彭子益提出了不同之治法，还补充了其未提到的运用温阳之法的证候。对于疹病，钱乙认为“小儿在胎十月，食五脏血秽，生下则其毒当出。”[3]将疹归属于不同脏腑进行治疗。但彭子益仅将疹分为疏泄正常和疏泄不及。疏泄不及时，表现为疹出成片，疹出即回，或疹闷不出，小便短少。此时病机总属肝肾阳气虚衰，只需巴戟天四豆饮温补肝肾即愈。若疹出已退，已不发热，但面色晦暗，神疲食少，此为肝脾之阳未复，亦用巴戟天四豆饮回肝脾之阳。又如咳嗽的治疗，《小儿要证直诀》中未提到虚劳咳嗽的证型，彭子益补充之，认为可服五味子干姜细辛汤温肺敛肺。

彭子益指出有些医书存在的问题，并将温补阳气灵活运用于儿科各种疾病而收效，提出了前人未提出的治疗方药，推动了儿科疾病的诊疗发展。

3 时令扶阳心法

彭子益非常注重天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人的个体，即是造化个体的遗传”[1]2，此处造化即宇宙之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着“天人相应”的思想，彭子益继承这种思想，并且将其在中医学中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认为“中医学，乃人身一小宇宙之学。得着宇宙，自然得着中医”[1]1。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彭子益临床用药注重结合时令，尤其重视阳气与时令的关系。在易耗散阳气的时令，会酌加温阳之品，以顾护人体阳气，使人体阳气充足，治疗疾病的同时，防止变生他病。

在儿科疾病的治疗中，处处体现其时令扶阳的思想。在治疗以泻出不自知，不渴，脉见左右均弱，小便时利时不利为主要表现的冬至小寒之间的小儿泄泻时，除使用培土以平木之疏泄太过之外，因冬至小寒之间，木气升发，肝疏泄加强，会损耗肝阳，所以还需酌加补肝阳之品。对于虫痛的治疗，彭子益分季节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春夏之时，只可以乌梅、花椒养虫；秋冬则可用生白芍、生甘草以清肝热，或用使君子下虫。因为春夏之时，肝气疏泄，阳气易耗散，若再清之下之，损伤阳气，则病危；秋冬之时，阳气归于水中，水中阳气大增，可使木气生热，阳多故可清之下之。

彭子益时令扶阳思想对临床预防变生他病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况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临床用药稍有不慎则极易变生他病，而用药考虑周全则可事半功倍。

4 小结

彭子益注重人体阳气，在临床治疗儿科疾病中擅用扶阳治法。其对一些小儿医书中关于小儿多热的论述提出批评，认为这些记载使医者滥用寒凉克伐之品，戕害人命。彭子益认为小儿乃“稚阳之体”，临床需顾护脾胃、注重温阳。除此之外，彭子益还提出时令扶阳的思想，将儿科疾病的扶阳治疗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