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政

摘 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正处在演变和重构之中，各城市的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不尽相同。不同城市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明确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的共性和个性，而且有助于发现城市空间演化的规律。天津和北京同处中国北方，而且十分邻近，城市性质和发展过程却不同，对二者的社会空间演化进行比较研究有基础也有意义。

关键词：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

1 均质化特征的社会空间形态

1.1 天津的均质混合社会空间

多种功能区混合和居住空间均质化是天津社会空间形态的两个基本特点。总体上说，天津的社会空间包括中心区和外围圈层两个生态区域。中心区由老城区拓展而来，保留了原有的政治和商业生态；居住区几乎原封不动，工业搬迁出去，同时又把这里规划为全市的政治中心。随着单位制的兴盛，中心区的居住功能更加突出。“一五”时期，天津市在城区外围开辟出陈塘庄—土城工业区，使得天津市的工业分布趋向集中。“二五”时期，天津在中心区外围拓展出东南郊、陈塘庄、天拖、白庙、北仓、铁东、新开河、北站外、西站西等10个工业区。此后逐渐形成了与上述工业区相配套的生活居住区。生活居住区与工业区相互交融嵌入，形成了多种功能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

虽然居住区在空间上分散分布，但是居住空间呈现均质化状态。在单位制主导下，居住区的住房建设大多选址在单位附近。从而方便将单位职工的居住生活功能和工作单位结合起来。从全市社会空间的分布来看，居住区因单位的分散而呈现均质化的分布特征。而单位的分布主要是一种计划和规划安排。因此，在单位制下，经济因素并不是主导居住区分布的主要原因。居住区的空间分布主要基于单位的空间分布而形成。从居民的收入状况来看，各个居住区之间的居民收入状况并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层差异。居住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状况因而也呈现出均质化的特征。建筑风格和建筑质量基本趋同，居民的收入也相差甚小。社会空间形态总体上呈现出均质化特征。

1.2 北京的均质混合社会空间

解放后，全国的大城市都由国家统一规划了发展的方向和战略。作为首都城市的北京，也实现从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变。1953-1957年，北京在老城区外围集中建设制造业，形成与老城区相毗邻的新建成区。1958年北京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决定，在北京的近郊区设置了酒仙桥、东坝、定福庄、堡头、南苑、丰台、石景山、西苑、清河、沙河、黄村和良乡等12个工业—居住分散组团。从此，北京城市围绕这12个分散组团模式发展。新的工业空间结构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多数“老北京人”仍然居住在老的内城区，而“新北京人”大多居住在新建成区。城市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围绕老城区向外扩展，教育和研究区主要集中在中关村地区。整个城市沿辐射状主要道路向城市边缘区的近郊区外向蔓延。

在北京的其他區域也逐渐形成一个个单位大院。从1953起，北京的单位大院开始大规模形成。众多国家党政机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军事单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单位大院。国家根据各单位的规模、行政级别等因素划拨土地，单位将土地围成封闭的院落，并且在院内自行设计和建设，形成兼具工作和生活功能的单位大院。工作-居住组团和单位大院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均质混合生态模式。冯健等人做的1982年北京城都市区社会空间的研究表明：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相对简单，社会区类型包括人口密集区、工人居住区、知识分子聚居区、机关干部居住区、农业人口居住区和煤矿工人居住区，存在一定的职业空间分异现象。这种职业分异是在单位居住的基础上形成的，每个单位的职工集中居住在单位大院或家属区，而同行业的单位在空间上类聚，因此形成了明显的不同职业人口的集中居住区。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各种职业的收入差异较小，而且同一单位的职工不分职务收入级别居住在同一区域。

2 正在趋同的社会空间

2.1 天津的同心圆社会空间形态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经济因素会成为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形成的主导力量。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分布就是基于空间利益的分化而形塑的。天津的中心商业区居住着大量高收入群体，同时在一些老旧社区夹杂着一部分普通居民；与中心商业区毗邻的传统工业区居民多为中等收入群体；再向外围延伸的城乡结合部，则是大量低收入群体和进城务工人员的聚居区。整体来看，天津居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状况呈现同心圆式的分布形态。越是靠近中心城区的居住区，经济状况越好。中心商业区的居住与商业功能相互结合；在中心商业区外围，西南部文教旅游业与住区混合。其他地方的居住区和工业区混合在一起。再往外看，则是一些新建的工业区和居民社区，生产和居住区两种功能混合在一起。 “天津市区人口以旧城区为中心分布于众多的居住区，在中环线内，居住用地较大范围地集中于京山铁路以南，存在着与工商用地的混杂现象，在中环线外，居住用地大多与工业区仓储区相间分布。总的说来，居住用地均质度高，是天津市区建成区中占地比重最高的用地类型。”中心地区区位最好，房价也最高，居住的主要是高收入阶层。“由于中心商务区功能的强化，促进了中心地区向外扩张，使原先中心商务区周围居住环境条件较差的居住地区，也逐步通过旧城改造转化为高收入阶层居住地带。” 近年来，随着房价的步步攀升，中心城区拆迁改造的速度逐渐放缓，一部分高收入群体为改善居住环境，开始向外围居住条件较好的居住区迁移。使得天津社会空间形态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

2.2 北京的扇形与同心圆组合生态模式

从总体上看，北京市的居住从内向外可以分为三层：中心区以工薪阶层中等收入居民为主。近郊区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比较集中，流动人口最这里的一些废弃的村庄集聚，正在形成新的贫民窟。近郊区还分散分布着高收入居住区。远郊的昌平、顺义等区高收入居民集中，是北京高级别墅的主要分布区。在同心圆的基础上又分化为不同的扇形区域。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老城区，主要分布在城区中东部；紧靠中心城区的是知识阶层及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集中在紧邻中心城区以北、以西两块区域；在城区的边缘和近郊新近形成大量大规模的聚居区。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区，主要集中在围绕中心区不远的近郊区。 研究者冯健认为北京都市区是扇形、同心圆和多核心组合模式。多核心是由远郊城镇形成的，如果除去远郊城镇，只分析北京市，那么北京就是扇形与同心圆组合模式。中心城区集合了政治、经济、商业和居住功能。外围分布着大量白领群体和少数民族人群。城郊和近郊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聚居地。些圈层构成了同心圆，而各种社会区的局部形态多呈现出扇状的结构，如知识阶层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区等。endprint

3 当代社会空间的演变机制

3.1 土地和住房市场化导致区位差异形成

经济因素，尤其是土地因素始终是决定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的主导力量。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把过去无偿无限期使用改为有偿有限期使用，盘活了土地资源，逐步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土地转让和交易市场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使得城市空间形态与居民的收入与财富状况进一步契合。区位优劣与收入高低相适应。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分布从而呈现出社会分层上的分布差异。中心城区集合了大量优质资源，吸引了大部分高收入群体居住；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心城区外围聚集；中低收入群体则在边缘和城郊大量聚集。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北京和天津先后取消了福利性的实物分房制度，实行货币分房制度。市场原则最终在城市住房资源分配中占据了决定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出台了许多新的住房改革政策：一是城市住房市场化、货币化改革；二是投资利益主体多元化策略；三是逐步放开住房二级市场，延长住宅消费链，鼓励住宅的梯级消费。”[22]城市的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原则下根据价格信号最终以住房的形式在居民中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因而城市的居住空间形态最终也根据居民的经济状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天津的同心圆社会空间形态和北京的社会空间组合模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3.2 居民的收入和社会财富状况成为社会空间竞争的基本条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连年大幅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我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21810元，增长63倍多。2008-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居民的收入状况与住房需求紧密关联。不同的收入状况对应着不同的消费能力。居民的购房能力与其收入状况直接相关。换言之，高收入阶层购买高档住宅，中等收入阶层购买中档住宅，而低收入阶层购买低档住宅；居住质量、居住面积和居住环境因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状况不同而呈现社会分层上的差异。居住需求属于刚性需求，而且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因此，大多数居民的购房时大多根据收入和财富状况进行理性选择。收入与房价相对应，而房价与区位相匹配。最终整个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布与全体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状况紧密联系了起来。

3.3 生态竞争导致社会空间变迁

总体而言，城市的优质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区。中心城区集中了城市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资源。而中心城区外围一般交通较为便利。城郊和近郊虽然远离中心城区，但房价也因此比较低廉。居民根据自身的收入状况和需求喜好选择不同的区位和地段购买住房。不同收入群体根据居住环境、教育资源和交通状况选择不同的区域居住。天津市居民的居住意向调查表明，“有54.7%的居民愿意迁往市中心周围地区居住，因为这里既能避免城市的噪声和空气污染等，又能享受交通、生活娱乐设施等便利性。选择愿意在市区边缘地区居住的占21.8%，并且主要是较高收入者；而对迁往近郊区和郊区农村居住则不感兴趣，分别仅占4.4%和0.9%。这既反映城市中心区与郊区在就业机会、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也受到居民居住模式传统观念的影响” 。天津的同心圆生态模式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功能区分布上，而且也体现在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布形态上。城市的功能区分布主要基于城市历史和城市规划而形成，结构相对比较稳定；而城市的社会空间形态则主要根据居民的收入和社会财富状况而形塑。因此，微观上，城市住房根据市场交易和流通状况不断变化，在宏观上，城市的社会空间心态也呈现稳定的状态。

北京的同心圆与扇形组合生态模式受到历史文化因素、城市规划、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影响。历史上形成的居住区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如中心的四合院依然保留，第二层还存在着大量的单位居住区。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市场化和货币分房制度条件下，城市区位的价格差异产生，不同收入阶层选择了并正在选择相应的区位。距离中心商业区越近，居住者的收入阶层越高。最高收入阶层拥有小汽车，又不用每日上下班，居住在城市外围的别墅区。历史文化因素、城市规划和生态竞争共同导致同心圆基础上出现了扇形区。北京正处在剧烈变动的生态过程中。

总之，在北京的城市生态模式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主导因素不同。近代以前，社会等级是形成城市生态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政治等级决定了社会等级，因而从皇城中心向外社会等级由高到低分布。鸦片战争以后，政治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上升为主导因素，商业发展和西方的建筑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生态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规划和单位制是城市生态模式的决定因素，北京形成了以单位聚居的均质混合生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旧城改造、城市规划、住房市场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城市生态模式正在向同心圆和扇形组合生态模式转变。

4 结论

上文比较天津与北京的社会空间及其形成机制，描述了二者社会空间演变的个性和共性，从中可以概括出三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社会变迁是决定社会空间演化的最主要的力量。天津和北京的每一次社会空间形态转换都是在社会制度或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社会变迁打破了旧社会空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造就了塑造新的社会空间的因素，从而促使新的社会空间逐步形成。

第二，历史文化因素对社会空间演化的影响是长期的、持续的。天津同北京一样，虽然每次转变都是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形态代替了旧的社会空间形态，但是每个新的社会空间保留了原有的社会空间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成为新的社会空间的构成部分，对新的模式有着明显的影响。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也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空间，城市处在相同的动力机制下，形成不同的空间，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文化不同。天津的租界地带和北京的风水宝地都是历史文化的结果。

第三，未来的城市社会空间及其决定因素趋同化。当代天津和北京的城市空间大同小异，大同是共同的形成机制决定的，小异主要是历史因素决定的。城市规划、生态竞争在未来成为社会空间形成的支配因素，历史因素随着城市更新逐渐消弱，因此城市社会空间将趋同。endprint